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提要］ 一場治理能力危機正吞噬著世界各大工業(ye) 化民主國家。美國、歐洲和日本正不約而同地經曆著政治衰退，這不是巧合，而皆是全球化所致。縱觀整個(ge) 西方開放社會(hui)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選民對政府的期待與(yu) 政府實際所能滿足的要求之間正出現越來越大的鴻溝。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善治的需求與(yu) 政府實際縮水的治理供給之間嚴(yan) 重失調，西方世界的權力和效用岌岌可危。

 

　　［關(guan) 鍵詞］全球化 民主危機 極化 治理 歐盟

 

　　羅伯特·蓋茨辭去在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連任近五年的國防部長職位後不久表示：“作為(wei) 美國政治和文化中長期形成的極化趨勢( polarizing trends) 的結果，顯然我們(men) 已經越發無力行使最基本的政府職能。”深陷政治機能障礙期的不隻美國，歐盟促進歐元區金融穩定的努力也因其內(nei) 部成員國的分化而受挫。同時，日本政府在近五年內(nei) 曆經六任內(nei) 閣，更迭頻繁，軟弱無力。

 

　　一場治理能力危機正在吞噬著世界各大工業(ye) 化民主國家。美國、歐洲和日本正不約而同地經曆著政治衰退，這不是巧合，而是皆因全球化所致。縱觀整個(ge) 西方開放社會(hui)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選民對政府的期待和政府實際所能滿足的要求之間正在出現越來越大的鴻溝。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善治的需求與(yu) 政府實際縮水的治理供給之間嚴(yan) 重失調，西方世界的權力和作用岌岌可危。

 

　　工業(ye) 化民主國家的選民正期待他們(men) 的政府采取措施，抑製生活水平下降，緩解由商品、服務及資本的空前流動所導致的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他們(men) 還期望他們(men) 的代理人能處理愈演愈烈的移民問題、全球變暖問題以及其他由全球化所帶來的連鎖反應。但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卻難以勝任。全球化衝(chong) 擊著國境線，在民主國家本可自由支配的政策杠杆周邊埋雷，向國家能力發起挑戰。全球化還驅使財富和權力由西方向其他日益崛起的地區轉移，其不利因素集中體(ti) 現在發達經濟體(ti) 的工人身上，他們(men) 也一反常態地開始拒絕政府對貿易和安全的控製。在主要的民主國家，政府難以撫平民眾(zhong) 的憂慮，這加劇了公眾(zhong) 的不滿，也進一步削弱了代議製機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西方世界的這一治理能力危機來得很不巧。此時，國際體(ti) 係受全球財富和權力重新分配的影響，正深處結構變化期。新興(xing) 國家中，有一部分是民主國家，如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然而勢頭最猛的卻是正在躋身世界經濟前列的中國。全球化的贏家本應是自由社會(hui) ，因為(wei) 自由社會(hui) 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快速流動的全球市場。然而事實卻是，西方民主國家在全球市場中屢屢受挫，而中國及其他一些中央集權國家卻顯得遊刃有餘(yu) ( 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始終控製著政策工具，而這樣的控製在自由國家已被廢止) ，在從(cong) 全球化中獲利的同時，又能將負債(zhai) 控製在一定範圍內(nei) 。國家資本主義(yi) 確實有其優(you) 勢。

 

　　麵對當今的全球權力再分配，西方除了其物質至上主義(yi) 陷入危機外，其自由民主的現代性理念也麵臨(lin) 窘境。美國、歐洲和日本亟需恢複其政治和經濟的償(chang) 付能力。否則，自由民主在與(yu) 其他現代化模式的較量中可能會(hui) 很不好過，21 世紀的政治和地緣政治的主導權將前景難卜。

 

　　全球化與(yu) 治理

 

　　全球化和數字時代的高流動性擴大了社會(hui) 總財富，參與(yu) 其中的發展中國家獲得了空前的繁榮。投資、貿易和通訊網絡的擴大深化了世界範圍內(nei) 的相互依存及其潛在的安撫作用。全球化所建立起的這些聯係也撬開了非民主國家的大門，阿拉伯之春正是在社會(hui) 媒體(ti) 以及具有傳(chuan) 染性的新聞信息急流的促動下橫掃整個(ge) 中東(dong) 的。全球化似乎正在將西方的開放市場和自由社會(hui) 模式播撒到全球的各個(ge) 角落。

 

　　但是，事實恰恰相反，全球化及其所依賴的數字經濟給西方世界帶來了衝(chong) 擊，西方正麵臨(lin) 著迄今為(wei) 止最嚴(yan) 峻的政治挑戰之一———治理能力危機。盡管這一危機有多重原因，但全球化的社會(hui) 經濟對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的衝(chong) 擊卻是首要的原因。去工業(ye) 化與(yu) 外包，全球貿易與(yu) 財政失衡，資本和信貸過剩，以及資產(chan) 泡沫———全球化所帶來的這些影響正在使民主國家選民飽受艱辛，而且首次體(ti) 會(hui) 到這代人未曾體(ti) 會(hui) 過的不安全感。2008 年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傷(shang) 痛尤為(wei) 劇烈，但是禍根在更早之前就已埋下———近20 年，世界主要民主國家中產(chan) 階級的工資停滯不漲，經濟不平等問題日益尖銳，有人從(cong) 全球化中大量獲益，也有更多的人因全球化而受損。

 

　　這些趨勢並非這一商業(ye) 周期中暫時的副產(chan) 品。它們(men) 出現的原因既不是因為(wei) 金融行業(ye) 管理不善，以及高成本戰爭(zheng) 中的減稅，也不是由於(yu) 前麵的情況所導致的其他錯誤政策。正如丹尼爾·阿爾珀特( Daniel Alpert) 、羅伯特·霍克特( Ｒobert Hockett) 和努裏埃爾·魯比尼( Nouriel Ｒoubini) 近期所力辯的，停滯不漲的工資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是兩(liang) 種情況合力所致： 一是數十億(yi) 低收入工人融入全球經濟，二是信息技術應用於(yu) 製造業(ye) 所帶來的生產(chan) 率提高。全球製造能力遠遠超過了需求量，這讓高工資的工業(ye) 化西方經濟體(ti) 中的工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jia) 。

 

　　西方選民中的失序和不滿正在被全球不斷加劇的跨國威脅———比如跨國犯罪、恐怖主義(yi) 和環境退化———所放大。阿富汗的罌粟種植、也門的種族衝(chong) 突、印尼的森林砍伐都造成了全球性的影響。此外，控製疏鬆的國界和不受歡迎的移民使西方選民感到被來自境外的事物頻繁地侵擾著。美國在其與(yu) 墨西哥的邊界上修築圍牆，以及歐洲恢複邊境巡邏隊，都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全球化諷刺般地使邊界複活。

 

　　西方民主國家也被數字科技和信息革命所帶來的社會(hui) 經濟影響衝(chong) 擊著。特別是在美國，互聯網和有線新聞頻道的擴散正在導致意識形態分化，而不是更有見地、更慎重的討論。媒體(ti) 所引導的競選越來越耗費財力，這使得資金捐獻者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特殊利益群體(ti) 獲利，廣大選民憤怒。黨(dang) 派動員加劇著地區分裂，擴大了美國的東(dong) 北部自由派地區與(yu) 南方保守派地區選民之間的意識形態距離，類似的還有比利時講法語的瓦龍人( Walloons)和講荷蘭(lan) 語的佛蘭(lan) 芒人( Flemish) ，以及日本的農(nong) 村地區與(yu) 城市地區的選民。

 

　　麵對經濟脅迫、社會(hui) 混亂(luan) 和政治分裂，選民們(men) 將希望寄托在他們(men) 選出的代表們(men) 身上。但是，全球化一方麵激起了人們(men) 對回應性治理( responsive governance) 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麵卻又使得這種治理的提供極度短缺。在工業(ye) 化的西方國家，政府已經進入了明顯的低效期，主要原因有三個(ge) 。

 

　　第一，全球化使自由民主國家的許多傳(chuan) 統政策工具變得更加滯鈍。美國政府頻繁地求助於(yu) 財政和貨幣政策來調整經濟狀況。但是，在全球性的競爭(zheng) 和空前的負債(zhai) 麵前，刺激性的財政支出或美聯儲(chu) 的利率調整對改善美國經濟似乎都無濟於(yu) 事。國際市場的廣度和高流速意味著其他地區的決(jue) 策和發展———中國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毫不讓步，韓國現代汽車大大提升了其最新車型的質量，歐洲對金融危機反應遲緩，投資者和評級機構進行各種活動———超越了華盛頓作出的決(jue) 策。歐洲各民主國家曾長期依賴貨幣政策來調節國家經濟運行中的波動。但是，自建立歐元區以來，它們(men) 已不再這麽(me) 做。日本在過去的20 年裏嚐試了一個(ge) 又一個(ge) 經濟刺激計劃，卻皆無濟於(yu) 事。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民主國家能夠隨意支配的有效政策工具已越來越少，因而也就越發難以掌控自己的未來。

 

　　第二，西方選民要求其政府解決(jue) 的問題很多都需要相當程度的國際合作，不過這種程度的國際合作往往難以企及。權力由西方向其他地區轉移，意味著當今世界這個(ge) 大“廚房”裏有了許多新“廚子”，有效行動不再主要依靠誌同道合的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而要依靠來自更廣泛、更多樣化世界的其他國家。美國現在正依靠G20 來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但是，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在經濟治理方法上持有分歧的國家很難統一意見。如何抑製全球變暖？ 如何有效地孤立伊朗？ 這樣的挑戰也要依靠各國協同努力，然而正如前麵所言，這種協作還難以實現。

 

　　第三，民主國家在其選民感到滿足並且達成共識時行動靈敏、反應積極，而在選民情緒低落、內(nei) 部分裂時則行動笨拙、反應遲緩。而且，民主國家善於(yu) 分配利益，卻似乎不善於(yu) 分擔苦難。美國、歐洲和日本各自麵臨(lin) 的政策挑戰，對它們(men) 來說已經夠艱巨了，卻又存在公眾(zhong) 不信任、立法僵局以及特殊利益群體(ti) 爭(zheng) 奪日益稀缺的資源等問題，使政府幾乎不可能戰勝挑戰。民主國家無法采取有效的政策應對挑戰，隻會(hui) 使得它們(men) 的選民更加失望，進而拋棄政府，政府也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幸。這種惡性循環在人們(men) 對善治的需求與(yu) 政府實際能提供的治理之間製造了越來越大的落差。

 

　　誠然，全球化對所有社會(hui) 都有強大的侵入效應，並非僅(jin) 對工業(ye) 化民主國家。但是，美國、歐洲和日本恰恰因為(wei) 對外開放且擁有更成熟的經濟，才會(hui) 尤其受到全球化弊端的衝(chong) 擊。相反，巴西、土耳其及其他新興(xing) 民主國家卻從(cong) 中獲益———經濟潛力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轉移，尖端技術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傳(chuan) 播，都使這些新興(xing) 國家獲利； 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又進一步促生了更強有力的政府。同時，中國等市場經濟威權國家在當今這個(ge) 國家間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中則顯得遊刃有餘(yu) 。中國經濟當然也有其自身的缺陷： 潛在的房地產(chan) 經濟泡沫、不良貸款、腐敗、不平等等等。但是中國的穩健發展和日益繁榮表明，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yi) 能夠有效抗衡全球化的肆意衝(chong) 擊。據佩尤民調( Pew poll) 2011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5%的中國民眾(zhong) 對中國的發展方向表示滿意，而這個(ge) 數字在美國民眾(zhong) 中隻有21%。

 

　　治理能力危機在美國、歐洲和日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展開。然而，在這個(ge) 世界即將迎來曆史性的全球權力轉移之時，整個(ge) 西方正在共同經曆一段奇特的政治衰退期。

 

　　極化的美國

 

　　黨(dang) 派對抗正使美國政治陷入癱瘓，其內(nei) 在原因是美國糟糕的經濟狀況。2008 年以來，許多美國人失去了住房、工作和退休金儲(chu) 蓄。而就在這些挫折發生之前，中產(chan) 階級的工資還剛剛經曆了連續數十年停滯不漲的狀況。在過去的10 年中，美國的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超過10%。同時，收入不平等也在逐年加劇，美國成為(wei) 不平等現象最嚴(yan) 重的工業(ye) 化國家。截至2010 年，美國最富有的1% 的人口占有全國將近25%的收入。讓美國工人遭此厄運的罪魁禍首便是全球化競爭(zheng) ，它使工作機會(hui) 流向海外。此外，在這個(ge) 數字經濟中，許多最有競爭(zheng) 力的公司沒有因此獲得好處。Facebook 的預估身價(jia) 大約是700 億(yi) 美元，它有2000 名左右的職員； 而預估身價(jia) 350 億(yi) 美元的美國通用公司，在美國國內(nei) 有7. 7 萬(wan) 名雇員，在海外還有20. 8 萬(wan) 名雇員。中產(chan) 階級並沒有從(cong) 美國頂尖公司的財富中分得一杯羹。

 

　　這些嚴(yan) 峻的經濟現實重新滋生了因經濟財富增長而沉寂許久的意識形態分歧和黨(dang) 派分歧。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間，廣泛共享的繁榮將民主、共和兩(liang) 黨(dang) 聚攏在政治中心的周圍。但是，在今天的美國國會(hui) 中，中間派和兩(liang) 黨(dang) 合作都極其稀缺。民主黨(dang) 開展活動，爭(zheng) 取更多的經濟刺激、失業(ye) 救濟和向富人征稅； 而共和黨(dang) 則激進地呼籲要削減政府開支。這樣的意識形態分裂線往往與(yu) 地區分界線重合，使得兩(liang) 黨(dang) 和解的前景越來越不明朗。加劇這種離心化的是破裂的競選資金體(ti) 係、兩(liang) 黨(dang) 的選區重劃以及喜歡煽動而不是通告民眾(zhong) 的廣播媒體(ti) 。

 

　　以上問題所導致的極化使美國陷入迷茫。奧巴馬總統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正是他為(wei) 什麽(me) 會(hui) 在上任時承諾做一個(ge) “超越黨(dang) 派的”總統的原因。然而，奧巴馬竭盡全力也沒能重振美國經濟、恢複兩(liang) 黨(dang) 合作，這暴露了美國國家政治經濟係統本質上的機能障礙。他的7870 億(yi) 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在獲得通過時沒有一個(ge) 共和黨(dang) 的眾(zhong) 議院議員表示支持，因而無法拯救飽受債(zhai) 務、中產(chan) 階級就業(ye) 短缺、全球經濟放緩等問題困擾的美國經濟。自從(cong) 2010 年共和黨(dang) 在眾(zhong) 議院取得控製權之後，黨(dang) 派衝(chong) 突就成為(wei) 阻礙幾乎每一個(ge) 問題取得進展的絆腳石。促進經濟增長的議案要麽(me) 沒能通過，要麽(me) 大打折扣以致收效甚微。移民改革和抑製全球變暖的法規甚至未被提到討論日程上來。在對外政策問題上，民主黨(dang) 與(yu) 共和黨(dang) 爭(zheng) 鬥頻繁，難解難分；而黨(dang) 內(nei) 分歧，如共和黨(dang) 新保守主義(yi) 者與(yu) 茶黨(dang) 孤立主義(yi) 者之間的裂隙，可能會(hui) 同黨(dang) 派分歧一樣削弱政府的力量。

 

　　無效治理，加上黨(dang) 派間日複一日地互相泄憤，使得民眾(zhong) 對國會(hui) 的認可度達到了曆史新低。日益蔓延的挫敗感釀成了越戰以來第一次持久的民眾(zhong) 抗議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脆弱的政治家們(men) 為(wei) 了保護黨(dang) 派的選民基礎而迎合他們(men) 狹隘的利益，這加劇了選民的不滿，使政府治理麵臨(lin) 更深刻的挑戰，國家政治體(ti) 係這條大船由此失去了它僅(jin) 有的那麽(me) 一點鼓帆之風。美國的治國之道很難解決(jue) 這些國內(nei) 難題，資助外交、國外援助和國防將被大幅削減，數量空前的美國人認為(wei) 美國是時候“管好自己的事”、專(zhuan) 注於(yu) 國內(nei) 問題了。國內(nei) 的壓迫和分裂製約著美國作為(wei) 國際領袖的責任。

 

　　重新國有化的歐洲

 

　　歐洲的治理能力危機以其政治重新國有化的形式呈現出來。公眾(zhong) 反感於(yu) 歐洲一體(ti) 化和全球化的雙重錯位。因而，歐盟成員國開始忙於(yu) 奪回統治特權，二戰後開始的歐洲政治經濟一體(ti) 化進程受到了威脅。至於(yu) 美國，經濟狀況才是其問題的根源。在過去的20年間，在歐洲最主要的經濟體(ti) 中，中產(chan) 階級的收入持續下降，不平等則不斷加劇。西班牙的失業(ye) 率維持在20%，居高不下； 甚至連作為(wei) 歐盟經濟火車頭的德國也境況不佳，從(cong) 2000 年到2008 年，德國中產(chan) 階級減少了13%。歐洲安逸的福利體(ti) 係在全球化競爭(zheng) 麵前變得難以維持，不得不大幅縮減社會(hui) 福利。在歐元區內(nei) 部，由持續的債(zhai) 務危機引發的節儉(jian) 之風使情況變得更糟。希臘對歐盟的強製性節約表示不滿，而德國也不情願幫忙搶救那幾個(ge) 拖歐洲經濟後腿的國家。

 

　　歐洲人口老齡化使外來移民成為(wei) 經濟必需。但是，歐洲並沒能使穆斯林移民更好地融入社會(hui) 主流，這加劇了歐盟開放邊界的困窘。極右翼黨(dang) 派成為(wei) 這一困窘的最大受惠者，而且他們(men) 鋒芒畢露的民族主義(yi) 並不僅(jin) 僅(jin) 針對移民，也針對歐盟。代際之間的變化使民眾(zhong) 對歐洲一體(ti) 化的熱情受損。有二戰記憶的歐洲人將歐盟視為(wei) 歐洲遠離其血腥過去的途徑。但是，年輕一些的歐洲人卻沒有需要逃離的過去。盡管老一輩歐洲人將歐洲一體(ti) 化看作信仰的產(chan) 物，當前的領導人和選民們(men) 卻傾(qing) 向於(yu) 以利益得失的價(jia) 值標準評判歐洲，這種價(jia) 值標準是冷漠的，且往往很消極。

 

　　歐洲迎來了一個(ge) 決(jue) 定成敗的時刻。在憤怒的成員國選民包圍下，歐盟向一個(ge) 能夠拯救歐洲的可行性方案曲折邁進。在全球化市場的急速催化下，金融危機不斷延長和加劇，歐盟緩慢而小心的腳步很難跟上。歐盟為(wei) 了在全球化世界中興(xing) 旺發展，迫切需要聯合治理，但是聯合治理要靠良好的政治環境，而歐盟的政治環境越來越不利於(yu) 歐洲計劃的實施。歐洲的各個(ge) 機構可以降低其政治性，使歐盟有效地降格為(wei) 隻是一個(ge) 貿易集團。作為(wei) 另外一種選擇，國家政治可以再次接受歐洲的感召，這會(hui) 將一種全新的合法性注入日益空殼化的歐盟。從(cong) 結果來看，後者更可取，但是它需要領導者和決(jue) 心，而這些是歐盟所缺少的———至少現在是這樣。與(yu) 此同時，內(nei) 向型的、各自為(wei) 政的歐洲削弱了其在全球舞台上曾經扮演的角色。

 

　　漂流期的日本

 

　　日本自從(cong) 2006 年小泉純一郎下台後一直處於(yu) 政治漂流期。此後，在2009 年，主導戰後日本政壇絕大多數時間的自民黨(dang) 慘敗給民主黨(dang) 。鞏固兩(liang) 黨(dang) 體(ti) 製本可以有助於(yu) 日本改善治理，但卻製造了僵局。日本自民黨(dang) 與(yu) 民主黨(dang) 各自的內(nei) 部分裂和兩(liang) 黨(dang) 之間的對立一樣嚴(yan) 重，甚至連緊急議題的政策製定也陷入停頓。日本國會(hui) 花了超過100 天的時間才通過了為(wei) 前一年地震、海嘯和核災區提供重建援助的法令。

 

　　麻煩從(cong) 1991 年日本資產(chan) 泡沫破裂開始，這一挫折揭示了日本國家經濟的深層問題，並導致了被稱作“失去的10 年”的蕭條。日本的就業(ye) 和投資湧向中國和“亞(ya) 洲四小虎”，使得日本製造業(ye) 處境淒慘。作為(wei) 國家傳(chuan) 統社會(hui) 契約的企業(ye) 終身雇傭(yong) 製和充裕的養(yang) 老金已難以維持下去。在過去的20 年間，中產(chan) 階級收入長期下滑，不平等加劇，貧困率從(cong) 20 世紀80 年代的7%激增到2009 年的16%。1989 年，日本人均GDP 排名世界第四； 但到2010 年，卻滑落到第二十四。

 

　　小泉純一郎雄心勃勃地致力於(yu) 開啟經濟自由化，削弱官僚和利益集團的權力，正是為(wei) 了解決(jue) 這些問題。他強大的感召力和高度的國會(hui) 支持率使他的措施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自民黨(dang) 和民主黨(dang) 的繼承者卻無力將此延續下去。日本因此陷入了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之中，麵臨(lin) 全球化經濟的錯位，卻又尚未做好全球化或戰略化的準備以進行有效競爭(zheng) 。舊秩序及其社會(hui) 經濟基礎已不複存在，但自民黨(dang) 和民主黨(dang) 都沒能利用這一變化來進行一次可行的重組。日本政府現在是一潭死水。

 

　　即便如此，我們(men) 也不必對日本選民對他們(men) 的代表失去信心感到吃驚。2010 年8 月，民主黨(dang) 和自民黨(dang) 的民眾(zhong) 支持率分別為(wei) 18%和15%。國內(nei) 政策迷失方向已經波及到了對外事務上。民主黨(dang) 最初致力於(yu) 改善對華關(guan) 係，後來卻轉向區域一體(ti) 化，最近又遵循更謹慎和傳(chuan) 統的策略，追隨美國。同時，在這種聽之任之的冷漠中，公眾(zhong) 轉向了自我封閉。這個(ge) 時代的另一個(ge) 標誌是，日本的留學大軍(jun) 也迅速萎縮，留美學生在過去10 年中縮減了近半。全球化使日本陷於(yu) 對外與(yu) 世隔絕和對內(nei) 難以治理的雙重境地。

 

　　拯救西方

 

　　西方治理能力危機與(yu) 新政治力量崛起相重合並非巧合，經濟和政治活力正從(cong) 國際體(ti) 係的中心轉移到邊緣。最開放的國家在融入全球化世界的過程中失控，而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卻有意通過決(jue) 策集中化、新聞審查製度、國家指導市場和資金流動管控來加強國內(nei) 的社會(hui) 控製。

 

　　正在演變中的全球力量轉移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如果主要民主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此消彼長的狀況延續下去，這一破壞性將被嚴(yan) 重放大。相反，如果西方民主國家恢複元氣，並進行果斷的領導，那麽(me) 國際秩序的重組可能會(hui) 更加有序。因此，對於(yu) 西方來說，重提民主治理的價(jia) 值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西方應當針對三大目標恢複其政治健康。第一，西方民主國家，不論是在國家個(ge) 體(ti) 層麵還是在協同層麵，都必須接受大大超出正常範圍的經濟複興(xing) 戰略。麵對國家資本主義(yi) 和全球化的強大衝(chong) 擊，美國、歐洲和日本除了以空前的規模進行經濟戰略規劃之外別無選擇。為(wei) 了改造處於(yu) 長期結構轉型當中的經濟，在就業(ye) 、基礎設施、教育和科研上進行大規模投資不可或缺。創建合理的監管機構是必要的起點。例如，美國需要一家國家基礎設施銀行以及一套立法和行政機構，負責製定長效經濟規劃。西方民主國家還應構建全球再平衡的集體(ti) 策略，並建立一些規則，目的是重組國際貨幣以及使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nei) 需拉動型轉變。

 

　　第二，西方世界的所有領導人應當聯合起來，為(wei) 構建一個(ge) 進步的民粹主義(yi) ( progressivepopulism) 的議程而努力———致力於(yu) 將選民的不滿導向建設性的結果，並使中間選民在麵對特殊利益群體(ti) 和政治極端分子時占有一定優(you) 勢。我們(men) 需要的是解決(jue) 民主、資本主義(yi) 和全球化之間的基本衝(chong) 突的新辦法。進步的民粹主義(yi) 的目標應當是重申大眾(zhong) 對政治經濟管理的要求，就國際市場的經濟現實以及社會(hui) 大眾(zhong) 要求合理地分配利益和損失作出有效的回應。

 

　　實質上，美國多數選民是中間選民，而非單一議題選民。單一議題選民所專(zhuan) 注的意識形態平台較為(wei) 狹窄，而中間選民想要選舉(ju) 結果。這種情況在歐洲和日本也是一樣。進步的行動主義(yi) ( progressive activism) 和政治中心的轉移為(wei) 恢複民主政治的活力和信譽帶來了最大的希望。選舉(ju) 製度的改變旨在提高投票率，防止黨(dang) 派為(wei) 了自身利益不公正地重劃選區和改革競選資金。這將有助於(yu) 重建公眾(zhong) 對民主製度的信心，使他們(men) 重新參與(yu) 其中。

 

　　最後，西方政府必須引導他們(men) 的選民遠離轉向封閉的誘惑。在經濟衰退和沒完沒了的阿富汗戰爭(zheng) 和伊拉克戰爭(zheng) 中，美國人一直在抗議，要求卸下地緣政治的負擔。歐洲各國則暫時擱置了一體(ti) 化，不僅(jin) 彼此疏離，還與(yu) 世界其他地區相隔絕。日本則似乎迷失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下，傾(qing) 向於(yu) 蜷縮在一層保護殼之中。

 

　　誠然，美國要想恢複財政實力需要削減防務開支，並實行與(yu) 之相伴的緊縮戰略。但是，無論美國還是其主要民主盟國，都難以承擔草率“撤退”所帶來的後果。在這點上，各國領導人有充分的論據可以支撐。美國必須保持國際聯係，促進國際穩定，並最終拯救美國經濟。歐洲必須認識到整體(ti) 大於(yu) 部分之和，在國際舞台上，一個(ge) 能夠維護其自身利益的歐盟對歐盟成員國、對整個(ge) 歐洲以及對整個(ge) 世界都有好處。日本則需要戰略規劃來幫助其在世界上最變幻莫測的地區維持民主製度的穩定。

 

　　自由民主國家在過去的200 年間繁榮興(xing) 旺，其部分原因就是其強大的自我糾錯和更新能力。而西方現在所急需喚醒的正是這些品質。

 

　　［查爾斯·A. 庫普坎( Charles Kupchan) ：美國外交關(guan) 係委員會(hui) ； 壽春： 北京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