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東(dong) 劇變前，有關(guan) 阿拉伯世界治理失敗的報道經常見於(yu) 報端，尤其是聯合國組織編撰的《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將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政治專(zhuan) 製、民生艱難、貧富分化、教育落後、性別歧視等弊端揭示得淋漓盡致。某種程度上，2011年中東(dong) 劇變就是這種國家治理失敗的集中爆發。這場劇變本身帶有探索國家治理新模式的性質和任務，因而其一度被寄予厚望，稱為(wei) “阿拉伯之春”。

　　事實上，在民主政治的發祥地歐洲，同樣出現了民主衰落傾(qing) 向。據德國《明鏡》周刊報道，目前，歐洲政黨(dang) 加速衰落，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政黨(dang) 在過去3年裏總共流失150多萬(wan) 黨(dang) 員，英國選民入黨(dang) 比例不足1%。丹麥、芬蘭(lan) 、荷蘭(lan) 隻有1/3民眾(zhong) 相信政黨(dang) 政治，德國和奧地利這一比例為(wei) 1/ 4，法國、意大利和許多東(dong) 歐國家隻有1/10或更少的人相信。美國也出現了大規模抗議“金錢民主”的運動。這些跡象表明，民主政治在西方聲望日衰，中東(dong) 國家更不可能將其視為(wei) 紓解困境的利器。

　　中東(dong) 國家治理兩(liang) 大結構性問題

　　從(cong) 宏觀理論看，數年來的中東(dong) 民主試驗，暴露出中東(dong) 國家治理兩(liang) 大結構性問題。一是難以把握穩定與(yu) 改革的關(guan) 係。過去相當長時期，中東(dong) 國家盛行威權政體(ti) 和強人統治，這種政體(ti) 能夠確保政局穩定、提供必要“公共產(chan) 品”，但長期“超穩定結構”導致政壇一潭死水，乃至出現“家天下”趨勢，如埃及穆巴拉克試圖“子承父業(ye) ”；利比亞(ya) 卡紮菲不允許任何反對派存在，同樣存在世襲統治可能。這些國家在2011年中東(dong) 劇變中陷入動蕩乃至政權垮台，部分原因就是民眾(zhong) 對這種集權統治模式心生厭倦，渴望新的政治變革。但由於(yu) 這些國家整合不成熟，教派、部族、民族等潛在矛盾突出，因此一旦中央政府控局能力下降或政權垮台，必然導致教派矛盾升溫、部族意識複蘇、極端恐怖勢力興(xing) 起等種種負麵效應。政治轉型時“一放就亂(luan) ，一管就死”，這種困境令中東(dong) 國家探索治理模式之路左右為(wei) 難。二是難以避免宗教與(yu) 世俗力量矛盾激化。阿拉伯國家普遍信仰伊斯蘭(lan) 教，並將其定為(wei) 國教，但現實政治中則實行政教分離。這種道統與(yu) 法統分離導致中東(dong) 國家始終存在明暗兩(liang) 條線：明線是世俗政權和世俗力量，暗線則是活躍在民間和地下的政治伊斯蘭(lan) 勢力。例如，埃及穆兄會(hui) 1928年就已成立，該組織隻要有機會(hui) ，便設法進入體(ti) 製內(nei) 部；若沒有機會(hui) ，則與(yu) 政府各行其是，逐漸向體(ti) 製內(nei) 滲透。因此，中東(dong) 隻要出現重大曆史變動，總會(hui) 出現伊斯蘭(lan) 複興(xing) 運動的身影，並因此加劇教俗矛盾。

　　2011年中東(dong) 劇變中，埃及的穆兄會(hui) 及其隸屬的“自由與(yu) 正義(yi) 黨(dang) ”、突尼斯“複興(xing) 運動”、利比亞(ya) 的“正義(yi) 與(yu) 建設黨(dang) ”等處於(yu) 蟄伏狀態的政治伊斯蘭(lan) 勢力，打著反對獨裁統治、增強民主合法性的旗號應運而起。埃及穆兄會(hui) 背景的穆爾西還在2012年選舉(ju) 中當選總統，並在掌權後推行“伊斯蘭(lan) 化”政策，由此導致世俗與(yu) 宗教矛盾白熱化、公開化。埃及軍(jun) 方2013年7月罷黜穆爾西，並在反恐名義(yi) 下關(guan) 閉27000多家宗教場所，1400名穆爾西支持者被殺，1500人被監禁。穆爾西也以間諜罪被判處終身監禁，穆兄會(hui) 領導人巴迪亞(ya) 被判25年徒刑。在此背景下，穆兄會(hui) 暴力化傾(qing) 向增強。2015年6月29日，負責審理穆爾西案的總檢察長遭襲身亡。2015年7月，13名穆兄會(hui) 成員涉嫌在蘇伊士運河區域布雷被捕。由此使埃及陷入“深刻而尖銳的社會(hui) 分裂”。“要麽(me) 是世俗獨裁，要麽(me) 是伊斯蘭(lan) 民主”，這種兩(liang) 難處境令阿拉伯國家左右為(wei) 難。中東(dong) 國家探索治理模式，麵臨(lin) 前所未有的迷茫。

　　中東(dong) 轉型國家“民主冷漠症”

　　從(cong) 實際業(ye) 績看，數年來的民主化實踐未使相關(guan) 國家情況好轉，反而變得更加糟糕，處境普遍“今不如昔”。

　　埃及是典型例證。2011年政權更替以來，埃及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外匯儲(chu) 備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億(yi) 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億(yi) 美元；外貿赤字從(cong) 2013—2014財年340億(yi) 美元，增至2014—2015財年的390億(yi) 美元；財政赤字每年增加10%，2015年埃及債(zhai) 務占GDP的100%。埃及旅遊業(ye) 也因安全形勢惡化明顯減少。埃及民眾(zhong) 感受也極為(wei) 悲觀。據“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埃及民眾(zhong) 對生活滿意度連年下降。用“從(cong) 1到10”衡量民眾(zhong) 滿意度，埃及2005—2007年得分5.4，2010—2012年得分4.3，2012—2014年僅(jin) 有1.13分。在連續三年的報告中，埃及均被列為(wei) “不幸福”。2016年2月24日，塞西在公開演講中，談及埃及經濟困難時甚至表示，如果對國家經濟真有好處，他情願賣掉自己。因此有人認為(wei) ，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對派，隻要坐等就能看到國家完蛋。

　　突尼斯政治轉型相對較好，但經濟和安全形勢並不樂(le) 觀。目前，突尼斯麵臨(lin) “非常困難的形勢”，失業(ye) 率達到25%，青年人失業(ye) 率達40%。2016年1月21“茉莉花革命”五周年之際，突尼斯爆發上千人抗議，衝(chong) 突造成數百人受傷(shang) 。與(yu) 此同時，突尼斯安全形勢惡化。突尼斯參加“伊斯蘭(lan) 國”人數居阿拉伯國家之首。目前已有6000多名極端分子返回國內(nei) ，國內(nei) 安全形勢嚴(yan) 峻，並由此嚴(yan) 重打擊突尼斯旅遊業(ye) 。2015年1月至11月，突尼斯遊客減少26%，旅遊收入減少33%，GDP增長率幾乎為(wei) 零。突尼斯麵臨(lin) “越亂(luan) 越窮，越窮越亂(luan) ”的惡性循環。

　　事實證明，指望通過“民主化”提高國家治理能力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中東(dong) 的治理模式危機並未解決(jue) 。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2011年中東(dong) 劇變時，中東(dong) 地區失業(ye) 率為(wei) 25%，目前已升至30%，是世界平均失業(ye) 率的倍數。根據標準普爾的報告，2015年阿拉伯世界11個(ge) 國家的政府債(zhai) 務達1430億(yi) 美元，相比於(yu) 2014年的706億(yi) 美元增加一倍，預計2016年政府債(zhai) 務仍將居高不下。另據聯合國對156國“幸福指數”排名，埃及列130位，摩洛哥排99位，突尼斯排104位，伊拉克排105位。另據“阿聯酋戰略論壇”根據世界銀行、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的數據得出結論：“阿拉伯之春”及隨後政局動蕩，使相關(guan) 國家付出8300億(yi) 美元的代價(jia) 。“當前中東(dong) 比‘阿拉伯之春’前變得更不穩定、更看不到希望。”

　　在這種情況下，當前中東(dong) 轉型國家普遍出現了“民主冷漠症”。根據位於(yu) 卡塔爾多哈的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2015年阿拉伯輿論指數報告》，2012—2013年，61%受訪者認為(wei) “阿拉伯之春”及其後果是“積極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積極的”，隻有22%受訪者持否定態度；2014年兩(liang) 種觀點大體(ti) 持平，分別為(wei) 45%和42%；到2015年，持否定態度的受訪者達到59%，首次超過支持該運動的民眾(zhong) 。

　　“回不到過去，看不到未來”

　　展望未來，這些中東(dong) 國家麵臨(lin) “回不到過去，看不到未來”的兩(liang) 難困境。一方麵，多數國家已無法回到過去。當前中東(dong) 亂(luan) 局持續，促使越來越多的民眾(zhong) 認識穩定與(yu) 秩序的極端重要性，“人心思穩、人心思定”成為(wei) 大勢所趨，但實現這一目標並不容易。埃及算是非常幸運的，該國盡管發生政治劇變，但原有國家機器和政治框架基本保留，因此尚有條件“原路返回”。事實也是如此，2013年7月埃及軍(jun) 方強行將民選的穆爾西總統趕下台，並將恢複秩序視為(wei) 優(you) 先要務，強力鎮壓了穆斯林兄弟會(hui) 、“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等各類反對派。2013年7月以來，塞西政府已關(guan) 押了4萬(wan) 多人，乃至有人感歎當前埃及的鎮壓行動比穆巴拉克時期還嚴(yan) 重。但不管怎麽(me) 說，埃及畢竟逐漸回到穩定與(yu) 秩序軌道上，經濟恢複正有序展開。然而，利比亞(ya) 、敘利亞(ya) 、也門等遭受外力幹涉的國家，由於(yu) 原有國家機器已被徹底打破，導致部族武裝、教派衝(chong) 突等各種原生性勢力勢如泉湧，由此進入到近乎不可逆的“碎片化”過程。無論是自身條件還是外部環境，這些國家重新出現梟雄式人物、重建威權政體(ti) 已經不可能。換言之，這些轉型國家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

　　另一方麵，中東(dong) 治理模式也看不到未來。過去的一個(ge) 多世紀中，中東(dong) 幾乎成為(wei) 世界各種意識形態的試驗場。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伊斯蘭(lan) 主義(yi) 先後在中東(dong) 舞台登場亮相，但均未使中東(dong) 國家擺脫困境。“民主轉型”本來是中東(dong) 國家探索國家治理新路的最大希望。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意味著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同樣不能解決(jue) 中東(dong) 麵臨(lin) 的問題，反而加劇了中東(dong) 的意識形態危機。“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當前中東(dong) 就麵臨(lin) 這種困境。

　　筆者認為(wei) ，中東(dong) 國家要想實現繁榮發展，不應在政體(ti) 改革這一次要問題上“打轉轉”，而應首先明確“舉(ju) 什麽(me) 旗，走什麽(me) 路”的問題。2011年中東(dong) 劇變中，抗議者的口號就是“麵包、自由和社會(hui) 公正”，表明這場劇變應是一場涉及廣泛的全麵社會(hui) 經濟革命。但迄今為(wei) 止，這種變革主要限定在政治體(ti) 製等上層建築領域，始終沒有抓住核心問題。“這場阿拉伯革命幾乎沒有產(chan) 生領導人，沒有像樣的行動計劃，沒有真正的理念。”由於(yu) 未觸及社會(hui) 經濟基礎，看似轟轟烈烈的“阿拉伯之春”，最終變成“隻開花不結果”的“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