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收入不平等迅猛擴大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間達到了最低穀：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國國民收入的30%～35%，與(yu) 法國今天的水平大致相當。保羅·克魯格曼戀舊地稱之為(wei) “我們(men) 所愛的美國”。

　　 然而，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就開始迅猛擴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的30%～35%上漲到本世紀頭十年的45%～50%。這讓人很自然就會(hui) 想到，這樣的快速膨脹到底還能持續多久？

　　 對於(yu) 這種變化，我們(men) 有必要停下來做出幾點說明。首先，我所基於(yu) 的數據，隻考慮了在所得稅表格中的申報收入，並沒有對任何由於(yu) 各種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資本收入低估進行矯正。通過對多種可得的資料的比較分析，可以估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過美國國民收入的50%。

　　 其次，還要注意，在過去三四十年裏，股市的狂飆和資本收益隻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額結構性上漲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資本利得在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這兩(liang) 個(ge) 時期，資本利得一項就為(wei) 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額增添了5個(ge) 百分點，這一數額是巨大的。之前的紀錄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盤的前夕，那時也不過是3個(ge) 百分點而已，但這種水平難以長期持續下去。如果我們(men) 簡單忽略掉資本利得(鑒於(yu) 這種類型的收入在美國的重要性，這並不是一個(ge) 令人滿意的方法)，仍會(hui) 發現最富10%人群收入份額的增量很大，上世紀70年代為(wei) 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過46%，增加了14個(ge) 百分點。上世紀70年代，資本利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wei) 1%～2%，到2000～2010年間為(wei) 2%～3%。因此結構性上漲在1個(ge) 百分點左右：並非一點不重要，但與(yu) 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上升的14個(ge) 百分點相比，這確實不算什麽(me) 。

　　 通過考察不含資本利得的數據序列，我們(men) 可以更清晰地識別美國不平等擴大的結構性特征。事實上，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不含資本利得)的上漲表現得相對穩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紀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達到40%，到世紀之交達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已超過國民收入的46%，當然這剔除了資本利得收入)已經明顯高於(yu) 2007年即金融危機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2012年的早期數據顯示，這種增長仍在繼續。

　　 短期波動未改變長期趨勢

　　 至關(guan) 重要的一點是：事實清晰表明，不能指望這樣的金融危機本身來結束美國不平等的結構性擴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盤的直接後果是不平等的擴大總會(hui) 隨之變得更為(wei) 緩慢，就像它總在股市繁榮時期擴大得更為(wei) 迅速一樣。2008～2009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chan) 後，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後，在股市上獲利已風光不再。這些年份的資本利得確實下降了。但是這些短期的波動並沒有改變長期趨勢，因為(wei) 長期趨勢是由其他力量決(jue) 定的。我現在必須闡明這些因素的邏輯機製。

　　 進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將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組：最富有的1%，緊接著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長的大部分來自“1%”，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約20%(資本利得的波動使得年度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總體(ti) 增加了11個(ge) 百分點。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組(2010年家庭收入介於(yu) 10.8萬(wan) 美元至15萬(wan) 美元之間)以及“4%”群組(收入介於(yu) 15萬(wan) 美元至35.2萬(wan) 美元)也經曆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國國民收入的比例從(cong) 11%增加到12%(1個(ge) 百分點)，而後者從(cong) 13%升至16%(3個(ge) 百分點)。很明顯，這意味著自1980年以來，這些社會(hui) 群組的收入增長大大高於(yu) 美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覷。

　　 美國學院派經濟學家也算是高收入組的一員，他們(men) 中的許多人認為(wei) ，美國經濟運行得相當不錯，特別是它準確而恰當地給才能和功績以物質回報。這種反應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實是位於(yu) 他們(men) 之上的社會(hui) 群組更厲害：國民收入增長的15%歸於(yu) 10%的人；其中的約11%，或者說近3/4屬於(yu) 那“1%”群組(2010年收入超過35.2萬(wan) 美元)；這其中又有大約一半歸屬於(yu) 那“0.1%”群組(年收入超過150萬(wan) 美元)。

　　 正如我剛剛展示的，金融危機本身似乎並未對不平等的結構性上漲產(chan) 生影響。是否存在反向因果關(guan) 係呢？有沒有可能是美國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呢？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在上個(ge) 世紀兩(liang) 次達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經濟危機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機前夕)，考慮到這些特征，上述疑問很難避免。

　　 美內(nei) 部不平衡是全球四倍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會(hui) 引發國家的金融不穩定。原因很簡單：收入不平等擴大的一個(ge) 後果是，美國中下收入階層的購買(mai) 能力發生實質停滯，這必然增大了普通家庭借債(zhai) 的可能性，而那些不擇手段的銀行和金融中介機構免於(yu) 監管，並渴望從(cong) 流通到體(ti) 係中的巨額儲(chu) 蓄中賺取優(you) 厚利息收入，進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長的授信額度。

　　 為(wei) 支持這一論點，我們(men) 必須要注意到，1980年以來，美國國民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15%)從(cong) 最窮的90%人口轉向了最富的10%人口。如果我們(men) 考察一下危機發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間)美國經濟的增長情況，就會(hui) 發現最富的10%人口占據了增長總額的3/4，這一時期最富的1%人口就獨自占據了國民收入增長的近60%。因此，對於(yu) 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長率每年不足0.5%。很難想象，在社會(hui) 群體(ti) 之間存在如此極端分化的情況下，這個(ge) 經濟和社會(hui) 如何能夠持續運轉下去。

　　 很明顯，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伴隨著異常強勁的美國經濟，情況將大不一樣。然而不幸的是，這並非事實。與(yu) 過往幾十年相比，美國經濟增長更為(wei) 緩慢，這導致中下收入階層的實質停滯。

　　 還要注意，這種在社會(hui) 群體(ti) 內(nei) 部的收入轉移規模(大約占到美國國民收入的15%)大約是美國本世紀頭10年貿易逆差規模(大約占到國民收入的4%)的四倍。這種比較的意義(yi) 在於(yu) ，這一巨額貿易逆差(對應著中國、日本和德國等的貿易順差)經常被認為(wei) 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關(guan) 鍵因素，而這種不平衡使得多年來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體(ti) 係變得不穩定，進而導致了2008年危機的發生。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國的內(nei) 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這提示我們(men) ，要探索很多問題的根源及應對措施，更應關(guan) 注美國國內(nei) 的因素，而不僅(jin) 僅(jin) 是歸咎於(yu) 中國以及其他國家。

　　 綜上所論，如果認為(wei) 2008年金融危機，或者更一般意義(yi) 上的全球金融體(ti) 係長期不穩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這種說法總體(ti) 上是過頭的。在我看來，這種不穩定的更為(wei) 重要的原因是資本/收入比率的結構性上升(在歐洲尤為(wei) 如此)，加之國際資產(chan) 頭寸總量的大幅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