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一種外向型經濟，韓國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在資金、技術以及進出口貿易市場等方麵均依賴西方主要經濟大國，呈現出對經濟大國的“依存”特征，尤其表現為(wei) 對美國的依賴。無論是在體(ti) 製建立、宏觀經濟政策、安全保障、提供市場、還是在資金與(yu) 技術援助以及市場開放等領域，美國因素對韓國經濟增長產(chan) 生了全方位的影響，是韓國經濟起飛與(yu) 發展的最大外部動力。概括韓國經濟起飛與(yu) 發展中的美國因素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一、民主體(ti) 製的建立與(yu) 維持

　　經曆漫長封建主義(yi) 、在近代又飽受日本殖民主義(yi) 統治的韓國，能夠在戰後很短時間內(nei) 建立起西方資本主義(yi) 民主體(ti) 製，美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戰結束後，美國確立的“在反共體(ti) 製內(nei) 向南部朝鮮移植自由民主觀念”的政策取得相當的成功，使韓國在民主基礎極其匱乏的條件下建立了西方式民主政治體(ti) 製。雖然韓國的民主政治體(ti) 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ei) ，隻具備其表象而實質上是威權主義(yi) 政治體(ti) 製，但無論是在李承晚、樸正熙、還是全鬥煥時期，即使當政者采取極端的、甚至是近乎於(yu) 獨裁的專(zhuan) 製統治，都沒有觸及民主政治體(ti) 製的根基，根本原因在於(yu) 美國。可以說美國不僅(jin) 促使韓國建立了民主政治體(ti) 製，同時也保證了民主政治體(ti) 製的持續維持。這一點對於(yu) 戰後韓國的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進程都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yi) 。

　　美國占領當局在控製韓國以後，就按照自己的意願製定和頒布了一係列有關(guan) 民主政治發展的立法命令，奠定了韓國民主政治體(ti) 製的基礎。杜魯門總統曾在國情谘文中指出：“韓國成為(wei) 試驗田，在這個(ge) 國家已經付諸實施的民主理念和原則，正在與(yu) 強加在北朝鮮人民身上的共產(chan) 主義(yi) 展開競賽。韓國走向自立的、穩定的民族經濟將對亞(ya) 洲人民產(chan) 生巨大的、不可限量的影響”。

　　美國占領軍(jun) 在進駐韓國之後，馬上就頒布了韓國政治發展和憲政體(ti) 製建構的基本原則。1945年9月9日，美國軍(jun) 政府宣布：基本政治權力來自國民，政治權力執行的政策由國民通過選舉(ju) 決(jue) 定，選舉(ju) 由2個(ge) 以上政黨(dang) 以競爭(zheng) 方式進行，政黨(dang) 必須是民主的國民自發的團體(ti) ，國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得到保證，社會(hui) 輿論不受政府控製，實行法製主義(yi) ，政府的權力必須分立等基本原則；簽署“朝鮮人民權利宣言”，賦予民眾(zhong) 以集會(hui) 、結社、出版、言論、宗教信仰等基本權利；製定較為(wei) 公平的選舉(ju) 法，並使選舉(ju) 製度在韓國這樣一個(ge) 從(cong) 未采取過選舉(ju) 方式國家得以紮根；向韓國兜售美式民主和反共主義(yi) ，通過多種方式輸入自由民主觀念，使他們(men) 較充分了解和接受西方自由平等觀念並掌握選舉(ju) 程序，通過各種媒體(ti) 、發放傳(chuan) 單和海報等形式向當地人鼓吹美式民主的優(you) 越性；強化國家機器，尤其是警察和軍(jun) 隊，竭力打壓左翼勢力和工農(nong) 運動，構建資產(chan) 階級專(zhuan) 製統治的基礎。通過以上一係列的措施，韓國最終建立了三權分立為(wei) 基礎的西方民主政治體(ti) 製，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出於(yu) 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通過外力施壓的結果。這種輸入性政治體(ti) 製，沒有充分考慮韓國的實際國情，也沒有充分尊重韓國人民意願，有強迫性的特征。但對於(yu) 戰後初期的韓國來說，這種外壓下的輸入型政治體(ti) 製，避免了韓國可能遇到的劇烈政治動蕩和政治選擇過程，某種程度上為(wei) 短期內(nei) 實現穩定的社會(hui) 秩序，並實現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

　　美國不僅(jin) 完成了對韓國的西方式民主政治體(ti) 製的輸入，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發揮了維持政治體(ti) 製穩定的作用，使韓國政治體(ti) 製基本框架並沒有因為(wei) 威權政府的出台而宣告解體(ti) 。美國給韓國帶來的民主製框架對任何政權都有無形的束縛。比如，即使是樸正熙、全鬥煥等在專(zhuan) 製統治時期，無論其專(zhuan) 製程度有多高，都不得不考慮組建政黨(dang) (1963年樸正熙組建民主共和黨(dang) 、1981年全鬥煥組建民主正義(yi) 黨(dang) )；樸正熙在當選為(wei) 第五、六屆總統時采取了選舉(ju) 競爭(zheng) 的方式；1981年，全鬥煥主動表示限製總統任期等。這些事實都表明，正是因為(wei) 美國的監督和幹預，才使得韓國民主政治製度的基礎和框架得以維係，韓國曆屆獨裁政府不得不在民主製框架內(nei) 謀求政權的合法性。

　　二、對韓國的安全保障

　　美國在戰後出於(yu) 自身戰略的考慮，與(yu) 韓國簽訂了安保條約，確立了軍(jun) 事同盟的關(guan) 係，並長期在韓國駐留大量軍(jun) 隊，向韓國提供安全保障。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對於(yu) 戰後韓國經濟的發展產(chan) 生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幫助韓國維持了60餘(yu) 年的國家安全，為(wei) 韓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美國駐韓美軍(jun) 依靠其先進的裝備和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的投入，很好地保證了在南北對峙和冷戰背景下韓國的安全，同時也極大地增強了韓國的國防實力，使韓國在戰後相當惡劣的安保環境下，維持了長期的穩定與(yu) 安全，可以全心致力於(yu) 經濟建設和發展，成為(wei) 韓國實現經濟起飛與(yu) 高速發展的基本前提。

　　第二，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使韓國在極其惡劣的國家安保環境下專(zhuan) 注於(yu) 國家經濟建設，減輕了國家安保開支的壓力，將更多的物力與(yu) 財力投入到經濟發展中。樸正熙總統的“經濟發展第一”理念如果沒有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作為(wei) 基本前提不可能得到貫徹與(yu) 執行，國家安保將成為(wei) 超越一切的政治理念，經濟建設將不可回避的讓位於(yu) 國家安保，經濟發展的曆史任務將很難完成。此外，考慮到駐韓美軍(jun) 所擁有的軍(jun) 事裝備、物資及高達數十億(yi) 美元的運營經費，美軍(jun) 駐韓所產(chan) 生的機會(hui) 成本是巨大的。如果美軍(jun) 撤出，韓國要填補美軍(jun) 退出產(chan) 生的軍(jun) 力損失，須有投入的國防經費將是一個(ge) 天文數字。假如駐韓美軍(jun) 撤出韓國，韓國將在其後5年內(nei) ，每年至少投入32億(yi) 美元裝備投入、不少於(yu) 20億(yi) 美元的運營經費，總額將達到近260億(yi) 美元[1]，才能勉強填補軍(jun) 力。而且即使這樣的投入也很難達到同期駐韓美軍(jun) 的軍(jun) 事能力。

　　第三，美韓安保同盟關(guan) 係，使韓國在資本主義(yi) 範圍內(nei) 提高了國際地位，並有利於(yu) 營造良好外部環境。通過與(yu) 美國確立軍(jun) 事同盟關(guan) 係，使韓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時也使韓國在西方陣營中地位和形象也得到相應地提高和改善。韓國以美國戰略盟友和西方資本主義(yi) 陣營一員的形象活躍於(yu) 國際舞台，借助美韓同盟關(guan) 係，在美國的幫助下，推行積極的外交戰略，大大改善了與(yu) 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的關(guan) 係，並從(cong) 這些國家獲得了大量的援助，為(wei) 其推進出口導向型外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

　　第四，美韓軍(jun) 事同盟不僅(jin) 加強了雙方在安保方麵的相互合作，也極大地促進了兩(liang) 國在經濟、文化、人員等方麵交流與(yu) 協作。在同盟關(guan) 係下，美國接納了很多來自韓國的各類人才，對他們(men) 進行教育和培訓，使他們(men) 從(cong) 美國學到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思想理念，在韓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良好的雙邊關(guan) 係和活躍的相互交往，使得代表現代西方先進文化的美國文化和價(jia) 值觀在韓國的廣泛流行，對韓國傳(chuan) 統文化產(chan) 生了巨大衝(chong) 擊，有助於(yu) 破除根深蒂固的封建落後意識和價(jia) 值觀念，並使西方先進政治、經濟理念得到快速和廣泛傳(chuan) 播，促進了韓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快速推進。

　　三、對韓國的援助與(yu) 扶植

　　美國對韓國經濟起飛與(yu) 發展的直接影響無疑是經濟恢複和起飛階段的援助和扶植。可以說離開了美國的援助與(yu) 扶植，韓國不可能實現短期內(nei) 的經濟起飛與(yu) 發展。美國對韓國的經濟援助與(yu) 扶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資金援助。特別是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韓國處於(yu) 極度困難時期美國的援助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美國對韓國的援助達到了31.3億(yi) 美元，相當於(yu) 同期韓國GNP的十二分之一。美援物資還占韓國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三，又相當於(yu) 其固定資本形成額的五分之四。美援在韓國成立初期成為(wei) 韓國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之一[2]。1957年美國對韓經濟援助達到頂峰，總數為(wei) 3.83億(yi) 美元。隨後，援助金額開始下降，1960年為(wei) 2.452億(yi) 美元、1961年為(wei) 1.928億(yi) 美元。1962年和1963年對韓經濟援助回升至2.455億(yi) 美元、1964年和1965年再次降為(wei) 1.648億(yi) 美元和1.769億(yi) 美元。1966—1972年間，年經濟援助規模基本穩定在1.73億(yi) —2.41億(yi) 美元。援助形式上，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以贈與(yu) 為(wei) 主，1965年以後，由無償(chang) 贈與(yu) 轉向長期貸款。1972年，贈與(yu) 援助完全停止，貸款達到2.58億(yi) 美元[3]。

　　其次，對韓國的技術援助。在經濟發展早期，美國是韓國技術引進主要來源國。1962年到1986年間，韓國從(cong) 美國的引進技術數量占到全部引進技術數的24.2%，雖然不及日本，但在涉及金額方麵大大超過日本，達到全部金額的45.2%，超過了日本的30.1%的水平。①

　　除了技術輸出之外，美國還對韓國的科技機構建設、人才培養(yang) 等方麵進行了大量的援助。比如，1966年成立的韓國科學技術研究所就是在美國的援助下成立的。美國投資676.6萬(wan) 美元，負責提供設備、器材與(yu) 技術援助。該研究所還同美國巴特爾研究所結成姊妹研究所，聘請巴特爾研究所的科學家參與(yu) 籌建、研究和管理工作。可以說，正是早期美國在科研技術領域的扶植，為(wei) 後來韓國建立並形成完整的國家科研創新體(ti) 製打下了基礎。

　　再次，有利於(yu) 韓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市場準入製度。放鬆市場準入，作為(wei) 對韓國實施援助的新形式，對韓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韓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使韓國實施出口導向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成為(wei) 可能。1960—1965年，對美出口占韓國出口總額的比例由11.1%升至35.4%，1970年達到47.3%，1971年達到49.8%。20世紀7、80年代，除個(ge) 別年份在30%以下外（1979—1982年，由於(yu) 受到石油危機等因素的影響，在30%以下，但最低仍占到26%），其他年份一直保持在30%以上①。韓國出口導向貿易戰略中，長期作為(wei) 韓國第一大出口市場的美國，對於(yu) 韓國實施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南朝鮮緊緊盯住美國和日本市場，在日本—南朝鮮—美國三國經擠協作帶中充當‘中間’角色，積極參與(yu) 和推進國際交換循環。此循環可大體(ti) 表述為(wei) ：從(cong) 日本引進生產(chan) 資料，經加工後，將產(chan) 品銷往美國。因此，南朝鮮的貿易收支結構長期呈‘逆在日本、順於(yu) 美國’狀況”[4]。在美韓貿易長期逆差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有利於(yu) 韓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市場準入製度，相信韓國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實施不會(hui) 一帆風順。

　　四、美國對韓國經濟決(jue) 策的影響

　　戰後相當一段時間，美國對韓國政府的行動具有極大的約束力，以至於(yu) 讓人懷疑，不知道韓國政府推進的政策“首先反映的是韓國政府的目標還是美國援助當局的目標”[5]。如何才能使美國對第三世界的開發援助政策起到既引導民族主義(yi) “步入正軌”又阻止共產(chan) 主義(yi) “間接侵略”的雙重功效，是美國在實施對外援助時重點考慮的問題[3]。為(wei) 了使援助能夠達到美國所希望的效果，美國對接受援助的國家製定了嚴(yan) 格的要求，而且一旦受援國達不到要求，美國將會(hui) 進行幹預，甚至不惜剝奪被援助的權利。

　　在援助韓國的過程中，美國對韓國經濟決(jue) 策和政策製定進行了有效地幹預和影響，使韓國經濟在出現決(jue) 策失誤和混亂(luan) 時，及時給予糾正。韓國作為(wei) 被動接受援助的國家，在迫切需要美國援助的情況下，在很多方麵不得不聽從(cong) 美國的安排。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在國家廣泛幹預下，通過長期經濟計劃，依靠大企業(ye) 集團，以負債(zhai) 財政推動經濟發展的“指導資本主義(yi) ”治國方略，如果得不到美國支持、認同或者美國反對的話，將很難得到執行。1961年樸正熙推行了一係列經濟發展措施，引發韓國經濟的負麵問題。當時美國就明確表達了對韓國近來“擅自行動”的憂慮和不滿。副助理國務卿愛德華.賴斯在召見韓國駐美大使時表示“如果美國的作用是建設性的，那麽(me) 為(wei) 了有效地合作，我們(men) 必須知道你們(men) 打算做什麽(me) 。韓國的生存能力和人民的福祉主要取決(jue) 於(yu) 美韓雙方在發展韓國經濟方麵的共同努力。假使美國的努力被(韓國)廢棄了，我們(men) 定會(hui) 重新評估(對韓)援助政策”。為(wei) 了表明事態的嚴(yan) 重性，美國駐韓大使塞繆爾·伯傑也就韓國在經濟上的“天真行為(wei) ”和“管理不當”以及越來越不願與(yu) 美國充分協商發出了警告。美國的威脅並非隻停留在口頭上，它不僅(jin) 拒絕了韓國軍(jun) 政府為(wei) 實行五年經濟發展計劃而提出的2500萬(wan) 美元的經援要求，而且突然削減了對韓贈與(yu) 援助。麵對美國的壓力，樸正熙政府表示“已經認識到沒有在雙方共同關(guan) 心的事務方麵與(yu) 美國協商以及采取倉(cang) 促的、不明智的經濟措施帶來的實際和潛在的危害”[3]，進行妥協和讓步。

　　1964年夏，美國由優(you) 先關(guan) 注經濟穩定轉向主要強調發展出口，這對韓國向出口導向型外向經濟的轉向有著重要意義(yi) 。美國主張韓國應采取低匯率、低貸款利息和高存款利率，認為(wei) 由此引起的通貨膨脹可以通過充分利用新資源而部分抵消。這些主張對韓國的經濟政策產(chan) 生了直接的影響，樸正熙政府據此采取了一係列刺激出口的舉(ju) 措：1964年5月3日，將韓元相對美元的幣值由130：1調整至255：1；1965年3月，實行浮動匯率製，以保持韓元的真實幣值；1965年9月，在美國的支持下要求國會(hui) 同意將利率最高限額提高一倍；1965年3月，美韓建立了由美國國際開發署官員以及韓國政府各部和私人部門代表組成的聯合發展出口委員會(hui) ，負責促進韓國的出口。美國國會(hui) 財政辦公室曾在1997年9月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韓國轉向出口導向戰略的過程幾乎每個(ge) 方麵都與(yu) 國際開發署顧問的建議有關(guan) [3]。1965年6月，韓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美國政策的影響。美國為(wei) 了緩解對韓國進行援助的壓力、解決(jue) 美國對韓援助資金短缺的，積極敦促樸正熙政權進行對日談判，推進韓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韓國逐漸擺脫貧困，走上經濟高速發展之路，韓國與(yu) 美國之間的經濟關(guan) 係也由以往的對美單方麵依賴逐漸向對等關(guan) 係轉變，進入到一個(ge) 新的階段。1988年，韓國已經成為(wei) 世界上貿易盈餘(yu) 最多的5個(ge) 國家和地區之一，而其絕大多數貿易順差來自美國。韓國對美貿易盈餘(yu) 從(cong) 1985年的43億(yi) 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96億(yi) 美元和1988年的87億(yi) 美元②。從(cong) 1986年起，韓國與(yu) 美國之間的經濟關(guan) 係越來越取決(jue) 於(yu) 貿易平衡問題。韓國與(yu) 美國之間圍繞貿易平衡和市場開放問題爭(zheng) 吵和矛盾頻繁出現。美國甚至動用1974年貿易法中的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向韓國施加壓力，要求進一步開放市場和重新製定韓元幣值，雙方之間的貿易紛爭(zheng) 和摩擦不斷出現。

　　進入新世紀，美國的最大貿易夥(huo) 伴國地位已被中國所取代，但韓國仍然非常依賴美國市場。同時，鑒於(yu) 美國在安保、政治等領域仍然對韓國有著舉(ju) 足輕重的影響，這使得與(yu) 美國保持良好的關(guan) 係，營造一個(ge) 良好的經濟環境並且保持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hui) ，對於(yu) 韓國仍顯得極為(wei) 重要。2012年3月15日，經曆數年之久、幾經波折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這預示著韓美經貿關(guan) 係進入到一個(ge) 全新的發展階段，美國因素仍將在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李相炫.韓美同盟50年回顧及韓美關(guan) 係展望[J].國家戰略（韓），2003，9（1）：40.

　　[2]李柱錫.韓國經濟開發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50.

　　[3]梁誌.美國對外開發援助政策與(yu) 韓國的經濟起飛[J].當代韓國，2009（1）：32-36.

　　[4]金鳳德.南朝鮮經濟發展模式簡論[J].世界經濟，1989（2）：89-90.

　　[5]尹保雲(yun) .韓國為(wei) 什麽(me) 成功———樸正熙政權與(yu) 韓國現代化[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