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推進“教育出口”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計劃，從(cong) 2016年春開始，文部科學省將聯合外務省、經濟產(chan) 業(ye) 省、相關(guan) 教育企業(ye) 、地方自治體(ti) 及一些非政府組織，建立“日本式教育海外展開官民協動平台”，統籌推動日本向海外“出口教育”的相關(guan) 事宜，並為(wei) 此申請2016年度財政預算1.5億(yi) 日元。在政府主導的“協動平台”組建後，將按國別設立分科會(hui) ，聘請熟悉地區情況的專(zhuan) 家對各國展開調查研究，確定針對性合作方案，然後在相關(guan) 國家建立官民協辦的“國際論壇”，推進“試點項目”，逐步開展相關(guan) 實務。

　　事實上，在日本長年的對外政府開發援助（ODA）中，有相當一部分低息日元貸款用於(yu) 受援國的基礎教育事業(ye) ，主要投向校舍、設備等“硬件建設”。但在國外係統應用“日本式教育”，即進行“軟件出口”的案例並不普遍。在柬埔寨等國，有日本教育企業(ye) 開辦了運用日本教學體(ti) 製的幼教機構，但也處於(yu) “試水”階段。2011年文部科學省內(nei) 部的“國際合作推進會(hui) 議”曾提出，應將日本理科教育、中小學教育體(ti) 製經驗介紹給其他國家。而在此次“出口教育”計劃中，日本政府的設想與(yu) 目標顯然更為(wei) 宏大，包括組織專(zhuan) 家為(wei) 對象國製定教育大綱、安排課程設置，對其教師進行全麵業(ye) 務培訓等。同時，日本的中小學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職業(ye) 教育均被納入出口內(nei) 容。

　　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官員稱，政府做出推動“教育出口”決(jue) 定的依據是，“當前在國際上，日本的教育體(ti) 製越來越受到關(guan) 注”，一些國家主動表示了與(yu) 日本合作的意願。根據文部科學省的調查，中東(dong) 、南亞(ya) 與(yu) 東(dong) 南亞(ya) 地區的一些國家對“日本式教育”的需求最強烈，“日本將首先在這些地區的兩(liang) 三個(ge) 國家開始做出成果”。日本媒體(ti) 援引一些外國領導人、教育部長的近期言論，以佐證“日本式教育”受到歡迎。如印度總理莫迪在訪日時稱，日本的教育體(ti) 製“極有特色”，“希望將日本式的中小學教育盡快引入印度”。埃及總統塞西在安倍訪埃時盛讚“日本的教育製度是世界上最優(you) 秀的”。《日本經濟新聞》稱，印度、緬甸與(yu) 埃及將成為(wei) “日本式教育”出口首先獲得重大成果的熱門國家。

　　日本教育體(ti) 製的“亮點”與(yu) “汙點”

　　日本近現代以“教育立國”、“人才立國”聞名。江戶時期，幕府與(yu) 各藩創辦學問所、藩校，民間則興(xing) 辦大量寺子屋、鄉(xiang) 學和私塾，普及識字與(yu) 算學能力。明治政府頒布《教育敕語》及各級學校方針，建立義(yi) 務教育製度、師範教育體(ti) 製與(yu) 職業(ye) 教育體(ti) 製，引入西方教育體(ti) 製與(yu) 歐美教員，使得日本成為(wei) 亞(ya) 洲最早實現教育現代化的國家。二戰後，日本國民教育在民主改造的基礎上進行了多輪改革，成為(wei) 支撐日本經濟起飛的重要基礎。

　　此次日本“出口教育”的最大“賣點”在於(yu) 日本的中小學教育體(ti) 製。日本中小學高度講究秩序與(yu) 禮儀(yi) 規則，學生輪流值日打掃、供餐、飼養(yang) 小動物，積極參與(yu) 體(ti) 育社團活動、進行防災訓練等，這些教育環節在日本以外的國家較為(wei) 少見，對於(yu) 提高學生的集體(ti) 觀念與(yu) 協作意識有很大作用。在日本看來，著重習(xi) 慣培養(yang) 、實踐能力塑造的中小學教育是“日本式教育”的核心與(yu) 基礎。同時，日本中小學在學力培養(yang) 方麵，特別是數理化教育上也處於(yu) 世界先進水平。在國際上，日本培養(yang) 職業(ye) 技術人員的高等專(zhuan) 科學校體(ti) 製備受好評，而支撐這一體(ti) 製的基礎則是紮實的中小學理科教育。那些教育體(ti) 係亟待建設的新興(xing) 國家尤其希望係統性地引進乃至“全麵移植”體(ti) 係化、規範化的基礎教育體(ti) 製。在此背景下，日本獨具特色的中小學教育體(ti) 製被認為(wei) 是“稀缺資源”。

　　但是，日本的教育體(ti) 製絕非沒有問題。如中小學教育體(ti) 製就因教育原則與(yu) 方式逐漸僵化、校園暴力現象屢禁不止而備受批評。在日本政府對外大讚日本中小學教育“世界領先”的同時，日本國內(nei) 輿論則指出，校園欺淩與(yu) 暴力事件頻發，早已成為(wei) 日本中小學教育難以拭去的“汙點”，政府的論斷有明顯“遮醜(chou) ”之意。據文部科學省調查，2014年，因體(ti) 罰學生而被處分的公立學校教師近4000人，創下1977年有該項調查以來的新高。連安倍內(nei) 閣新任文部科學大臣馳浩也在就任後承認，自己當教師時曾體(ti) 罰過學生。除教師體(ti) 罰外，高年級學生肆意欺淩低年級學生導致後者自殺，以及在社團活動中教練毆打、性侵學生的事件也經常被曝出。日本教育專(zhuan) 家指出，在社會(hui) 競爭(zheng) 壓力下，日本學校的管理主義(yi) 與(yu) 內(nei) 部的升學競爭(zheng) 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師生關(guan) 係，過度的規則、等級約束也難免造成青少年性格發育的失常。

　　對於(yu) 日本教育的前途，日本政府與(yu) 社會(hui) 時刻抱有危機感。特別是日本近年經濟增長緩慢，國家財政債(zhai) 台高築，導致教育經費相對不足。2004年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改製後，政府給大學的運營費補助金在十年裏削減了約1300億(yi) 日元（約合人民幣67.2億(yi) 元）。根據相關(guan) 國際組織數據，日本當前的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chan) 總值比率在經濟合作與(yu) 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排名榜尾，而家庭教育費所占比率卻排名前列。這不僅(jin) 影響了教育質量與(yu) 科研水平，甚至影響到大學等教育機構的生存。地方大學、私立大學招生人數連年下滑，而這些學校被認為(wei) 是日本科學研究活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如何維持並發展一個(ge) “可持續而有國際競爭(zheng) 力的教育體(ti) 製”成為(wei) 日本麵臨(lin) 的重要課題。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表示，將借“出口教育”，促進日本的大學、專(zhuan) 科學校及教材和實驗器材等教育企業(ye) 進軍(jun) 海外，提升日本教育的國際化水平，促使日本教育機構走向世界，開展“國際營銷”。

　　“教育出口”為(wei) “戰略性外交”服務日本政府推動“教育出口”，其目標遠不止振興(xing) 教育產(chan) 業(ye) ，更有長遠的戰略考慮。一直以來，日本相當重視發展對外人文、教育交流，將其作為(wei) 強化外交關(guan) 係紐帶、促進日本軟實力傳(chuan) 播的重要手段。關(guan) 於(yu) 這一點，日本知名外交學者金子將史稱，人文交流是日本最重要的公共外交資源，也代表著日本的“國家名片”。教育事業(ye) 的對外援助具有民間性、公益性，而注入了日本特色及國民文化的“教育出口”則同時又兼具了軟實力的傳(chuan) 播功能。在教育領域積極展開對外合作，可以增進與(yu) 對象國關(guan) 係，彰顯日本做“國際貢獻”的能力以及“在價(jia) 值與(yu) 道德立場上的優(you) 越性”，在外交戰略上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但也將取得不菲收益的選擇。

　　根據安倍晉三外交智囊穀內(nei) 正太郎的說法，安倍的“戰略性外交”極其重視“跨越國境的人與(yu) 人交流”，“教育出口”因而進一步被納入外交戰略的範疇。安倍2012年重新執政後，恢複了在民主黨(dang) 執政期間停辦的“21世紀東(dong) 亞(ya) 青少年大交流計劃”（JENESYS），啟動了新的、規模更大的JENESYS2.0項目，提出了“文化的WA項目”（WA在日語中有和、環、輪的意思），大力推廣海外日語教學。日本政府加強了與(yu)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合作，積極支持亞(ya) 太鄰國的教育交流計劃，擴大留學生往來規模。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與(yu) 東(dong) 盟大學聯盟之間的合作、日本—埃及科技大學、印度工科大學海德拉巴分校項目等成為(wei) 日本重點推進的“模範工程”。2015年，日本與(yu) 土耳其宣布將啟動建設日本—土耳其科技大學。此舉(ju) 作為(wei) 兩(liang) 國加強戰略合作的重要一環，“以教育交流帶動外交”的特征相當明顯。

　　在此次籌建“協動平台”過程中，文部科學省將負責“軟件內(nei) 容”的設計，外務省及日本駐外使領館、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則將負責具體(ti) 的“程序操作”。在日方看來，“不少國家對日本擁有傳(chuan) 統友好感情，日本式教育能夠進一步鞏固這種感情，由衷地增強對象國國民對日本及日本國民的尊敬與(yu) 親(qin) 近。”“出口教育”對於(yu) 日本地區外交的重點目標乃至日本整體(ti) 外交的布局無疑具有深遠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