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孫冰提問：據報道，“高福利”思潮在世界範圍內(nei) 都有市場，那麽(me) ，該如何看待這一思潮？西方的“高福利”思潮是如何產(chan) 生的？對經濟社會(hui) 政策有哪些影響？高福利模式輸出效果如何？

　　“高福利”思潮的源頭在哪，是怎樣演變的？

　　“高福利”是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的一種製度安排。“高福利”源於(yu) 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綱領中有關(guan) 社會(hui) 福利的思想和政策。他們(men) 通過改革稅收、保健和社會(hui) 保險等製度，采用調整工資和薪金政策的手段，意在“從(cong) 大企業(ye) 日益增長的資本中取出適當的部分作為(wei) 財產(chan) 進行廣泛的分配或者服務於(yu) 公共的用途”。

　　福利製度最早可追溯到英國1601年頒布的《貧窮法》，該法旨在安撫因“圈地運動”而失地的大量農(nong) 民。雖然西方各國的社會(hui) 福利製度發展曆程不盡相同，但從(cong) 總體(ti) 上看大致經曆了三個(ge) 階段：

　　形成期——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裏奇發表了著名的《貝弗裏奇報告》，主張建立“福利國家”，他為(wei) 英國規劃了一套“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麵而普遍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這個(ge) 報告以及凱恩斯主義(yi) 為(wei) 西方國家建立現代福利製度提供了輿論和理論基礎。1948年英國公開宣稱自己為(wei) 福利製度國家。在戰後特殊的曆史條件以及一定的社會(hui) 輿論和理論指導下，西方各國紛紛效仿英國，相繼建立起現代意義(yi) 上的社會(hui) 福利製度。

　　發展期——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這一期間，西方社會(hui) 福利從(cong) 過去的單純救濟演變為(wei) 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hui) 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進一步推行所謂“高福利”政策﹐使政府舉(ju) 辦的社會(hui) 福利項目增多﹐開支空前增長。其社會(hui) 福利覆蓋了失業(ye) 、醫療、養(yang) 老、工傷(shang) 、住房、教育、孩子養(yang) 育等諸多方麵。

　　調整期——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1973～1975年經濟危機使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普遍陷入經濟發展滯緩﹑財政赤字擴大﹑通貨膨脹嚴(yan) 重的困境，龐大的社會(hui) 福利開支愈益成為(wei) 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福利國家製度陷入進退兩(liang) 難的境地。美、英、法等國在不同程度上開始對社會(hui) 福利製度進行調整或改革﹐竭力控製和削減社會(hui) 福利開支。

　　數十年來，高福利一直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顯要標誌。他們(men) 不僅(jin) 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了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政策主張，而且在其執政實踐中，確實為(wei) 改善本國勞動人民生活狀況做出了成績，推動了人們(men) 從(cong) 公民權利到經濟和社會(hui) 權利的發展。可以這樣講，“高福利”製度作為(wei) 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的一個(ge) 特征，實質上是在一定時間內(nei) 、特定條件下，部分地對資本主義(yi) 自由市場經濟的矯正和改良。數十年間促進了資本主義(yi) 國家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協調了效率與(yu) 公平的衝(chong) 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yi) 內(nei) 在矛盾。因此，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被稱為(wei) “資本主義(yi) 病床邊的醫生”。

　　為(wei) 什麽(me) 思潮雖未息，政策卻難延續？

　　變革的世界深刻地影響並嚴(yan) 峻挑戰著民生保障。過度發展的高福利製度給資本主義(yi) 國家帶來一係列問題：一是麵臨(lin) 經濟危機。由於(yu) 福利製度的剛性，隻能增加，不能減少，日益龐大的社會(hui) 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劇增，債(zhai) 台高築，出現了巨大的“財政黑洞”。比如，法國政府財政赤字連續上升，2015年保持在4.3%的水平，繼續突破了歐元區3%的紅線。二是麵臨(lin) 失業(ye) 危機。過高的社會(hui) 福利開支，最終將通過各種稅收轉為(wei) 生產(chan) 成本，這就使得原本熱情銳減的雇主盡量減少雇傭(yong) 人數，致使社會(hui) 中就業(ye) 機會(hui) 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失業(ye) 保障費用的增加，並形成失業(ye) 保障和就業(ye) 之間的惡性循環。歐盟統計局宣布，歐元區2015年12月的失業(ye) 率為(wei) 10.4%。三是麵臨(lin) 社會(hui) 危機。沉重的社會(hui) 福利負擔，造成失業(ye) 現象嚴(yan) 重、收入差距拉大、社會(hui) 財富分配兩(liang) 極分化等一係列社會(hui) 問題，其突出表現為(wei) 公平與(yu) 效益的雙重失衡。同時，從(cong) 20世紀80年代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結構進入快速老齡化階段，這一趨勢加劇了社會(hui) 福利支出的剛性。2014年，歐盟28個(ge) 國家內(nei) 的贍養(yang) 比率平均為(wei) 27.5%，但是德國和意大利都高於(yu) 這個(ge) 水平，預計到2050年這個(ge) 比率會(hui) 躍升到49.4%，到時候每兩(liang) 名勞動人口要養(yang) 活一名退休者。四是麵臨(lin) 觀念危機。社會(hui) 福利，就像一張溫床，一些人寧願躺在上麵吃補貼，也不願勞動、不思進取，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好逸惡勞現象的滋生，使得社會(hui) 的生機和活力減退。西方一位經濟學家認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曾深有感觸地說：“我所理解的福利社會(hui) ，並不是讓大家歇著，真正的福利社會(hui) 就該是，每個(ge) 人生活中感到困境時，都能得到幫助。”

　　辯證地分析“高福利”製度的利弊，才能認清其本質屬性。從(cong) 福利製度看，西方國家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是資產(chan) 階級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義(yi) 措施，是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調節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重要手段。雖然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減少了貧富對立，對維護社會(hui) 的穩定有某種作用，但這些政策隻是調節國民收入的一種形式，說到底是一種社會(hui) 矛盾的“緩衝(chong) 器”。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者推行的模式，以犧牲效率為(wei) 代價(jia) ，過分強調社會(hui) 福利的保障作用，目前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麵臨(lin) 難以為(wei) 繼的窘境。經濟學家批評說：這種經濟患上了“動脈硬化症”，“對勞動缺乏刺激作用”，帶來了社會(hui) 發展的放慢或停滯。

　　對於(yu) “高福利”製度帶來的問題，一些西方政要心裏是清楚的，並對這種畸形福利的弊端進行調整，但需要付出極大的勇氣和代價(jia) 。當時，為(wei) 拉選票，向選民承諾過度福利，一直習(xi) 慣於(yu) 這種享受的民眾(zhong) 又怎能接受福利降低。所以，改革招來民眾(zhong) 強烈的抗議浪潮。這是當年施羅德和其領導的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在德國大選中敗北的重要原因。

　　為(wei) 什麽(me) 出現了模仿高福利模式，討好民眾(zhong) 最終卻損害了民眾(zhong) 福利？

　　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實行“高福利”製度，一方麵是老牌資本主義(yi) 國家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擁有富足的物質基礎；一方麵是北歐一些國家曆史上未受戰亂(luan) 破壞，資源豐(feng) 富且人口不多。即使如此，社會(hui) 福利的巨大支出，也已經超出了他們(men) 的承受能力，由此帶來的一係列社會(hui) 問題同樣讓其手忙腳亂(luan) 。可以說，這種模式是特定條件使然，並不是一個(ge) 有普遍意義(yi) 的範例。別說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不能複製，即使在一些條件較好的資本主義(yi) 國家也難行通。東(dong) 施效顰，隻能給國家和民眾(zhong) 帶來災難，拉美國家的生搬硬套就是沉重的教訓。

　　在民粹主義(yi) 的影響下，一些國家為(wei) 擺脫發展困境，獲取人心支持，選擇了“福利趕超”模式，全盤追隨發達國家的福利製度。盲目地照搬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但遠無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這就為(wei) 製度自身的發展和經濟社會(hui) 的良性運行埋下了隱患。

　　為(wei) 支撐福利製度的運轉，拉美國家致力於(yu) 發展經濟，但並未從(cong) 根本上改變大地產(chan) 製，經濟命脈和政治生活仍然控製在少數家族和利益集團手中。為(wei) 早日建成“新興(xing) 工業(ye) 化國家”，他們(men) 以“舉(ju) 債(zhai) ”為(wei) 動力，以犧牲農(nong) 業(ye) 和環境為(wei) 代價(jia) ，高舉(ju) 債(zhai) 、高投入、重增長、輕發展，引發嚴(yan) 重的債(zhai) 務危機、經濟危機。拉美國家的福利趕超，沒有根本解決(jue) 所存在的經濟社會(hui) 問題，反而加劇了現實狀況的惡化，不僅(jin) 影響了社會(hui) 穩定，而且還製約了經濟持續增長，被稱為(wei) 滯留“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地區。

　　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是根據自身的曆史和國情而確立的發展模式。盡管發揮了許多作用，但難以克服自身痼疾，所遭批判之聲日隆。如不加分析地“照單全收”，不但不利於(yu) 福利製度的良性發展，而且還會(hui) 導致一係列嚴(yan) 重的社會(hui) 問題的出現。忽略改善收入分配的可持續發展，對民眾(zhong) 、對社會(hui) 、對政府本身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wei) 。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定要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情國力實際，循序漸進地解決(jue) 和改善。隻有這樣，才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避免落入“舉(ju) 債(zhai) 謀福利”的陷阱。這既是從(cong) 中國民生道路中總結的成功經驗，也是從(cong) 拉美國家失敗教訓中獲得的重要啟迪。

　　（作者為(wei)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