1991年12月25日,在克裏姆林宮上空飄揚的蘇聯國旗頹然跌落,三色旗隨後升起。蘇共亡黨(dang) 是20世紀世界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最慘痛的曆史教訓，蘇聯在沒有外敵入侵和自然災難的情況下頃刻土崩瓦解，“紅旗落地”鑄就了一個(ge) 大國的苦難，也留下了巨大的曆史謎團。認真總結蘇共亡黨(dang) 、蘇聯解體(ti) 的曆史教訓，銘記20世紀遺留下的這一沉痛的政治遺產(chan) ，對於(yu) 世界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重新走向複興(xing) ，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yi) 。

 

　　對話人

 

　　梁 柱 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教授

 

　　吳恩遠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社會(hui) 主義(yi) 研究中心副主任

 

　　曹長盛 北京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教授

 

　　安啟念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戈爾巴喬(qiao) 夫說，在他上台之際，國內(nei) 並不存在特別尖銳的矛盾，國際上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消滅蘇聯。他承認，蘇聯垮台完全是由於(yu) 改革者自身的錯誤造成的。

 

　　吳恩遠：在蘇聯解體(ti) 20餘(yu) 年之際，人們(men) 對蘇共亡黨(dang) 、蘇聯解體(ti) 的主要原因分析仍然存在較大分歧，其焦點在於(yu) ，一些人堅持認為(wei) 存在70餘(yu) 年的蘇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或稱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等）“由於(yu) 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是導致蘇聯解體(ti) 的主因；戈爾巴喬(qiao) 夫的責任僅(jin) 僅(jin) 是次要因素。

 

　　毫無疑問，蘇聯模式存在重大弊端：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體(ti) 製嚴(yan) 重束縛了人民群眾(zhong) 的參政議政積極性；單一經濟結構和管理體(ti) 製極大消融了企業(ye) 改革創新能力和生產(chan) 活力；思想領域的保守、僵化和教條主義(yi) 使馬克思主義(yi) 發展喪(sang) 失生命力……不改革、不克服自身弊端就沒有出路。然而，實際上任何體(ti) 製、任何模式如果不發展、不變革都會(hui) 沒有出路。“蘇聯體(ti) 製弊端”與(yu) “蘇聯解體(ti) ”之間並無必然邏輯聯係，關(guan) 鍵在於(yu) 蘇聯模式能否發揚成績糾正錯誤。

 

　　任何事物自身都存在“肯定”和“否定”兩(liang) 種因素，當時的蘇聯體(ti) 製同樣還有巨大優(you) 勢的一麵。由經濟學家阿巴爾金主編、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出版的《蘇聯經濟史》是重新評價(jia) 蘇聯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權威著作。該書(shu) 沒有回避蘇聯體(ti) 製的弊端，但同時指出：“毫無爭(zheng) 議，蘇聯在自己的存在時期在經濟發展速度上沒有落後於(yu) 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蘇聯在經濟和軍(jun) 事政治範疇成為(wei) 世界第二強國，在航天、核能方麵成為(wei) 第一大國。它發展了自己的能源經濟潛能，建立了結構最發達的統一的能源體(ti) 製。蘇聯的基礎科學、教育體(ti) 製和幹部培養(yang) 體(ti) 製客觀上被認為(wei) 是世界上最好的”。該書(shu) 得出結論：“蘇聯社會(hui) 體(ti) 製、蘇聯模式的垮台不是必然的”。

 

　　這不僅(jin) 是俄羅斯權威經濟學家的觀點。蘇聯解體(ti) 後的多次俄羅斯民意調查表明：70%以上的俄羅斯人認為(wei) 蘇聯解體(ti) 不存在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防止的。甚至戈爾巴喬(qiao) 夫本人也不認可“蘇聯體(ti) 製弊端導致蘇聯解體(ti) ”的觀點。2010年3月27日，戈爾巴喬(qiao) 夫說，在他上台之際，國內(nei) 並不存在特別尖銳的矛盾，國際上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消滅蘇聯。他承認，蘇聯垮台完全是由於(yu) 改革者自身的錯誤造成的。

 

　　安啟念：蘇共亡黨(dang) 的根本原因在於(yu) 它未能成功地進行改革，這是全部問題的關(guan) 鍵。赫魯曉夫最先發動改革，但他為(wei) 人魯莽，改革過於(yu) 隨意，準備不足，不講策略，很快失敗。勃列日涅夫反對改革，因循守舊，失去了改革斯大林模式、創新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曆史機遇，使各種問題不斷積累，日益嚴(yan) 重。戈爾巴喬(qiao) 夫的改革執行了錯誤的方針，導致國家解體(ti) ，共產(chan) 黨(dang) 下台。曆史地看，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要麽(me) 反對改革，要麽(me) 沿著錯誤的方向改革。在蘇共亡黨(dang) 的問題上，應當負責任的不僅(jin) 是戈爾巴喬(qiao) 夫，還有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以及那些反對改革的人。

 

　　黨(dang) 的指導思想改變，放棄馬克思主義(yi) 一元化指導地位，放任意識形態多元化，理想信念缺失，是蘇共覆亡至關(guan) 重要的原因。

 

　　梁柱：應當肯定，蘇共亡黨(dang) 、蘇聯解體(ti) 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綜合的，有曆史和現實的、國內(nei) 和國際的，有政治、經濟、思想和民族的多種因素，但其中起決(jue) 定作用的，是戈爾巴喬(qiao) 夫為(wei) 首的蘇共中央在改革的名義(yi) 下推行一條自我否定、自我醜(chou) 化的機會(hui) 主義(yi) 路線，是錯誤的指導思想促使了曆史悲劇的發生。值得指出的是，這時中蘇兩(liang) 黨(dang) 都在進行改革卻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有人把它歸結為(wei) 激進和漸進兩(liang) 種不同改革方式使然，這是隻看表麵現象而掩蓋了本質問題，沒有說到點子上；這種不同的發展方向，根本原因在於(yu) 改革的不同指導思想，隻有這樣，才能揭示事物的本來麵目，從(cong) 而獲得對曆史的規律性認識。

 

　　曹長盛：黨(dang) 的指導思想改變，放棄馬克思主義(yi) 一元化指導地位，放任意識形態多元化，理想信念缺失，是蘇共覆亡至關(guan) 重要的原因。蘇共在指導思想問題上，經曆了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yi) ，到基本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再到背離和背棄馬克思主義(yi) 的曲折過程。在背棄馬克思主義(yi) 、放棄馬克思主義(yi) 一元化指導地位後，蘇共即遭致覆亡。

 

　　1985年3月，戈爾巴喬(qiao) 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shu) 記後不久就鼓吹“多元論”，否定馬克思主義(yi) 的一元化指導地位，使蘇共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1988年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hui) 議上他又把“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論”並列為(wei) 三個(ge) “革命性創議”，稱“多元論”是“民主化”、“公開性”發展邏輯的歸宿。1990年2月他又強調實行“多元論”要“堅決(jue) 摒棄對其它觀點與(yu) 思想的意識形態限製”，要反對“精神壟斷”。這樣，他逐步主張放棄馬克思主義(yi) 對黨(dang) 的指導地位，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自由化，放棄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yi) 和反馬克思主義(yi) 思潮的限製和鬥爭(zheng) 。隨之，於(yu) 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綱領聲明和新黨(dang) 章，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確定為(wei) 黨(dang) 的指導思想、確定為(wei) 黨(dang) 的“理想”和“奮鬥目標”。

 

　　正是在“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鼓吹下，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指導下，蘇共推行“改革”。在政治體(ti) 製方麵，先是把權力中心從(cong) 黨(dang) 轉移到蘇維埃，取消黨(dang) 對國家機關(guan) 、社會(hui) 團體(ti) 的直接領導。1990年3月，蘇聯人代會(hui) 修改憲法第6條，正式取消黨(dang) 的法定領導地位，確定實行三權分立的議會(hui) 民主製、多黨(dang) 製和總統製。在經濟體(ti) 製方麵，推行新自由主義(yi) 方針，使經濟改革向著以私有製為(wei) 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轉變。在意識形態領域，讓抽象的人道主義(yi) 、曆史虛無主義(yi) 和文學自由批判主義(yi) 等泛濫一時，大肆製造了反共反社會(hui) 主義(yi) 輿論。這樣，由於(yu) “多元論”、“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推行，蘇共的指導思想和政治經濟路線的改變，使黨(dang) 在思想上、組織上一片混亂(luan) ；多黨(dang) 製的推行，導致政治反對派勢力迅速擴大，逐漸與(yu) 蘇共中央分庭抗爭(zheng) ；經濟改革無任何成效，國家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社會(hui) 矛盾加深和民族衝(chong) 突不斷，民族分裂主義(yi) 上漲，導致號稱擁有2000萬(wan) 黨(dang) 員的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最終垮台覆亡，為(wei) 世界各國共產(chan) 黨(dang) 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拋棄列寧時期就一直實行的蘇共民主集中製的組織路線，這就助長了黨(dang) 內(nei) 派別活動，弱化了蘇共基層組織作用，喪(sang) 失了蘇共領導下的工會(hui) 、共青團等群眾(zhong) 組織的支持。

 

　　吳恩遠：戈爾巴喬(qiao) 夫等蘇共領導人在政治、經濟、思想意識形態、民族政策、對外關(guan) 係等各個(ge) 領域中犯下的一係列錯誤及其本身素質等綜合因素導致了蘇聯解體(ti) 。其中最為(wei) 主要的錯誤是削弱、放棄了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

 

　　蘇共推行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路線，其實質是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價(jia) 值觀，主張“全人類利益高於(yu) 階級利益”，否定通過階級鬥爭(zheng) 方式和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奮鬥目標。正如美國末任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指出：“蘇聯領導人願意拋棄階級鬥爭(zheng) 觀念，那麽(me) 他們(men) 是否繼續稱他們(men) 的指導思想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也就無關(guan) 緊要了，這已是一個(ge) 在別樣的社會(hui) 裏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yi) ’。這個(ge) 別樣的社會(hui) 則是我們(men) 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hui) 。”帶來的後果是蘇共提出根本改變政治體(ti) 製，全盤否定蘇聯曆史，與(yu) 過去社會(hui) 製度決(jue) 裂；修改憲法，放棄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地位，這就為(wei) 蘇聯解體(ti) 奠定了政治基礎。

 

　　戈爾巴喬(qiao) 夫在思想上放棄了蘇共馬克思主義(yi) 的指導地位，取消了蘇共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的奮鬥目標，導致社會(hui) 思想混亂(luan) ，改革失去理論基礎和前進方向。蘇共反對馬克思主義(yi) 的“精神壟斷”，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全麵推行資產(chan) 階級三權分立的意識形態，為(wei) 蘇聯實行多黨(dang) 製、議會(hui) 民主製的社會(hui) 轉型奠定了思想基礎。

 

　　戈爾巴喬(qiao) 夫拋棄了列寧時期就一直實行的蘇共民主集中製的組織路線，這就助長了黨(dang) 內(nei) 派別活動，弱化了蘇共基層組織作用，喪(sang) 失了蘇共領導下的工會(hui) 、共青團等群眾(zhong) 組織的支持。更為(wei) 重要的是解除了聯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國“民主集中”的聯係準則，助長了民族分裂主義(yi) 和離心傾(qing) 向。

 

　　政治、思想、組織路線的正確與(yu) 否，是決(jue) 定黨(dang) 領導地位成敗的關(guan) 鍵。戈爾巴喬(qiao) 夫由於(yu) 全麵推行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總路線，全盤否定由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蘇共對蘇聯社會(hui) 的領導，其後果正如俄羅斯最新出版的《俄羅斯曆史（1900—1945）》（教師參考書(shu) ）寫(xie) 道：“戈爾巴喬(qiao) 夫沒有連續性的、不夠深思熟慮的經濟政策，不但沒有實現社會(hui) 經濟的加速發展，反而導致生產(chan) 下降、國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眾(zhong) 對黨(dang) 的領導人的不滿。”當此之時，蘇共亡黨(dang) 、蘇聯解體(ti) 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民主與(yu) 人道實現到什麽(me) 程度、以什麽(me) 方式實現，不能由人的主觀願望決(jue) 定，而由一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統以及社會(hui) 發展程度決(jue) 定。戈爾巴喬(qiao) 夫不懂得這一點，導致改革翻了車，以失敗告終。

 

　　安啟念：蘇共反對改革的人和實行改革的人在思想路線上都是錯誤的。反對改革的人是教條主義(yi) 者，不懂辯證法，不知道與(yu) 時俱進，把斯大林模式與(yu) 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完全畫上等號，無視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在經濟發展和思想領域出現的問題，延誤了時機，敗壞了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以及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的形象。戈爾巴喬(qiao) 夫不懂得改革的方針政策要一切從(cong) 實際出發，從(cong) 蘇聯的國情出發。受到抽象人道主義(yi) 的影響，他刻意把適應於(yu) 西方國家的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強加在蘇聯身上，結果不但這樣的製度沒有建立起來，而且搞亂(luan) 了人們(men) 的思想，造成社會(hui) 動蕩，局麵無法控製，最終失敗。

 

　　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麵的發展，追求比資本主義(yi) 國家更廣泛、更真實的民主和人道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全部事業(ye) 的價(jia) 值目標，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本質特征，但是馬克思主義(yi) 的人道主義(yi) 和其他人道主義(yi) 思想有著根本區別：民主與(yu) 人道實現到什麽(me) 程度、以什麽(me) 方式實現，不能由人的主觀願望決(jue) 定，而由一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統以及社會(hui) 發展程度決(jue) 定。戈爾巴喬(qiao) 夫不懂得這一點，導致改革翻了車，以失敗告終。

 

　　正是按照西方的謀劃和意圖，通過戈爾巴喬(qiao) 夫、葉利欽竊據了蘇聯領導權，把蘇聯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後來撒切爾夫人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men) 把戈爾巴喬(qiao) 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shu) 記”。

 

　　梁柱：改革是為(wei) 了完善和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而決(jue) 不是改製轉向。戈爾巴喬(qiao) 夫的所謂“改革”，實際上是自覺的改製。他認定已建立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存在著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的壟斷，是“極權的”、“專(zhuan) 橫的”、“官僚專(zhuan) 製的”社會(hui) 主義(yi) ，提出要“根本改造社會(hui) 大廈：從(cong) 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這就是說，他要從(cong) 根本上改變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創立所謂新的社會(hui) 製度。這樣的人占據了蘇共最高領導權而沒有得到有效的抵製，蘇共亡黨(dang) 就成為(wei) 不可避免的了。

 

　　很顯然，戈爾巴喬(qiao) 夫的改製轉向，代表和反映了蘇共黨(dang) 內(nei) 由來已久的特權階層的利益和要求。蘇共黨(dang) 內(nei) 逐步滋生了特殊化的不良傾(qing) 向，在黨(dang) 和社會(hui) 上逐漸形成一個(ge) 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經過勃列日涅夫特別是戈爾巴喬(qiao) 夫，使這個(ge) 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權階層控製了黨(dang) 政各級領導機關(guan) ，把為(wei) 人民服務的職能變成謀取私利和壓迫人民的職能。他們(men) 不但享受種種堂而皇之的特權待遇，而且還在改革的名義(yi) 下大量侵吞國有資產(chan) ，放肆腐敗。他們(men) 為(wei) 個(ge) 人私利拉幫結派，任人唯親(qin) ，打擊黨(dang) 內(nei) 敢於(yu) 堅持正確意見的人。他們(men) 成為(wei) 複辟資本主義(yi) 的社會(hui) 基礎，時機一到就會(hui) 成為(wei) 舉(ju) 旗易幟的人；而且這種特權階層的存在和泛濫，也使蘇共嚴(yan) 重脫離群眾(zhong) ，失去了人心。這個(ge) 教訓也警示我們(men) ，不反腐，必亡黨(dang) ；堅決(jue) 反腐，人心所向。

 

　　戈爾巴喬(qiao) 夫的改製轉向，也適應了西方反共勢力幾十年一以貫之的和平演變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要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圍繞著“我們(men) 是怎樣瓦解蘇聯的”這個(ge) 主題發表演講，說他們(men) 曾利用種種手段，但這一切並沒有奏效。她說：“我們(men) 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men) 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men) 的想法”。“這個(ge) 人就是米·戈爾巴喬(qiao) 夫。我的智囊團對此人的評價(jia) 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隨後，他們(men) 又推出葉利欽當選俄羅斯領導人，隨即他們(men) 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正是按照西方的謀劃和意圖，通過戈爾巴喬(qiao) 夫、葉利欽竊據了蘇聯領導權，把蘇聯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後來撒切爾夫人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men) 把戈爾巴喬(qiao) 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shu) 記”。這種精心策劃的外部幹涉之所以得到實現，與(yu) 蘇共內(nei) 部思想、政治上的蛻變密切相關(guan) 。

 

　　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書(shu) 。蘇共亡黨(dang) 是一件壞事，但如果能夠正確總結曆史經驗，有助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走向成熟，能夠把壞事變成好事。

 

　　曹長盛：蘇共亡黨(dang) 的教訓表明，對馬克思主義(yi) 的信仰，對社會(hui) 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的信念，是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命脈和靈魂。以戈爾巴喬(qiao) 夫為(wei) 代表的蘇共領導人以兩(liang) 麵派手法掩蓋自已、欺騙群眾(zhong) ，他們(men) 表麵上以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和改革者自居，扮演著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擁護者角色，實際上他們(men) 放棄了馬克思主義(yi) 信仰，放棄了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他們(men) 在背地裏說什麽(me) “馬克思主義(yi) 是過時的理論”、“共產(chan) 主義(yi) 是脫離現實的幻想，是空中樓閣”，“根本不應該試圖在這裏（蘇聯）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他們(men) 一方麵自稱“一切為(wei) 了人，一切為(wei) 了人的幸福”，另一方麵千方百計為(wei) 自己腐化享樂(le) 孜孜以求。戈爾巴喬(qiao) 夫在蘇聯解體(ti) 前夕還精心策劃為(wei) 自已、為(wei) 家人建造豪華住宅和別墅。1990年前後，有個(ge) 社會(hui) 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的調查顯示，作為(wei) 調查對象的蘇聯黨(dang) 政要員中，有76.7%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yi) ，放棄社會(hui) 主義(yi) 。這就說明，戈爾巴喬(qiao) 夫鼓吹“多元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改旗易幟，決(jue) 非偶然，蘇共亡黨(dang) ，在所難免。

 

　　由此，必須牢記，在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信念的征程中，要始終堅持把實現遠大理想的最高綱領與(yu) 實現階段性現實目標的最低綱領統一起來，用最高綱領指明方向，用最低綱領凝聚力量，不斷調動和激發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精神追求，在當今世界尤其重要。

 

　　蘇共亡黨(dang) 的教訓還表明，堅持黨(dang) 的馬克思主義(yi) 指導思想，必須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yi) 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戈爾巴喬(qiao) 夫放棄馬克思主義(yi) 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主張在意識形態領域搞自由主義(yi) 的“多元化”，從(cong) 根本上瓦解了社會(hui) 主義(yi) 意積形態，使蘇共失去了科學理論指導和正確輿論支撐，失去了黨(dang) 的團結統一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由此，應該認識到，能否鞏固馬克思主義(yi) 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關(guan) 係到黨(dang) 的前途命運，關(guan) 係到國家長治久安，關(guan) 係到各族人民為(wei) 共同目標凝心聚力、團結奮鬥。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正確認識和處理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和鬥爭(zheng) ；必須掌握好各種輿論工具，充分發揮輿論工具正確的導向作用；必須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保持高度警惕並采取有效對策。要以強有力的思想意識形態工作凝聚黨(dang) 心、民心、軍(jun) 心，朝著既定的理想、目標闊步前進。

 

　　梁柱：改革包含若幹革命性的變化，但這種變化是對社會(hui) 主義(yi) 曆史的延續，而決(jue) 不是否定。當時，蘇聯解體(ti) 、蘇共垮台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全麵否定蘇聯曆史、蘇共曆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曆史虛無主義(yi) ，思想搞亂(luan) 了。戈爾巴喬(qiao) 夫認定改革就是要“告別過去”，“形象地說，應該炸毀一切”，鼓吹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革命領袖，無一不被誣蔑攻擊、全盤否定。他們(men) 製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hui) 主義(yi) 不如資本主義(yi) 等謬說，甚囂塵上。曆史被否定，現實的社會(hui) 製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據。這種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場否定蘇共和蘇聯的革命曆史的惡浪，導致人心渙散，信念破碎，最終使雄踞世界的強國、為(wei) 人類進步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hui) 主義(yi) 蘇聯毀於(yu) 一旦。“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這一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們(men) 的北方鄰國得到應驗。

 

　　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書(shu) 。蘇共亡黨(dang) 是一件壞事，但如果能夠正確總結曆史經驗，有助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走向成熟，能夠把壞事變成好事。當蘇聯劇變發生時，西方預言家們(men) 興(xing) 高采烈，共產(chan) 主義(yi) 失敗論、曆史終結論紛紛出台，但曾幾何時，國際風雲(yun) 的變幻，特別是資本主義(yi) 世界的深刻危機，促使更多的人仍然問道馬克思主義(yi) 。

 

　　延伸閱讀

 

　　●有學者提出，我國對蘇聯劇變的研究大體(ti) 經曆了三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認為(wei) 蘇聯劇變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是外因起主要作用；第二個(ge) 階段，從(cong) 民族、體(ti) 製、經濟、外交等多個(ge) 角度來研究蘇聯劇變的內(nei) 在原因；第三個(ge) 階段，試圖找出一個(ge) 根本性的深層原因。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主編的《居安思危——蘇共亡黨(dang) 二十年的思考》認為(wei) ，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蘇共蛻化變質，蘇共垮台是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和人民群眾(zhong) 根本利益所致，是資產(chan) 階級性質政黨(dang) 的垮台。

 

　　●沈陽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孟迎輝撰寫(xie) 的《政治信仰與(yu) 蘇聯劇變》指出,普通群眾(zhong) 政治信仰變化是蘇聯劇變的社會(hui) 基礎與(yu) 前提條件，蘇共領導層政治信仰危機是蘇聯劇變的關(guan) 鍵，缺少任何一個(ge) 因素，蘇聯劇變都不可能發生。

 

　　●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zi) 等撰寫(xie) 的《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ti) 製的終結》表示，從(cong) 根本上來說，來自蘇聯社會(hui) 上層的黨(dang) 國精英由支持社會(hui) 主義(yi) 轉變為(wei) 支持資本主義(yi) 導致蘇聯解體(ti) 。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俄羅斯東(dong) 歐中亞(ya) 研究所研究員許新等主編的《超級大國的崩潰——蘇聯解體(ti) 原因探析》從(cong) 政治、經濟、民族和對外關(guan) 係等多方麵分析蘇聯劇變的曆史根源，把蘇聯劇變的諸多因素作為(wei) 一個(ge) 總體(ti) 來考察,探究蘇聯劇變的深層原因。

 

　　（本報記者 陳葉軍(jun)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