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仍然是世界經濟複蘇的強動力。新興經濟體在金融危機後經濟形勢逆勢上揚，從2013年開始，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在2014年占全球GDP比重達到56.9%。目前，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速放緩，從2010年至今增速連年下調，主要原因是實體經濟和金融係統的波動，以及結構性改革的拖延。盡管如此，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近三年約5%的平均增速是發達經濟體的三倍多，它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14年仍高達四分之三。

 

　　美國是主要發達經濟體複蘇的領跑者。2014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4%，超出前三年2.2%的平均值。從就業來看，美國的失業率連續下降，自2009年的10%降至2015年7月的5.3%，幾乎接近美國政府認可的5.2%的水平。國內市場環境的升溫，使美國消費者及企業信心得到增強。諸多有利條件為美國穩步複蘇提供保障：能源價格下跌、通貨膨脹溫和、貨幣政策寬鬆、財政負擔減少，以及房地產市場改善等。

 

　　歐元區的情況就沒有如此樂觀，金融危機後六年中有三年經濟增長率為負，2014年的增長率勉強維持正增長，僅0.9%。較高的實際債務負擔、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投資者對經濟的悲觀情緒大大抑製歐元區需求。希臘危機對歐元區的影響正在持續發酵，俄羅斯及烏克蘭局勢雪上加霜，增加了其經濟複蘇的不確定性。但是，歐洲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表現良好，如英國、瑞典、瑞士等正步入穩固複蘇。

 

　　日本經濟表現令人失望。2014年日本經濟增長率接近於零，消費疲軟，投資不振是其經濟低迷最重要的原因，特別是2014年4月日本提高消費稅後，造成了嚴重的消費收縮，導致2014年日本經濟負增長，僅為-0.059%。而超高水平的國債、生產率增長下降、企業稅負過高、農業改革進展緩慢等，可能將加劇日本經濟陷入衰退。

 

　　中國繼續對世界經濟做出重大貢獻。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是中國經濟從超高速增長步入中高速增長的必然表現，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無止境的下滑，而是在“換擋期”把經濟增速穩定在合理區間。盡管IMF對中國2015年經濟增速的預測為6.8%，但仍高於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中國經濟增長率下滑不是經濟萎縮，是經濟結構調整的表現，符合客觀規律。

 

　　其他新興經濟體表現存在差異。印度經濟增長強勁，增長率從2012年的5.1%上升至2014年的7.2%，IMF預測2015年印度的增長率將超過中國。但是巴西和俄羅斯的表現不佳，其2014年的增長率分別為0.1%和0.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收緊、私人投資不振、幹旱等因素對巴西經濟造成不利影響，而油價急劇下跌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使主要依靠能源出口的俄羅斯經濟不容樂觀。

 

　　現階段的世界經濟形勢與兩個關鍵因素有密切聯係，即石油價格與匯率。國際油價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下跌至今仍處於低價震蕩，比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下降更快，油價下跌的原因很多，如石油需求減弱、供應量增加及能源效率提高等。石油價格大幅下跌影響了世界收入的分配，有利於對石油進口國的增長，而不利於石油出口國的經濟活動，總體上對全球增長具有積極作用。

 

　　而匯率變動也同樣具有重要的分配效應。匯率從2014年下半年至今大幅波動，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已上升約10%，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相比實際升值達到14%。匯率變動重新調整了各國需求，將需求轉移到那些經濟更困難、政策空間更小的國家，進而有利於全球經濟。但是，匯率急劇變化也有可能帶來負麵影響，比如，導致本幣貶值國家的外幣債務迅速上升等。

 

　　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兩個核心要素人口與投資並不樂觀。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的情況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同時存在。美國自2000年以來，65歲以上人口就一直處於穩步增長狀態，每年約有50萬人步入老齡化。而隨著2011年二戰後“嬰兒潮一代”人員開始退休，美國的老齡化問題更加嚴重。根據美國統計局預測：2030年，美國65歲以上老人將占總人口的20%左右。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中國同樣麵臨“未富先老”的問題。截至2014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12億，占總人口的15.5%。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將呈現出老年人口增長快、高齡老人規模大、勞動力紅利消退、社會撫養負擔日益加重、養老資源缺乏等問題。

 

　　全球私人投資市場整體低迷。在金融危機期間受重創後，發達經濟體私人固定投資一蹶不振，其他地區投資增速也普遍放緩。發達經濟體2008年至2014年私人投資與2007年初危機前做出的預測相比下降了25%，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私人投資占資本存量的比重近年來也有所下滑，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投資都低於繁榮高峰時期做出的預期。比較糟糕的結果是，私人投資偏低導致多個經濟體的潛在產出下降。雖然住房投資在危機期間大幅下降，但商業投資巨幅縮減才是投資下滑最主要的部分，由此造成危機後全球經濟活動的整體低迷。除了低迷的經濟形勢外，融資約束和政策不確定性也大大抑製了危機以後的投資活動，不論企業的商業前景如何，缺乏資金來源將製約商業投資的擴大，而政策的不確定性更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發展也麵臨一些未知風險。一方麵，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直接影響了全球經濟複蘇形勢。2014年，從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到“伊斯蘭國”組織在伊拉克的崛起，從美俄對立到中日關係緊張，不斷湧現的地緣政治風險越來越對世界經濟複蘇形勢構成各種各樣的威脅和製約。主要關注全球債務和財政問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也罕見地發表報告稱：“地緣政治風險將是2015年人類麵臨的主要威脅。”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地緣政治第一次如此深刻地影響全球命運。而不斷出現的恐怖主義事件，中東、非洲一些國家爆發的地區衝突，以及債務危機對歐盟內部的撕裂等，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相關國家的經濟活動。

 

　　另一方麵，全球債務上升威脅全球經濟複蘇。日內瓦世界經濟報告顯示2001年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全球總負債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160%，在金融危機後的2009年，這一比例約為200%，而2013年這一比例再升至215%。然而，美國的債務問題正有所改善，2014年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已經降至2.8%。但歐元區的情況甚為嚴重，其各國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在2015年首季度平均達到92.9%，債務水平創曆史新高。希臘債務相當於該國年度GDP的169%，意大利、比利時、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政府債務也都超過經濟產出的100%。而在許多國家，由於存在通貨緊縮的風險，使降低公共債務水平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目前全球利率水平已經總體低落，如果一旦出現全球杠杆危機，資產價格下跌，信貸緊縮，資產價格將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目前，已經存在低利率、低通脹與高債務並存的現象，製約了後續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空間。

 

　　此外，大宗商品定價權的爭奪、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國際經貿規則的重構、地區合作主導權的爭奪都為世界經濟的前景增加了不確定性。

 

　　擺脫種種不利因素絕非易事，勞動力、資本等經濟增長要素在可預見的將來並不會有很大的改善，如果危機後全球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長率真的下降，那麽依靠科技創新可能是世界經濟複蘇的唯一出路。世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新一波的科技革命，如製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創新利用、農業的現代生物技術應用等，通過科技創新將大幅提升勞動生產率。如果沒有科技的突破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難以阻止全球增長率的持續下降。因此，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將科技創新作為國家的核心發展戰略。新的科技將產生新的需求、新的就業，這才是世界經濟增長新的能量與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