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高級研究員 Caroline Freund；世界銀行經濟學家 Mélise Jaud
翻譯:上海金融與(yu) 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馬翼
摘要
有關(guan) 民主與(yu) 經濟增長之間關(guan) 係的實證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結論。跨國研究沒有發現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顯著影響，而國內(nei) 研究則發現民主轉型對經濟增長有著較強的積極影響。我們(men) 通過證明民主轉型的積極影響實際上是來源於(yu) 政體(ti) 轉型，而非民主化，從(cong) 而調和了相互矛盾的證明。我們(men) 發現，過去50年間有著超過100次的轉型，它們(men) 有著各種各樣的結果：這些轉型在民主的光譜上來來回回，一些部分成功，一些徹底失敗。各式各樣經曆使得我們(men) 可以將民主轉型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與(yu) 其他轉型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作比較，而不是與(yu) 沒有經曆轉型的國家作比較。以政權轉型為(wei) 基準，可以排除選擇效應的影響。結果顯示，與(yu) 其他類型的政體(ti) 轉型相比，民主轉型沒有帶來任何增長紅利。我們(men) 也證明，民主化較慢的國家也沒有從(cong) 政體(ti) 轉型中獲益。這些結果說明，政體(ti) 轉型所帶來的增長紅利是來源於(yu) 迅速的政體(ti) 轉型，而不是民主化。
一、引言
民主轉型對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嗎？這個(ge) 問題是很難回答的，難在一個(ge) 事實，即革命往往在民主轉型之前發生，而這些革命不大可能是外生性的，而是由於(yu) 一個(ge) 國家特定的發展動蕩所致。簡而言之，表現不好的獨裁者更可能被趕下台。這也許在東(dong) 歐國家和前蘇聯最為(wei) 明顯。在那裏，1980年代的緩慢增長強化了人民的變革要求，使得維持之前的體(ti) 係成本過高。但是，這樣的事情並不鮮見：在1985年轉型前，巴西遭受了三年的支付平衡危機，而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導致了印度尼西亞(ya) 的獨裁者Suharto不到一年便下台。
如果轉型是內(nei) 生性的，那麽(me) 使用“未轉型”的國家來估計增長影響就是有偏的。事實上，一大批的跨國研究都沒有發現證據，來證明民主製度與(yu) 高收入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相關(guan) 性。相反，最近關(guan) 注民主化的國內(nei) 影響的研究卻發現，民主轉型以大約每年1%的比例刺激了收入增長。對國內(nei) 民主化積極評估的一個(ge) 解釋是，民主對收入增長的影響在跨國研究中被掩蓋了，因為(wei) 其他國家會(hui) 有特別的影響因素，而這些因素用專(zhuan) 門小組法（panel technique）能被更準確地控製住。不過，另一個(ge) 解釋是認為(wei) ，民主轉型在專(zhuan) 製政權表現不好時更可能發生，而民主轉型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是由於(yu) 一個(ge) 無能的政權被一個(ge) 更有能力的政權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是內(nei) 生的政體(ti) 轉型和新政權更好的經濟政策，而不是民主本身，帶來了經濟增長。
在本文中，我們(men) 對民主轉型所帶來的特定經濟增長影響，與(yu) 更寬泛的政體(ti) 轉型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影響進行了區分。我們(men) 分辨的策略，是將不同類型的轉型看成是對照（counterfactual），而不是將沒有經曆政體(ti) 轉型（的國家）作為(wei) 對照。在將政體(ti) 轉型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我們(men) 測試民主轉型是否有額外的經濟增長影響。這使得我們(men) 得以減少內(nei) 生偏見，內(nei) 生偏見往往包含在轉型事件與(yu) 非轉型事件的比較中。
基於(yu) Polity IV Project中158個(ge) 國家1960-11年的分數變化，本研究建立了一個(ge) 新的政體(ti) 轉型數據庫。我們(men) 確定了100多個(ge) 從(cong) 專(zhuan) 製到民主的政體(ti) 轉型事件，並且在這些轉型中人均收入增長數據是可得的。基於(yu) 轉型的方向、深度和持續性，每一個(ge) 事件被劃入四種類型：民主，專(zhuan) 製，失敗，以及漸進。首先，我們(men) 認為(wei) 這樣的民主轉型是快速的：在3年內(nei) 發生，且在Polity IV的-10/+10的數值範圍內(nei) 有較大的增長。專(zhuan) 製轉型也以這種方式來定義(yi) ，不過是從(cong) 相反的方向。在定義(yi) 民主轉型時，通過放寬轉型範圍和持續性的條件，我們(men) 區分了失敗和漸進這兩(liang) 種額外的政體(ti) 轉型類型。轉型失敗是那些迅速民主化，且暫時性地或部分地改變了政體(ti) ，但是卻沒有帶來持久的民主，即在政治分數(polity score)上很高的政體(ti) 。漸進轉型實現了民主，但是其在政治分數上的增長卻發生了很長的時間，這段時間在3年以上15年以下。
我們(men) 的主要發現是，不管是否實現或多大程度上實現民主，迅速的政體(ti) 轉型（3年或更少）產(chan) 生了明顯的長期增長紅利。我們(men) 首先比較了政體(ti) 轉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管是民主的還是專(zhuan) 製的，然後發現政體(ti) 轉型的方向並不重要。迅速的政體(ti) 轉型在7-14年間產(chan) 生年均0.5%到1%的增長紅利。不過，從(cong) 專(zhuan) 製轉向民主而來的增長紅利與(yu) 反方向的民主轉向專(zhuan) 製而來的增長紅利並沒有明顯區別，雖然專(zhuan) 製轉型所得來的增長紅利變動更大。
接著，我們(men) 比較了民主轉型和轉型失敗。我們(men) 發現，這一差異對經濟增長並不重要，因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都產(chan) 生了大約1%的長期增長影響。最後，我們(men) 評估了民主在轉型失敗中的影響。我們(men) 探討是否是民主轉型之後，且在再次倒退回專(zhuan) 製之前的“民主之窗”與(yu) 更高的經濟增長相關(guan) ，而不是倒退之後的專(zhuan) 製時期與(yu) 高經濟增長相關(guan) 。我們(men) 發現結果正好相反：最高的經濟增長反而是在專(zhuan) 製時期實現的。
總的來看，我們(men) 的結果顯示，是政體(ti) 轉型而不是民主本身帶來了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該結果與(yu) 跨國研究是相一致的，它們(men) 也發現民主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影響。
本文中第二個(ge) 重要發現是，漸進的政體(ti) 轉型沒有產(chan) 生增長紅利，即使其最終達至民主。與(yu) 迅速的政體(ti) 轉型後刺激出來的將近1%的長期經濟增長相比，這顯得很差。對觀察到的迅速和漸進轉型所帶了的經濟增長模式差異，這裏至少有兩(liang) 個(ge) 合理的解釋。第一個(ge) 也許是漸進轉型中持續的權力鬥爭(zheng) 抑製了投資。不確定性總是與(yu) 曠日持久的政體(ti) 轉型相關(guan) ，而這可能對企業(ye) 活動和投資決(jue) 定不利（Rodrik 1991）。第二個(ge) 解釋是，或許與(yu) 迅速的轉型相比，漸進轉型與(yu) 內(nei) 生型政體(ti) 轉型相關(guan) 聯的方式並不一樣。比如在戛納，漸進轉型是在一個(ge) 統治者（Jerry Rawlings)的統治下發生的，而他在整個(ge) 時期內(nei) 都維持了同樣的經濟政策。
二、民主與(yu) 經濟增長：我們(men) 知道些什麽(me) ？
本文審視了一大批研究民主和經濟發展關(guan) 係的理論文獻。長久以來，理論在民主對經濟結果的影響上有著模糊不清的觀點，也沒有確切的原因表明，為(wei) 何民主會(hui) 比專(zhuan) 製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從(cong) 一方麵來講，專(zhuan) 製者通常擁有更多權力，從(cong) 而得到更大的能力來從(cong) 公眾(zhong) 汲取資源，而）對經濟增長有不利的影響（Olsen 1993, McGuire and Olsen 1996)。此外，伴隨民主而來的政治自由會(hui) 支持經濟權利和經濟機會(hui) （Friedman 1962)。但從(cong) 另一方麵來看，利益集團會(hui) 濫用資源，而民主可能會(hui) 為(wei) 他們(men) 提供更多機會(hui) （Olsen 1982, Barro 1996,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1）。相比之下，專(zhuan) 製者不受利益集團的壓力和曠日持久的協商所影響，從(cong) 而可能更容易地實施困難的經濟改革，進而僅(jin) 僅(jin) 產(chan) 生長遠影響（Wade 1990, Rodrik 1999)。
除了兩(liang) 種體(ti) 係的固有差異之外，統治者對在任的預期也會(hui) 對經濟增長有影響，而任期在民主政體(ti) 中往往更短。視留在職位的時間而定，理性的專(zhuan) 製者可能會(hui) 從(cong) 從(cong) 長遠利益出發，而不會(hui) 掠奪成性，要麽(me) 因為(wei) 這會(hui) 減少將來的稅基，要麽(me) 是他們(men) 的支持者看重公共物品（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Basley and Kudamatsu 2008)。Clague et al. (1996)指出，暫時性的民主政體(ti) 很可能遭受廣泛的剝削，因為(wei) 當任職前景很短的時候，對大肆汲取的激勵就會(hui) 更大。類似的，Khan（2006）認為(wei) ，在民主政體(ti) 中，如果政客們(men) 事前認為(wei) 沒有多大機會(hui) 重新獲選，那麽(me) 事後腐敗往往會(hui) 增加，從(cong) 而出現一個(ge) 所謂的民主均衡，導致政局變動頻繁，腐敗高發，增長緩慢。
我們(men) 的文章也涉獵了一大批研究製度和社會(hui) 環境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研究。雖然這一類的文獻強調製度的作用，這裏所說的製度是服務於(yu) 、負責於(yu) 廣大的人口而不是一個(ge) 小團體(ti) 的，但是這類文獻也還沒有說過民主帶來經濟增長。這類文獻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與(yu) 民主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理論相一致的，即多元社會(hui) 可能擁有汲取量更少的政府，並建立更好的製度。然而，這類文獻也可以與(yu) 內(nei) 生型政體(ti) 轉型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理論相一致，如果它們(men) 假定製度不好、增長緩慢的國家的人們(men) 更可能推動政體(ti) 變更，要求更好的製度的話。
相較之下，其他的文獻更強調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因。Jones and Olken（2005）指出，除了製度——往往變動緩慢——以外，領導個(ge) 人對經濟增長也很重要。他們(men) 使用在職死亡（death in office)為(wei) 領導人中的一個(ge) 外生變量。他們(men) 發現，當專(zhuan) 製領導出乎意料地被解雇時，經濟增長率有明顯變化，從(cong) 而突出了個(ge) 人對經濟結果的重要性。他們(men) 的結論與(yu) 迅速的政體(ti) 轉型產(chan) 生帶來經濟增長的顯著變化這一結論是一致的。因為(wei) 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往往變動頻繁。然而他們(men) 的結論與(yu) 漸進的政體(ti) 轉型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結論是不一致的，因為(wei) 漸進的變更可能發生在同一個(ge) 領導的（任期內(nei) ）。運氣也很重要。Easterly et al. (1993)證明了均數回歸(regression to the mean)在經濟增長率中的重要性。這可能意味著，如果不好的經濟表現導致政體(ti) 轉型的話，新的政體(ti) 很可能在接下來的十年表現更好，而這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平均值定理（law of averages)告訴我們(men) ，這個(ge) 國家運氣很好，它已經做好改革準備了。
最後，我們(men) 的文章也涉及了研究政治穩定與(yu) 經濟發展的文獻（比如Barro 1991, Alesina and Perotti 1996, Perotti 1996, Ades and Chua 1997, Jong-A-Pin 2009)。這類文獻發現，政治動蕩和經濟增長是負相關(guan) 的關(guan) 係。這一關(guan) 係的基礎理論論據是，不確定性對生產(chan) 性的經濟決(jue) 定有影響（Benhabib and Rustichini 1996, Devereux and Wen 1998, Darby et al. 2004)。Jong-A-Pin(2009)估計，在政治動蕩的不同維度上，隻有政體(ti) 動蕩——政體(ti) 或統治者或憲法的變更，才對經濟增長有較強的、顯著的負麵影響。我們(men) 在迅速政體(ti) 轉型和漸進政體(ti) 轉型的比較中發現的結果，與(yu) 這一思路是相一致的。在漸進政體(ti) 轉型中並沒有長期的增長紅利，因為(wei) 它往往具有更長時間的不確定性。
（理論模型和實證部分略……）
三、結論
本文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針對民主化的國內(nei) 研究中所發現的經濟增長積極影響是來自於(yu) 所有類型的迅速政體(ti) 轉型，而不僅(jin) 僅(jin) 隻是民主轉型。
我們(men) 建立了一個(ge) 新的政體(ti) 轉型數據庫。基於(yu) 政體(ti) 轉型的方向、強度和持久性，我們(men) 將轉型分為(wei) 專(zhuan) 製、民主以及暫時（的轉型），並且通過把不同類型的轉型作為(wei) 對照，從(cong) 而區分了政體(ti) 轉型與(yu) 民主轉型的影響。由此，我們(men) 減少了困擾之前文獻已久的識別問題，即政體(ti) 轉型本身是內(nei) 生於(yu) 之前垮台的政體(ti) 的。
我們(men) 發現，從(cong) 長遠來看，一次迅速的政體(ti) 轉型會(hui) 帶來大約1%的增長，不管其方向與(yu) 其結果的持久性如何。或許這顯示了去除無效率政體(ti) 所帶來的積極影響，畢竟這些無效率政體(ti) 的統治引起了係統性的經濟管理混亂(luan) 。第二，我們(men) 發現漫長的漸進的民主轉型沒有帶來任何增長。伴隨零零碎碎的政體(ti) 轉型而來的是不確定性，而這對企業(ye) 活動和投資都是有害的，進而限製了經濟發展的速度。也許在漸進的政體(ti) 轉型中，領導層和經濟政策的變動都是有限的，從(cong) 而限製了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我們(men) 的結果並不意味著民主對社會(hui) 福利沒有任何影響。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民主國家在人類發展、出版自由和尊重人權上明顯要好（Mulligan et al. 2004)。不過，我們(men) 的結果顯示，之前文獻中所發現的民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是由於(yu) 去除了表現不好的政體(ti) ，以及相伴隨而來的經濟改革，而不是由於(yu) 民主本身的內(nei) 在本質。
注：
1、原文選自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發表時間為(wei) 2014年4月。作者Caroline Freund是PIIE研究員高級研究員，Mélise Jaud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
2、《思想庫報告》是上海金融與(yu) 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電子刊物，以國際智庫之思想，關(guan) 照kaiyun官方地址之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