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率先擺脫國際金融危機實現強勁複蘇之後，新興(xing) 經濟體(ti) 正在麵臨(lin) 新一輪的困境：從(cong)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到南非、土耳其，從(cong) 印度到中國，經濟增速普遍放慢。就短期而言，經濟增速放慢的直接誘因是國際金融危機留下的後遺症；但長期來看，這種放慢很可能是結構性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潛在增長率有可能下調，難以恢複到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速增長狀態。因此，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出路在於(yu) 調整其經濟增長模式，實現新的可持續增長。

　　短期內(nei) 新興(xing) 經濟體(ti) 增速放慢源於(yu) 國際金融危機的後遺症

　　在經曆了2009—2010年的強勁複蘇之後，多數新興(xing) 經濟體(ti) 從(cong) 2011年開始經濟明顯減速。印度經濟增長率從(cong) 2010年的10.1%降到2011年的6.8%，2012年預計會(hui) 進一步降到5.0%，創下自2004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同期，巴西從(cong) 7.5%降為(wei) 2.7%和1.9%；土耳其從(cong) 8.9%降為(wei) 8.5%和3.0%。過去3年間，中國經濟也呈現出類似的發展趨勢。盡管新興(xing) 經濟體(ti) 整體(ti) 增速仍然高於(yu) 全球平均增速，發揮著經濟複蘇火車頭的作用，但增速放慢趨勢已成為(wei) 全球關(guan) 注的焦點。

　　外部環境惡化是新興(xing) 經濟體(ti) 減速的直接誘因。發達國家複蘇乏力，尤其是歐洲債(zhai) 務危機惡化對新興(xing) 經濟體(ti) 構成了巨大的外部衝(chong) 擊。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一個(ge) 主要特征是對外部需求的依存度較高。發達國家的需求疲軟客觀上抑製了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快速增長。

　　麵對外部環境的惡化，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宏觀經濟政策麵臨(lin) 兩(liang) 難選擇：為(wei) 應對外部需求衝(chong) 擊，迫切需要實施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但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後已限製了政策空間。通貨膨脹壓力加大，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成為(wei) 很多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隱患。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與(yu) 發達國家一直實施寬鬆經濟政策不同，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經濟政策先後經曆了三輪方向性調整。第一輪是危機爆發之後，新興(xing) 經濟體(ti) 尾隨發達國家的經濟刺激措施，普遍擴大了財政支出，降低了利率，信貸投放規模迅速增長。這一做法對率先擺脫經濟衰退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但也刺激了其國內(nei) 資產(chan) 泡沫和通貨膨脹。考慮到一些國家原有的資產(chan) 泡沫並未隨國際金融危機而減少，經濟過熱的壓力更為(wei) 明顯。因而，從(cong) 2011年開始，多數新興(xing) 經濟體(ti) 不得不進行第二輪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從(cong) 擴張轉向緊縮的經濟政策。內(nei) 部的經濟緊縮政策與(yu) 外部的歐洲債(zhai) 務危機交織在一起，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尚未有效遏製通脹與(yu) 資產(chan) 泡沫的情況下，經濟增速放慢。這迫使其進行第三輪經濟政策調整：從(cong) 緊縮轉向有選擇的經濟擴張。近來，美日歐同時實施量化寬鬆政策，貨幣戰的風險加大，新興(xing) 經濟體(ti) 宏觀經濟政策又將麵臨(lin) 新的調整壓力。這種頻繁的被動政策調整凸顯了新興(xing) 經濟體(ti) 還遠不能實現與(yu) 發達國家經濟“脫鉤”；更重要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留下的後遺症已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障礙。

　　長期內(nei) 新興(xing) 經濟體(ti) 潛在增長率有可能下調

　　進入後危機時代，新興(xing) 經濟體(ti) 麵臨(lin) 的內(nei) 外部環境都將發生重大變化。目前的經濟減速有可能成為(wei) 中長期內(nei) 潛在增長率下調的一個(ge) 標誌：盡管新興(xing) 經濟體(ti) 經濟增速會(hui) 繼續高於(yu) 發達國家的水平，也會(hui) 高於(yu) 全球的平均水平，但很難再恢複到危機前10年的高速增長狀態。

　　第一，發達國家經濟“去杠杆化”與(yu) 全球經濟低速增長還會(hui) 持續相當長一個(ge) 時期，全球總需求增速放慢是不可避免的。以外向型為(wei) 特征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增長將會(hui) 受到需求不足的製約。國際金融危機的第一階段，發達國家政府幹預的目標是促使家庭與(yu) 金融機構的“去杠杆化”，緩解家庭債(zhai) 務與(yu) 金融機構債(zhai) 務的壓力。這一過程也被稱為(wei) 私人債(zhai) 務的國家化。經過近4年的調整，這一目標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進入國際金融危機的第二階段，政策的重點開始轉向政府機構的“去杠杆化”，以化解主權債(zhai) 務危機。主權債(zhai) 務危機並不局限於(yu) 歐洲，美國、日本同樣存在主權債(zhai) 務危機的風險，按照“公共債(zhai) 務與(yu) 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之比”指標來看，日本是發達國家最高的，美國也高於(yu) 許多有主權債(zhai) 務風險的歐洲國家，如比利時、法國、英國、西班牙等。備受關(guan) 注的“財政懸崖”問題就是美國主權債(zhai) 務風險的具體(ti) 體(ti) 現。無論是歐洲債(zhai) 務危機，還是美國、日本的主權債(zhai) 務風險，迄今都還沒有找到有效的化解之策。發達國家解決(jue) 主權債(zhai) 務危機的選擇將決(jue) 定全球經濟未來的走勢。可以肯定地說，在發達國家解決(jue) 主權債(zhai) 務危機之前，全球經濟強勁複蘇難以出現，需求乏力將是一種常態。

　　第二，全球經濟“再平衡”與(yu) 發達國家“再工業(ye) 化”將對新興(xing) 經濟體(ti) 構成新的挑戰。表麵看來，“再平衡”是全球貿易逆差國與(yu) 順差國之間的問題，但它的實質是全球供求關(guan) 係的“再平衡”。對處於(yu) 逆差國的歐美發達國家來說，應對“再平衡”必須改變以消費為(wei) 主導的發展模式，注重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實踐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發達國家為(wei) 應對全球“再平衡”正在推行“再工業(ye) 化”戰略。為(wei) 實現這一目標，發達國家不僅(jin) 動用稅收、金融政策吸引實體(ti) 經濟的回流，而且力圖改變多年來的產(chan) 業(ye) 空心化格局。實施“再工業(ye) 化”戰略的發達國家與(yu) 尚未完成工業(ye) 化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之間的國際分工需要重新定位，同時全球市場的供求關(guan) 係也需要重新調整。

　　第三，新興(xing) 經濟體(ti) 將會(hui) 麵臨(lin) 環境約束與(yu) 環境成本上升的壓力。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尋找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支柱產(chan) 業(ye) 就成為(wei) 各國的一項戰略任務。其中，低碳經濟被人們(men) 看成是一個(ge) 潛在的候選者。要發展低碳經濟就需要提高以清潔能源為(wei) 代表的新能源的使用，改變現行的能源結構，或者推動碳捕捉與(yu) 碳儲(chu) 存技術，改變化石能源的消費模式。無論哪一種選擇，都需要以製定全球統一的氣候變化規則為(wei) 前提。這就是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迅速升溫的一個(ge) 主要原因。由於(yu) 發展中國家與(yu) 發達國家在氣候變化談判的原則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存在分歧，全球氣候變化規則尚未最終形成。但可以肯定，製定全球氣候變化規則是大勢所趨。一旦規則成為(wei) 現實，新興(xing) 經濟體(ti) 工業(ye) 化進程將會(hui) 麵臨(lin) 全新環境約束。與(yu) 發達國家相比，新興(xing) 經濟體(ti) 工業(ye) 化進程尚未完成，以高碳排放為(wei) 特征的重化工業(ye) 還將是經濟增長的支柱產(chan) 業(ye) 。加上低碳技術創新能力的限製，新興(xing) 經濟體(ti) 工業(ye) 化進程受到的製約將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大宗商品價(jia) 格上升趨勢不會(hui) 輕易改變，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工業(ye) 化發展速度與(yu) 這種價(jia) 格上升趨勢客觀上形成了正相關(guan) 。國際金融危機前的10年間，全球大宗商品價(jia) 格出現了巨幅上漲，與(yu) 20世紀穩中有降的走勢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其上漲幅度抵消了過去一個(ge) 世紀的下降幅度。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大宗商品價(jia) 格有所回調，但未來其上升趨勢仍將會(hui) 持續。原因是，一方麵後危機時代全球流動性泛濫，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超過世界總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都將邁入工業(ye) 化的進程。這種強大持續的需求是人類曆史上所沒有過的。大宗商品價(jia) 格上升，對一部分新興(xing) 經濟體(ti) 資源出口國來說是一個(ge) 福音，但對多數新興(xing) 經濟體(ti) 來說是一項挑戰。

　　第五，新興(xing) 經濟體(ti) 自身也將麵臨(lin) “去杠杆化”的要求。新興(xing) 經濟體(ti) 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與(yu) 信貸快速擴張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2002—2011年間多數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銀行信貸存量與(yu) 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之比”指標從(cong) 最低點算起上升了20%左右。這有助於(yu) 解釋為(wei) 什麽(me) 在經濟增速放慢的情況下國內(nei) 通脹壓力仍然居高不下。今後一個(ge) 時期，如果說發達國家經濟麵臨(lin) 的最大風險是在財政領域，那麽(me) 新興(xing) 經濟體(ti) 麵臨(lin) 的最大風險會(hui) 出現在金融領域。因此，新興(xing) 經濟體(ti) 很難再延續危機前依靠大規模信貸投放支撐高速增長的態勢。

　　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出路在於(yu) 調整經濟增長模式

　　探討新興(xing) 經濟體(ti) 麵臨(lin) 的挑戰並非唱衰其增長前景。在連續高速增長時期，新興(xing) 經濟體(ti) 得到的讚揚，客觀上掩蓋了經濟增長背後所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進入後危機時代，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內(nei) 外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迫切需要尋找可持續增長之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堅持外向型模式，以培育中產(chan) 階層為(wei) 途徑，擴大國內(nei) 消費需求，應對全球需求增速放緩趨勢，實現經濟自主增長。外向型模式是新興(xing) 經濟體(ti) 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像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國都是放棄了原先的“進口替代”模式之後，才走上經濟起飛之路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外部衝(chong) 擊不應該成為(wei) 放棄外向型模式的理由。在應對後危機時代全球需求增速放緩上，新興(xing) 經濟體(ti) 有一個(ge) 潛在的優(you) 勢，那就是不斷形成中的中產(chan) 階層。要把這種潛在的優(you) 勢轉化為(wei) 現實的優(you) 勢，需要在收入分配、就業(ye) 、人力資源積累方麵創造條件。

　　第二，調整產(chan) 業(ye) 布局，實現產(chan) 業(ye) 升級，應對全球“再平衡”與(yu) 發達國家“再工業(ye) 化”的挑戰。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產(chan) 業(ye) 布局主要受製於(yu) 發達國家的產(chan) 業(ye) 分工戰略。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以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包為(wei) 途徑加快實施產(chan) 業(ye) 對外轉移，客觀上為(wei) 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工業(ye) 化進程提供了契機，從(cong) 而形成了發達國家以金融服務為(wei) 優(you) 勢產(chan) 業(ye) 、新興(xing) 經濟體(ti) 以加工製造為(wei) 優(you) 勢產(chan) 業(ye) 的國際分工格局。未來新興(xing) 經濟體(ti) 一方麵需要調整產(chan) 業(ye) 布局適應發達國家的“再工業(ye) 化”，構建新的製造業(ye) 國際分工格局，另一方麵，新興(xing) 經濟體(ti) 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體(ti) 係改革的機遇，強化本國金融業(ye) 的國際競爭(zheng) 力，在更廣的領域構建新的國際分工格局。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新興(xing) 經濟體(ti) 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需要共同參與(yu) 全球治理與(yu) 國際金融體(ti) 係的改革。此外，新興(xing) 經濟體(ti) 自身“去杠杆化”也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創新能力。

　　第三，適應低碳經濟發展趨勢，探索新型工業(ye) 化模式。低碳經濟能否最終成為(wei) 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支柱產(chan) 業(ye) ，還存在不確定性，其結果是由市場來選擇的。然而，發展低碳經濟是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要求，已成為(wei) 共識。因此，探索新型工業(ye) 化模式是擺在所有新興(xing) 經濟體(ti) 麵前的一道難題。能夠在這一領域取得成功，就意味著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競爭(zheng) 中占據了先機。

　　第四，完善市場機製，為(wei) 經濟可持續增長創造製度環境。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體(ti) 製、機製改革的動力。反過來，經濟體(ti) 製的弊端逐漸演化為(wei) 經濟增長的障礙。以印度為(wei) 例，補貼一直是財政支出的一項主要內(nei) 容，其中對能源價(jia) 格的補貼所占比例最大，甚至在某些年份超過了對教育的支出。金融危機爆發後，印度的財政支出增加導致財政赤字與(yu) 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比率由2007—2008財年的4.2%猛增至2009—2010財年的11.8%。其結果是消費需求受到拉動，通貨膨脹壓力也迅速加大。反過來，麵對日益上升的通脹壓力，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卻受製於(yu) 剛性約束，政府不得不求助於(yu) 緊縮性貨幣政策。印度央行連續加息對遏製通脹的效果並不明顯，卻製約了投資的增長。

　　新興(xing) 經濟體(ti) 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能否取得成功，既關(guan) 乎其自身的可持續增長，也關(guan) 乎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這是一項沒有可效仿對象的任務，需要新興(xing) 經濟體(ti) 與(yu) 發達國家共同努力。

　　（執筆：李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