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幾年，從(cong) 南美到北美，從(cong) 南非到北非，從(cong) 南亞(ya) 到北亞(ya) ，從(cong) 南歐到北歐，在形式和內(nei) 容上重複，但政府陷入治理困境的舉(ju) 不勝舉(ju) 。

 

　　世界各地發生社會(hui) 治理危機明顯有共同原因

 

　　半個(ge) 世紀前，全世界陷入治理危機，各地區的原因頗不相同，相互推波助瀾，形成世界性大動蕩。但在眼下的全球化時代，世界很多地方發生社會(hui) 治理危機卻明顯有共同原因，與(yu) 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是否“現代”無關(guan) 。這些因素大致有三點。

 

　　第一，世界範圍的古典自由主義(yi) 經濟政策。在發達國家，這種政策起初加速了低端第二產(chan) 業(ye) 的外移和第三產(chan) 業(ye) 的發展，帶來了經濟活力。然而在最近十來年，歐洲和美國逐漸陷入困境，主要是互聯網金融資本崛起導致的教育水準和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中產(chan) 階級開始萎縮。在欠發達國家，由於(yu) 蘇聯的崩潰，新古典自由主義(yi) 經濟思想被奉若神明，徹底扭轉了效法社會(hui) 主義(yi) 政策的大局。少數有能力建設基礎設施的窮國出現了製造業(ye) 繁榮，也催生了龐大的中產(chan) 階級。但在最近十來年，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市場化滲入了教育、醫療、養(yang) 老、住房等社會(hui) 領域，新興(xing) 中產(chan) 階級養(yang) 小送老日漸艱難。

 

　　第二，讓資本頤指氣使的嶄新技術。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資本的流動性和集中性大為(wei) 增強。快速流動不僅(jin) 意味著資本量成幾何級數增長，而且這種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資本嚴(yan) 重挑戰了國家疆界壁壘、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壁壘、文化差異壁壘，乃至一切現有的政治權威形式。一切原有的社會(hui) 組織在資本麵前都成為(wei) 僵屍。資本市場把踏實做正當職業(ye) 的人變成傻瓜，把國家金融管理者變成同謀或者笨蛋。這種資本還在全球製造了一個(ge) 個(ge) 擁有數十萬(wan) 上百萬(wan) 畝(mu) 的巨大農(nong) 場，使用令人驚悚的技術，讓小農(nong) 破產(chan) 。這種資本對一切道義(yi) 規範乃至法規都嗤之以鼻。在互聯網資本麵前，自私自利的個(ge) 人主義(yi) 盛行，人們(men) 以自由的名義(yi) 變成奴隸。除了睡覺時，幾乎每個(ge) 人都被移動互聯網裏的手機屏幕支配。

 

　　第三，人類前所未見的代溝。在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80後、90後、00後，幾乎沒人經曆過封閉的農(nong) 業(ye) 和工業(ye) ，沒經曆過對抗饑餓。在互聯網時代，東(dong) 方和西方的官方意識形態體(ti) 係喪(sang) 失了吸引力，民主、自由、法治、階級鬥爭(zheng) 等抽象概念在課堂上成了大學生們(men) 的催眠曲。權力層與(yu) 年輕人的溝通出現了嚴(yan) 重的思想和語言障礙。新一代人使用的網絡語言和象形符號，不僅(jin) 老一代人看不懂，更讓呆板的官方用語成為(wei) 笑料。謊言隨處可見，生計的安全變得極不確定，什麽(me) 都遭到懷疑，焦慮感大增。於(yu) 是，信仰碎片化降臨(lin) 了，信什麽(me) 的都有，絕不僅(jin) 是求神拜佛。

 

　　除了上述三大共同原因，世界各地還有五花八門的具體(ti) 原因催化本地的治理危機。

 

　　西方國家在戰後普遍實行了社會(hui) 均等化政策，是其發達的牢固基礎

 

　　自二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以凱恩斯為(wei) 名風行社會(hui) 主義(yi) 導向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育、醫療、養(yang) 老、甚至住房的均等化。這導致發達國家的底層人民在曆史上第一次免除了養(yang) 小送老的恐懼，普通人素質大幅提高，中產(chan) 階級隊伍快速壯大。西方風行社會(hui) 主義(yi) 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個(ge) ：一是蘇聯福利模式和蘇聯奇跡的壓力；二是歐洲人普遍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貪婪是歐洲連續發生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三是羅斯福“新政”的示範效應乃至戰後旨在穩定南歐和西歐的“馬歇爾計劃”。

 

　　世界範圍治理危機沒有靈丹妙藥，但求解正在路上。

 

　　第一，在效率與(yu) 公平間找到最佳平衡點或能占得先機。經過了四十年的自由資本主義(yi) ，鍾擺重新向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偏移是世界大勢，許多國家將選擇公平而非效率。平衡點在哪裏？關(guan) 鍵在養(yang) 小送老，也就是教育、醫療、養(yang) 老、住房方麵的去市場化，即均等化。在社會(hui) 領域去市場化方麵做得最好的國家都是最穩定的國家。西方國家在戰後普遍實行了社會(hui) 均等化政策，是其發達的牢固基礎。奧巴馬總統把對窮人的醫療救助變成了麵向中產(chan) 階級的全國醫保，完成了執政聲望的逆襲。自由不在少數人掙大錢的機會(hui) ，而在多數人素質的提高，在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恐懼就是幸福。多數人免除了養(yang) 小送老這個(ge) 最大的恐懼，全民族就幸福。

 

　　第二，把資本引向重建社會(hui) 和建設先進基礎設施。發動和組織群眾(zhong) ，重建基層社區組織，重建集體(ti) 精神，削弱個(ge) 人主義(yi) ，嚴(yan) 厲打擊本地的無賴、惡霸，將決(jue) 定社會(hui) 是否穩定有序，決(jue) 定政府的正當性，即人民的支持度。資本或許是能夠幫助重建社區的。淘寶網的送貨機製在最後100米遭遇成本瓶頸。如果與(yu) 社區合作，分享部分物流利潤，社區集體(ti) 也就有了複興(xing) 的經濟基礎。有了社區組織支持，建設先進的基礎設施就難以被無賴釘子戶劫持。節製資本，抵製“錢生錢”的遊戲，抵製不勞而獲的誘惑，是至關(guan) 重要的平等措施。不平等本身不是問題，而是動力和效率；但不平等越來越嚴(yan) 重就是問題了，而且是嚴(yan) 重問題。患寡的時代結束了，患不均的時代開始了。在這危機時代，向著大眾(zhong) 采用寬鬆的財政政策還是向著資本采用寬鬆的貨幣政策，考驗每個(ge) 國家決(jue) 策者的遠見和能力。發達或欠發達國家，就在基礎設施的發達或欠發達，沒有其它。

 

　　第三，把工作重心轉向建設社會(hui) 互助的經濟。在政府和市場間尋找最佳平衡點的企圖沒有前途。政府和市場以外的第三方，即人民的利益，才是決(jue) 定性因素。無論市場還是政府，都必須服務於(yu) 人民的利益。抽象的市場決(jue) 定論顯然源於(yu) 無知。讓公眾(zhong) 利益決(jue) 定政府是否幹預市場不僅(jin) 明智，也是所有發達國家的共識。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的兩(liang) 分是一葉障目，最大的資本是人民的資本，是社會(hui) 互助資本。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在普通百姓那裏，沒病的幫有病的，年輕的幫年老的，有知識的幫缺知識的，有錢的幫缺錢的，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

 

　　第四，努力重建社會(hui) 核心價(jia) 值觀。社會(hui) 核心價(jia) 值觀必須有一個(ge) 核心，就是對“公正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全民共識。

 

　　第五，高瞻遠矚、能力非凡的領導人。如同世界曆史的幾乎每個(ge) 階段，國家在危機中生存下來的最重要因素是領導人。領導人解讀大局的遠見和帶領人民走出危機的能力決(jue) 定國家興(xing) 衰。為(wei) 大資本還是為(wei) 普通百姓，響應資本控製的輿論還是響應民心，為(wei) 少數人的自由還是為(wei) 多數人的自由，為(wei) 少數人的現代化還是為(wei) 大多數人的現代化，這兩(liang) 難的問題就擺在各國領導人麵前。

 

　　（作者為(wei) 北京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