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13年奧巴馬已經弱勢初顯的話，2014年則是他完全陷入弱勢的一年。在當今國際社會(hui) 強勢領導人不斷湧現的時候，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領導人卻處於(yu) 空前弱勢地位。這種弱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下美國麵臨(lin) 外部挑戰的複雜性和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

美國麵臨(lin) 外部挑戰的複雜性主要表現在四個(ge) 方麵。首先，戰略競爭(zheng) 對手發起挑戰。俄羅斯的強勢戰略複興(xing) 以及中國在經濟與(yu) 戰略上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冷戰結束以來最棘手的地緣政治挑戰。其次，歐盟、以色列和日本等美國的盟友越來越自行其是。第三，美國與(yu) 伊斯蘭(lan) 世界的矛盾無解。伊斯蘭(lan) 國的崛起是恐怖勢力掀起的新一波浪潮。第四，美國主導的國際機製的功能在退化，世界需要新的國際治理機製。現在美國在國際上麵臨(lin) 的挑戰更棘手和多元，這使得它的有效應對成為(wei) 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奧巴馬的弱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國國際地位變化的反應。第一，美國綜合國力仍是世界第一，但它的優(you) 勢在縮水。軍(jun) 事上，俄羅斯軍(jun) 事力量重振和中國軍(jun) 事現代化的推進削弱了美國的軍(jun) 事優(you) 勢。經濟上，2013年的美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2.4%，是二戰以來的最低點。第二，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主導能力在下降。過去數年中，其他國家在聯合國與(yu) 美國的投票行為(wei) 不一致的比例在上升。第三，美國處理外部事務的資源在縮水。在巨額預算赤字的壓力下，美國軍(jun) 費削減將是長期趨勢。美國對外援助占世界各國援助總額的比例在下降。第四，美國的軟實力在下降。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國內(nei) 政治僵局使其政治製度的影響力大打折扣，斯諾登事件使美國的國際道義(yi) 形象黯然失色。這些情況共同導致美國的國際地位處於(yu) 多年來的最低點。

由此看來，奧巴馬的弱勢不僅(jin) 僅(jin) 是由於(yu) 其個(ge) 人原因或國內(nei) 政治原因，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政治背景。下一屆美國總統可能在性格上比奧巴馬更堅定果斷，美國政治的極化屆時可能會(hui) 有所改善，但美國優(you) 勢地位和影響力的下降卻是一個(ge) 長期的趨勢，而不是一個(ge) 周期性現象。

第一，美國的經濟複蘇能力在減弱，這表明美國經濟機製的內(nei) 在活力在下降。20世紀後半期的兩(liang) 次美國經濟衰退，每次複蘇時間都較快，經濟總量也都恢複到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3左右，而這次複蘇耗時甚長，經濟總量也隻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0%左右。第二，從(cong) 國際層麵看，90年代美國力量和地位的大幅提升得益於(yu) 蘇聯解體(ti) 和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這兩(liang) 大紅利，今天不會(hui) 再同時出現對美國重大的戰略與(yu) 經濟利好。第三，由於(yu) 新興(xing) 經濟體(ti) 經濟力量的上升，美國正在失去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

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和美國都必須適應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新角色。雖然美國仍將是政治和軍(jun) 事超級大國，但華盛頓發揮國際作用的方式會(hui) 發生重要變化，美國在海外的外交和軍(jun) 事介入將集中在那些有重要或重大利益的地區，對軍(jun) 事力量的運用會(hui) 更審慎，在世界事務中更多發揮動員和組織的作用，即動員和組織其他國家實施美國支持的國際議程，而不是一馬當先或單打獨鬥，更加注重追求利益而不是權力。美國的盟友和安全夥(huo) 伴會(hui) 被要求在安全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與(yu) 美國開展更密切合作，新興(xing) 國家如中國會(hui) 被要求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越來越多的多邊機製將在沒有美國領導甚至參與(yu) 的情況下運作。國際政治會(hui) 逐漸形成後霸權時代的“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