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從(cong) 人均GDP、耐用消費品水平、劉易斯拐點等指標判斷，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相當於(yu) 日本七十年代水平；從(cong) 能源與(yu) 環境壓力看，中國與(yu) 兩(liang) 次石油危機後日本八十年代相似；從(cong) 國際貿易及匯率環境看，中國與(yu) 日本“廣場協議”後的九十年代環境相似。認真總結日本經驗，對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yi) 。

 

　　[關(guan) 鍵詞]    經濟轉型；工業(ye) 結構；消費結構；產(chan) 業(ye) 轉移；日本經驗

 

　　日本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遇到過類似中國的諸多問題。作為(wei) 一個(ge) 與(yu) 中國有相近文化背景的國家，探究日本戰後四次經濟轉型的曆程和經驗，對於(yu)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yi) 。

 

　　一、日本戰後四次經濟轉型動力機製

 

　　二戰期間日本經濟受到重創，戰後日本通過一係列的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迅速恢複了國民經濟，奠定了以後高速發展的基礎。戰後50多年，日本共完成了四次經濟轉型。

 

　　第一次經濟轉型（1945-1955年），從(cong) 一切靠進口向“出口導向型”轉變。在國家戰略上，實施“貿易立國”戰略。這次日本經濟轉型的動力因素源於(yu) 朝鮮戰爭(zheng) 的外需拉動。

 

　　二戰毀滅了日本42％的國民財富，日本國內(nei) 經濟處於(yu) 崩潰邊緣。1950年朝鮮戰爭(zheng) 爆發，為(wei) 日本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由於(yu) 日本離韓國最近，日本成了美國的軍(jun) 事基地和軍(jun) 需物資供應地。日本根據國內(nei) 外經濟環境的變化，適時提出外需主導型戰略。在產(chan) 業(ye) 結構上，基於(yu) 資源稟賦比較優(you) 勢及需求狀況，重點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ye) 和輕型機械工業(ye) 等。通過戰時軍(jun) 需，日本迅速地賺到了經濟發展的第一桶金，迎來了消費景氣和投資景氣的“雙景氣”現象。

 

　　第二次經濟轉型（1955-1972年），從(cong) 出口拉動向“消費主導轉型”轉變。在國家戰略上，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次日本經濟轉型的動力因素源於(yu) “消費者革命”的內(nei) 需拉動。

 

　　日本在經曆了一段經濟高速增長期後，陷入了低福利、低產(chan) 業(ye) 結構和高外貿依存度的“兩(liang) 低一高”發展困境。麵對產(chan) 能過剩，日本經濟學界圍繞如何評價(jia) 日本經濟增長能力展開了爭(zheng) 論。1960年，新上任的首相池田內(nei) 閣，采納了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主要內(nei) 容是：在10年（1961-1970年）內(nei) ，以“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ye) ”為(wei) 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增長；計劃10年後實現國民生產(chan) 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為(wei) 此，該計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個(ge) 中心議題：充實社會(hui) 資本；引導產(chan) 業(ye) 結構高級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xing) 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hui) 穩定。該計劃實施後，日本經濟實現了“黃金18年”的發展時期，被西方學者認為(wei) 創造了資本主義(yi) 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第三次經濟轉型(1973～1985年)，從(cong) 勞動、資本密集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轉型。在國家戰略上，實施“技術立國”戰略。這次日本經濟轉型的動力因素源於(yu) 國際石油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壓力。

 

　　在經曆過高速增長期後，日本經濟逐步進入平穩增長階段。七八十年代，全球範圍內(nei) 發生的幾件大事嚴(yan) 重影響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兩(liang) 次經濟危機” 和“兩(liang) 次石油危機” 充分暴露了日本經濟的脆弱性。日本的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交織迸發，迫使日本不得不改變原有依賴進口廉價(jia) 能源的發展方式，將產(chan) 業(ye) 結構向節能型、技術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轉變。同時在經濟政策上也作了相應調整，即一方麵鼓勵壟斷資本擴大資本輸出， 把能耗高、汙染環境的產(chan) 業(ye) 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另一方麵大力扶植汽車、電子、精密機械、航空、原子能等工業(ye) 部門的發展。不斷加大科研投資力度，努力邁向“自立自主技術時代”。

 

　　第四次轉型(1985年-本世紀初)，推動以“成本主導型”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在國家戰略上，實施“IT立國”戰略。這次轉型源於(yu) “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的壓力。

 

　　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在不到6年的時間內(nei) 升值了4倍，這意味著日本國力膨脹了4倍，人均收入增加了近4倍。迫於(yu) 日元的升值，日本一方麵進行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另一方麵進行海外擴張。其中，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的方向是以信息產(chan) 業(ye) 和文化產(chan) 業(ye) 為(wei) 主導。在文化產(chan) 業(ye) 方麵，1995 年日本確立了 “文化立國”方略，以日本文化廳所確立的《21 世紀文化立國方案》為(wei) 正式啟動標誌。在信息產(chan) 業(ye) 方麵，2001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IT基本法》、製定《e一Japan戰略》、提出五年內(nei) 把日本建設成為(wei) “世界上最先進的IT國家”的戰略目標。經過五年的努力，信息產(chan) 業(ye) 成為(wei) 日本第一大產(chan) 業(ye) 部門。

 

　　二、日本四次經濟轉型的路徑及經驗

 

　　日本經濟轉型具備世界性戰略眼光， 其經濟轉型遵循了一套“循序漸進”的產(chan) 業(ye) 政策，創造了一條主動向國際產(chan) 業(ye) 鏈高端環節攀升的發展路徑。

 

　　（一）日本產(chan) 業(ye) 結構高度化符合產(chan) 業(ye) 結構演變規律

 

　　產(chan) 業(ye) 結構高度化是指通過產(chan) 業(ye) 創新產(chan) 業(ye) 結構向高附加值轉換，以提高經濟增長率的現象。戰後日本製造業(ye) 結構實現了四次明顯的轉換，即從(cong) “勞動密集→重化工業(ye) →高加工度組裝工業(ye) →技術密集與(yu) 服務業(ye) 主導”演進。日本產(chan) 業(ye) 結構高度化符合產(chan) 業(ye) 結構演變規律，反映了當時日本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

 

　　在戰後第一次轉型中，日本基於(yu) 資源稟賦比較優(you) 勢及需求狀況，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ye) 和輕型機械工業(ye) 等。將紡織工業(ye) 作為(wei) 戰後恢複的重點產(chan) 業(ye) 加以扶持，當時紡織業(ye) 占整個(ge) 製造業(ye) 比重為(wei) 23.9%。輕紡產(chan) 品的大量出口為(wei) 重化工業(ye) 引進技術和更新設備以及購買(mai) 原材料提供了大量的外匯。

 

　　在第二次轉型中，即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階段，隨著城鎮化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對住房、交通及耐用消費品需求大大增加，而固定資產(chan) 投資增長需要重化工業(ye) 支持。市場需求驅動使產(chan) 業(ye) 結構向重化工業(ye) 方向升級，較大的人口規模需求、海岸線優(you) 勢的低運輸成本和當時國際偏低的原材料價(jia) 格等條件，造就了日本重化工業(ye) 發展的要素稟賦優(you) 勢。

 

　　在第三次轉型中，石油危機使重化工業(ye) 受挫，投資型內(nei) 需增長驅動力下降，能源、原材料價(jia) 格暴漲，機械行業(ye) 的能源消費與(yu) 附加價(jia) 值比在製造業(ye) 內(nei) 部形成優(you) 勢，對產(chan) 業(ye) 轉型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在第四次轉型中，“廣場協議”後，隨著日元升值和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日本開始將製造業(ye) 產(chan) 業(ye) 鏈向海外轉移，從(cong) 依靠國內(nei) 組裝加工和大量出口，轉為(wei) 國內(nei) 設計研發、國外組裝加工出口，即所謂“雁行模式”。海外直接投資，給國內(nei) 產(chan) 業(ye) 升級騰出了空間，日本國內(nei) 機械製造、房地產(chan) 、物流、服務等產(chan) 業(ye) 迅速發展，經濟結構開始轉向內(nei) 需主導型轉變。

 

　　（二）日本每次經濟轉型都伴隨著產(chan) 業(ye) 向外部轉移

 

　　戰後，率先實現工業(ye) 化的日本，在產(chan) 業(ye) 轉移方麵一直奉行“邊際生產(chan) 轉移理論”，堅持有序的梯度轉移，通過三次產(chan) 業(ye) 大規模轉移，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chan) 業(ye) 轉移到亞(ya) 洲“四小龍”、東(dong) 盟諸國以及中國東(dong) 部沿海地區，形成了以日本為(wei) “領頭雁”的產(chan) 業(ye) 鏈和貿易圈，在轉移了貿易衝(chong) 突的同時，也塑造了“海外日本”。

 

　　第一次大規模的產(chan) 業(ye) 轉移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上個(ge) 世紀60年代，日本紡織業(ye) 失去優(you) 勢，為(wei) 了在國內(nei) 確立“資本密集型”的鋼鐵、化工、汽車、機械等產(chan) 業(ye) 的主導地位，產(chan) 業(ye) 結構開始向重化工業(ye) 轉變，日本開始把紡織業(ye) 向國外轉移。而此時的亞(ya) 洲“四小龍”具有低廉且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缺乏的是資本和技術。日本對其直接投資正好帶來了資本和相應的技術。因此，亞(ya) 洲“四小龍”成為(wei) 日本產(chan) 業(ye) 轉移的理想場所。

 

　　第二次大規模的產(chan) 業(ye) 轉移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兩(liang) 次石油危機，加速了日本將能耗高、原料需求量大、汙染環境的產(chan) 業(ye) 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其目的是在國內(nei) 發展“技術密集型”的電動機械、汽車、半導體(ti) 等主導產(chan) 業(ye) ，這一過程正好又與(yu) 當時亞(ya) 洲“四小龍”發展重化工業(ye) 的戰略相吻合。亞(ya) 洲“四小龍”一方麵積極承接日本的產(chan) 業(ye) 轉移，另一方麵將自己部分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轉移到東(dong) 盟。與(yu) 此同時，日本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也轉移到東(dong) 盟，由此形成了產(chan) 業(ye) 的梯次轉移結構。

 

　　第三次大規模的產(chan) 業(ye) 轉移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wei) 了減輕日元升值的壓力，日本製造業(ye) 推行營銷本地化和生產(chan) 本地化以降低成本。1985 年以前日本企業(ye) 海外投資主要是生產(chan) 型的子公司，而1985年後主要投資銷售型子公司。日本製造業(ye) 海外企業(ye) 的本土化率從(cong) 1986 年的3.2%上升到1990 年的6.4%，但是關(guan) 鍵零部件生產(chan) 依然在本國。日本企業(ye) “走出去”戰略的成功實施，很好地解決(jue) 了日元升值的壓力，塑造了“海外日本”。

 

　　（三）日本消費結構升級與(yu) 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形成良性互動

 

　　與(yu) 日本經濟四次轉型相伴隨的是，日本國土出現了四次“消費者革命”。

 

　　在第一次消費革命中（1956-1970），隨著“舊三大件”（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迅速普及，日本居民開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欲望”發展。消費結構升級帶動了發電、石化、鋼鐵等產(chan) 業(ye) 的迅速發展。

 

　　在第二次消費革命中（1971- 1980）， “新三大件”（ 即所謂“3C”，指的就是汽車（car）、彩電（color TV）和空調 （cooler））迅速普及。在國內(nei) 消費拉動下，日本家電、汽車、鋼鐵、石化等產(chan) 業(ye) 產(chan) 能迅速放大，日本的電器、汽車等企業(ye) 進一步擴張海外， 成就世界性巨頭。

 

　　在第三次消費革命中（1981-上個(ge) 世紀90年代），娛樂(le) 和交際費用從(cong) 無到有，從(cong) 少到多，保齡球、高爾夫球、旅行等休閑產(chan) 業(ye) 成為(wei) 時尚。日本進入了“大眾(zhong) 消費型”社會(hui) ，並逐漸降低對重工業(ye) 的依賴程度。

 

　　在第四次消費革命中（20世紀90年代末-本世紀初），日本進入了“信息消費型”社會(hui) 。1997一2005年，日本網絡用戶增加6.38倍。到20世紀末，日本開始了一場由新能源、新材料、信息通訊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術為(wei) 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chan) 業(ye) 群的構建和發展。隨著技術上的突破，生命科學產(chan) 業(ye) 、環保產(chan) 業(ye) 、納米新材料產(chan) 業(ye) 已經形成氣候。

 

　　四次消費者革命，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一世界性的難題，“恩格爾係數”穩定變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 34.1%， 1988年僅(jin) 為(wei) 25.5%。日本從(cong) 此誕生和形成了一個(ge) 強大和穩定的中產(chan) 階級。

 

　　（四）日本經濟發展向資源節約型和高附加值型轉變較好地解決(jue) 了能源環境危機

 

　　兩(liang) 次石油危機，日本產(chan) 業(ye) 界變壓力為(wei) 動力，對其產(chan) 業(ye) 結構進行根本性改造：（1）向資源節約型的“組裝加工”方向轉型。縮小了大量消耗能源的產(chan) 業(ye) ，工業(ye) 化發展的重點從(cong) 基礎材料型產(chan) 業(ye) 向汽車、機械、電子等加工組裝型產(chan) 業(ye) 轉移。 (2)向研究開發集約產(chan) 業(ye) 轉型。包括電子計算機，飛機，產(chan) 業(ye) 機器人，集成電路，特殊陶瓷，新金屬，海洋開發等；(3)向時興(xing) 型產(chan) 業(ye) 轉型。包括高級服裝，高級家具，住宅用調度品，電氣音響器具，電子樂(le) 器等。(4)向知識產(chan) 業(ye) 轉型。包括情報處理服務，情報提供服務，軟件，總體(ti) 設計等。經過產(chan) 業(ye) 升級，日本工業(ye) 結構由50-60年代末的重化工業(ye) 為(wei) 主導轉向機械、電子、汽車、家用電器等附加價(jia) 值高、消耗能源少的技術密集型產(chan) 業(ye) 為(wei) 主導，順利度過了能源危機和此後日元升值的壓力。

 

　　三、日本經濟轉型的借鑒意義(yi)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日本後三個(ge) 轉型階段的綜合特點。從(cong) 人均GDP、耐用消費品水平、劉易斯拐點等指標判斷，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相當於(yu) 日本七十年代水平；從(cong) 能源與(yu) 環境壓力看，中國與(yu) 兩(liang) 次石油危機後日本八十年代相似；從(cong) 國際貿易及匯率環境看，中國與(yu) 日本“廣場協議”後的九十年代環境相似。認真總結日本經驗，對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yi) 。

 

　　（一）我國產(chan) 業(ye) 高度化演進要符合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多層次性的特點

 

　　中國的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基本上符合產(chan) 業(ye) 結構演變規律。根據三次產(chan) 業(ye) 結構演變、高附加值結構變化和要素密集度變化等衡量產(chan) 業(ye) 結構高度化的幾種指標，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的高度化呈以下趨勢：從(cong) 三次產(chan) 業(ye) 結構看，第一產(chan) 業(ye) 比重下降，第二、三產(chan) 業(ye) 比重逐步上升。從(cong) 製造業(ye) 內(nei) 部結構看， 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從(cong) 低附加值產(chan) 業(ye) 向以重化工、電子通信等高附加值產(chan) 業(ye) 為(wei) 主進行高度化。從(cong) 要素密集度變化看，技術、資本密集型產(chan) 業(ye) 具有持續上升的趨勢，而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曾顯出下降的趨勢。經過高度化演進，中國成了“製造業(ye) 大國”。但在中國還沒有成為(wei) “製造業(ye) 強國”時，中國製造業(ye) 就進入了高成本時代。隨著土地、房地產(chan) 和勞動力價(jia) 格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逐步喪(sang) 失，而技術密集型、附加值高的產(chan) 業(ye) 又沒有發展起來，產(chan) 業(ye) 結構出現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況。

 

　　“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men) 要努力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wei) 核心的出口競爭(zheng) 優(you) 勢，但這並不意味著要讓出低端和中端產(chan) 品市場，也並不意味著資本技術密集替代勞動密集。一個(ge) 國家產(chan) 業(ye) 嵌入全球價(jia) 值鏈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方式：低端道路和高端道路。某種產(chan) 業(ye) 如果越處於(yu) 價(jia) 值鏈的低端，就越容易獲得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某種產(chan) 業(ye) 離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難從(cong) 發達國家引進成熟技術，也就越需要自主研發新技術和新產(chan) 品。現階段，我國要從(cong) 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多層次性的實際出發，隻有形成“高亦成、低亦就”的工業(ye) 結構，才能縮小與(yu) 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因此，未來10年我國產(chan) 業(ye) 要繼續朝著以下幾個(ge) 方向進行高度化演進：

 

　　第一個(ge) 層麵，將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打造成居全球價(jia) 值鏈的高端，以獲得整個(ge) 鏈條上最有利潤的環節。我國新一代移動通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絡、基礎芯片、無線寬帶、高速鐵路、高溫氣冷堆、電動汽車、新一代客機等產(chan) 業(ye) 要增強自主研發能力，擁有自主知識產(chan) 權甚至關(guan) 鍵核心技術，力爭(zheng) 居全球價(jia) 值鏈的高端。

 

　　第二個(ge) 層麵，東(dong) 部地區要想在全球價(jia) 值鏈中有所攀升， 就必須專(zhuan) 注於(yu) 產(chan) 業(ye) 鏈中增值較大的研發和品牌運作。要做到這一點，東(dong) 部地區部分有中國特色的產(chan) 業(ye) ，應該退出全球價(jia) 值鏈，要麵向國內(nei) 市場，進行本土化改革和創新，全力打造國家價(jia) 值鏈，以實現 “功能升級”、“鏈條升級”。

 

　　第三個(ge) 層麵，中西部地區以比較優(you) 勢融入東(dong) 部沿海地區價(jia) 值鏈和全球價(jia) 值鏈。中西部地區產(chan) 業(ye) 升級需要實現兩(liang) 個(ge) 對接：一要巧妙地實現與(yu) 東(dong) 部沿海地區價(jia) 值鏈的對接，東(dong) 部產(chan) 業(ye) 鏈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有效延伸，實現價(jia) 值鏈在國家內(nei) 部得到良好的延伸。二是中西部地區以比較優(you) 勢勇敢地融入全球價(jia) 值鏈中，爭(zheng) 取走加工和製造路線，以產(chan) 品方式嵌入全球價(jia) 值鏈。

 

　　（二）通過產(chan) 業(ye) 國際轉移，在全球範圍形成產(chan) 業(ye) 內(nei) 的貿易鏈

 

　　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實現：

 

　　（1）將產(chan) 業(ye) 鏈的中間環節轉移到周邊成本更低的國家。現階段，要以“邊際生產(chan) 成本”為(wei) 指導思想，轉移那些中國處於(yu) 邊際生產(chan) 成本惡化的產(chan) 業(ye) 。考慮到中國資源壓力和用工成本的提高，中國製造業(ye) 應該專(zhuan) 心做上遊（戰略決(jue) 策、技術研發、品控標準、資源整合與(yu) 金融運作）和下遊（品牌塑造、營銷傳(chuan) 播和客戶服務）產(chan) 業(ye) 鏈，而將產(chan) 業(ye) 鏈的中間環節轉移到周邊成本更低的國家。

 

　　（2）通過與(yu) 國際上有市場需求的國家產(chan) 業(ye) 合作，轉移過剩產(chan) 能。2013年10月15日，國務院出台了《化解產(chan) 能過剩政策的指導意見》，本次化解產(chan) 能過剩政策主要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船舶製造等行業(ye) 。這些產(chan) 能盡管在國內(nei) 是負擔，但對有些國家則是財富。如澳大利亞(ya) 就是我國光伏過剩產(chan) 能轉移出處。由於(yu) 澳洲沒有光伏生產(chan) 企業(ye) ，中國企業(ye) 不會(hui) 麵臨(lin) 與(yu) 澳本土企業(ye) 的競爭(zheng) ，不會(hui) 產(chan) 生類似歐美“雙反”的貿易摩擦。

 

　　（3）將出口依賴度較高的產(chan) 業(ye) 向那些擁有出口免稅區的國家轉移。我國紡織、服裝鞋帽、通信設備、計算機、化學工業(ye) 等產(chan) 業(ye) ，對出口的需求依賴度高。這些產(chan) 品，在國內(nei) 生產(chan) ，出口到國外，消耗的是國內(nei) 資源，汙染的是國內(nei) 環境，從(cong) 資源與(yu) 環境壓力考慮，應該將這類企業(ye) 轉移出去。目前洪都拉斯、摩洛哥、多哥、馬達加斯加等國家擁有出口免稅區。中國將外貿加工產(chan) 業(ye) 轉移出去到這些國家，可以實現“雙贏”。一方麵，幫助這些國家加快工業(ye) 化進程，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另一方麵，中國可利用外部資源，“借雞生蛋”，減輕環境資源壓力。

 

　　（4）與(yu) 自貿區國家建立互補性產(chan) 業(ye) 鏈。一是加強“中國—東(dong) 盟”自貿區合作。目前，泰國、馬來西亞(ya) 、印度尼西亞(ya) 、越南等東(dong) 盟國正處於(yu) 經濟發展期，用於(yu) 城市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噸位重型自卸車、工程車、牽引車、集裝箱用車和農(nong) 用車具有較大需求，中國與(yu) 東(dong) 盟汽車產(chan) 業(ye) 存在很強的互補性，這為(wei) 中國汽車產(chan) 業(ye) “走出去”提供了機會(hui) 。二是加強中日韓合作。能源資源問題是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可以利用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平台，探索三國在能源資源領域合作。由於(yu) 三國在能源資源領域具有競爭(zheng) 性少、互補性強、收益高的特點，對於(yu) 三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全局性影響。

 

　　（5）與(yu) 資源型國家建立合作共贏產(chan) 業(ye) 合作。通過與(yu) 這些國家合資合作，構建外部戰略資源、能源的穩定供給體(ti) 係。如俄羅斯是能源大國，一直以來俄羅斯缺市場，中國缺能源，雙方具有較大互補性。雙方可以通過能源上下遊一體(ti) 化合作，共同開發資源、經營共同市場。

 

　　（三）以消費結構升級促進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

 

　　消費結構升級是促進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早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zi) 涅茨就考察了國民經濟總產(chan) 值變動與(yu) 就業(ye) 結構變動之間的聯係，進而揭示了產(chan) 業(ye) 結構變動的總方向，即：人均收入的變動會(hui) 引起消費結構的變動，並最終導致產(chan) 業(ye) 結構的變化。消費對產(chan) 業(ye) 結構的影響，一方麵表現在消費總量的增長會(hui) 帶動第三產(chan) 業(ye) 發展；另一方麵表現在消費結構的升級為(wei) 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提供新的市場空間。根據模型測算，消費增長對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消費每增加100億(yi) 元，能拉動全社會(hui) 總產(chan) 出增加262.4億(yi) 元。分產(chan) 業(ye) 來看，增加100億(yi) 元消費能拉動第一產(chan) 業(ye) 總產(chan) 出增加24.68億(yi) 元，拉動對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總產(chan) 出分別增長143.63億(yi) 元和94.09億(yi) 元。與(yu) 投資相比，消費增長對第一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的拉動作用較高。

 

　　由於(yu) 我國第三產(chan) 業(ye) 增長相對緩慢，與(yu) 消費增速低於(yu) 投資增速直接相關(guan) ，消費需求不足是導致第三產(chan) 業(ye) 發展滯後的主要原因。未來我國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既需要解決(jue) 消費總量不足的問題，同時也要解決(jue) 消費水平較低的問題，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促進服務業(ye) 的發展。

 

　　1.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消費理論表明，居民“邊際消費傾(qing) 向”在不同收入階層的表現是不同的，往往收入高的人“邊際消費傾(qing) 向”低，而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往往具有較高的消費傾(qing) 向。隻有提高邊際消費傾(qing) 向才能刺激有效需求，這是擴大內(nei) 需的必備條件。

 

　　2.發掘農(nong) 村的消費潛力。中國經濟結構優(you) 化的瓶頸是農(nong) 村居民的消費。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到2010年間，城鎮居民消費率從(cong) 73.9%上升到76.8%，農(nong) 村居民消費率從(cong) 62.1%下降到23.2%。可見，我國農(nong) 村居民消費率的持續快速下降，是我國居民消費率乃至最終消費率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

 

　　3.鼓勵發展新的消費熱點。鼓勵汽車、住房、耐用品的消費，增強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的發展活力。鼓勵醫療保健消費，推動生物醫藥、保健產(chan) 業(ye) 的發展。鼓勵信息消費，帶動文化、電子信息、通信，IT等高科技產(chan) 業(ye) 飛速增長。鼓勵文化消費，推動文化產(chan) 業(ye) 的快速發展。

 

　　（四）強化環境資源硬約束，倒逼經濟轉型

 

　　我國重化工業(ye) 的發展具有明顯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點，對資源能源的依賴程度高，對環境的破壞程度大。《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顯示，中國已成為(wei) 世界水電第一生產(chan) /消費大國。中國還是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國，中國目前所麵臨(lin) 的節能減排壓力相對於(yu) 日本明顯提前，政府所附加的能源壓力和環境成本開始倒逼經濟轉型。

 

　　1.從(cong) 政策端看，努力做好“結構減排、管理節能、工程節能和技術減排”。在能源結構上，要抓好兩(liang) 頭：一方麵，在整個(ge) 能源結構中，要提高清潔能源比重。另一方麵，在傳(chuan) 統化石能源中，要提高天然氣比重。在管理節能上，在工業(ye) 、建築、交通運輸、消費領域全麵加強用能管理。在工程節能上，“十一五”期間，我國十大重點節能工程累計形成節能３.４億(yi) 噸標準煤的能力。在技術減排上，當務之急是要提高技術門檻，提高排放標準。

 

　　2.從(cong) 生產(chan) 端看，企業(ye) 應該是環境治理的重要主體(ti) 。企業(ye) 作為(wei) 市場經濟主體(ti) ，盡管有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但從(cong) 成本-收益平衡考慮，企業(ye) 追逐利潤最大化。這就需要一個(ge) 機製，讓外在壓力變成內(nei) 在動力，使汙染環境控製由“要我做”變成“我要做”。對於(yu) 企業(ye) 來說，控製排放有兩(liang) 個(ge) 途徑：一是減，一是吸。“減”很難，“吸”還有很大空間去做。可以在製度設置上，讓企業(ye) 建立兩(liang) 個(ge) 帳戶：碳匯帳戶（正外部性）、碳排放帳戶（負外部性），二者可抵消。

 

　　3.從(cong) 消費端看，在城市生態環境治理中要引入利益相關(guan) 者概念。所有的利益相關(guan) 者在從(cong) 城市生態環境中得到收益的同時， 也必須為(wei) 城市生態環境承擔相應的責任。環境管理從(cong) 單純的政府管理走向全社會(hui) 的環境共治模式，達到“人人為(wei) 我，我為(wei) 人人”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