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必須與(yu) 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這是現代化進程步入更高階段的客觀要求，若適時轉變，則會(hui) 加速現代化步伐，否則將會(hui) 延緩現代化進程。拉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迄今已曆經三個(ge) 發展階段，每種模式的選擇都有其曆史合理性，但必然會(hui) 隨著內(nei) 外環境的變化而轉變，不是一成不變的。

　　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迄今已曆經三個(ge) 階段，即初級產(chan) 品出口模式階段(1870～1930年)、進口替代工業(ye) 化模式階段(1930～1982年)和外向發展模式階段(1982年至今)。曆史表明，經濟發展模式的每次轉型總是被一場外源性或內(nei) 生性的經濟危機“倒逼”出來。研究表明，初級產(chan) 品出口模式延續了約六十年，早在一戰期間其弊端就已顯露，但拉美國家沒能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模式，最終導致資本主義(yi) 大蕭條帶來的致命性打擊。而進口替代工業(ye) 化模式在拉美地區也延續了約五十年，早在20世紀50年代其對拉美工業(ye) 化的製約就已呈現，但同樣沒能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模式，最後釀成一場嚴(yan) 重的結構性發展危機。

　　對拉美地區現代經濟增長趨勢的解讀

　　從(cong) 曆史進程看，拉美國家前後經曆了“外向—內(nei) 向—外向”三種“鍾擺式”的發展模式。1870～1930年是以初級產(chan) 品出口繁榮及早期的工業(ye) 發展為(wei) 特點，各國普遍實行初級產(chan) 品出口發展模式。1930～1950年在3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yi) 大蕭條的衝(chong) 擊下，部分拉美國家轉向進口替代工業(ye) 化的探索階段;1950～1982年因拉美各國都被卷入進口替代工業(ye) 化的大潮而形成戰後的工業(ye) 化高潮期，社會(hui) 轉型也普遍進入加速期。1982年以後，拉美地區因結構性發展危機的爆發而進入一個(ge) 結構調整階段，期間，拉美國家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結構改革，實現了由內(nei) 向發展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的轉變、由國家主導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並從(cong) 2003年起進入一個(ge) 新的經濟擴張周期，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增長的階段性和波動性特征明顯。拉美在經曆1950~1980年30年持續、較高的增長後(50、60和70年代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5.1%、5.5%和5.9%)，出現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滑坡(80年代經濟增長僅(jin) 為(wei) 1.2%)，到2003年才出現新一輪經濟擴張(2003～2008年年均經濟增長超過5%，人均GDP年均增長超過3%)，基本恢複到前30年的增長水平。

　　二是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缺乏協調。1950～1970年是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最明顯的時期，第一產(chan) 業(ye) 占GDP的比重從(cong) 1950年的22.1%下降到1969年的15.7%，第二產(chan) 業(ye) 占比從(cong) 1950年的33.2%上升到1969年的40.2%。與(yu) 此相反，1990～2008年是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緩慢的時期，三種產(chan) 業(ye) 的比例大致為(wei) 6%：31%：63%。而1970~1990年是產(chan) 業(ye) 結構波動的時期，債(zhai) 務危機的爆發延緩了70年代第一產(chan) 業(ye) 繼續下降的趨勢;以製造業(ye) 為(wei) 主的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下降，不是拉開“後工業(ye) 化時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業(ye) 化”的困境中;服務業(ye) 比重雖然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規就業(ye) 的急劇膨脹實際上使“第三產(chan) 業(ye) 化”的內(nei) 部結構異常分化。

　　三是內(nei) 需和外需缺乏平衡。首先，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高達80%左右，其中私人消費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過70%，90年代以來私人消費占比降至66%左右。但就整體(ti) 而言，最終消費(確切說是私人消費)始終是拉動拉美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影響消費的因素，如工業(ye) 化水平、消費模式以及收入分配製度等，都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狀況。其次，除20世紀70年代外，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於(yu) 20%，年均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這表明拉美地區的投資率相對較低，雖然70年代得益於(yu) 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獨享高投資率(23.1%)，但是投資質量和效率並沒有提高。最後，淨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動最大，這意味著外需也成為(wei) 引發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

　　從(cong) 發展困境到結構性危機的演變

　　進口替代工業(ye) 化增長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大力發展本國製造業(ye) 以取代製成品的進口;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產(chan) 業(ye) 投資領域發揮主導作用，並帶動國內(nei) 外私人投資;建立高關(guan) 稅和非關(guan) 稅體(ti) 係保護國內(nei) 市場;工業(ye) 部門的快速擴張帶動了城市就業(ye) 的增長和城市化，拉動了國內(nei) 需求的持續增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增長方式開始逐漸失效。

　　20世紀60年代：隱現結構性失衡。從(cong) 增量角度考察，消費需求盡管仍是拉動拉美經濟增長份額最大、動力最強的國內(nei) 需求，但有放緩趨勢;投資需求幾乎停滯;變化較大的還是淨出口需求，它從(cong) 50年代的負拉動變為(wei) 60年代的正拉動。上述趨勢說明拉美在60年代明顯呈現出“內(nei) 向發展不足”的特征，而淨出口無疑成為(wei) 進口資本品所需外匯的主要來源。這種情況首先出現在那些啟動進口替代工業(ye) 化最早、而國內(nei) 市場又相對狹小的國家，如烏(wu) 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繼而向其他國家擴散，具體(ti) 表現為(wei) 一係列結構性失衡。

　　第一，非耐用消費品生產(chan) 麵臨(lin) 國內(nei) 市場飽和的限製，導致製造業(ye)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從(cong) 拉美地區整體(ti) 看，盡管製造業(ye) 占GDP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但是製造業(ye) 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對此，拉美國家主要采取了兩(liang) 項政策，一是推動地區經濟一體(ti) 化，力圖由地區市場來彌補國內(nei) 市場的不足;二是鼓勵製成品出口。這些政策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足以從(cong) 根本上克服上述矛盾。

　　第二，貿易失衡。在內(nei) 向工業(ye) 化模式下，拉美國家的工業(ye) 產(chan) 品主要銷往國內(nei) 市場，而工業(ye) 部門自身卻要不斷地從(cong) 國外引進技術、裝備和原材料。這種進口需求還會(hui) 隨著工業(ye) 體(ti) 係複雜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加大。工業(ye) 部門在工業(ye) 化進程中要長期靠農(nong) 礦業(ye) 部門創匯來支持。拉美國家雖然資源豐(feng) 富，大都是重要的農(nong) 礦產(chan) 品輸出國，但這類產(chan) 品出口經常受國際市場需求和價(jia) 格變動的影響，不僅(jin) 出口收入很不穩定，而且低附加值產(chan) 品也使出口地位處於(yu) 日益不利的困境。直到後來，農(nong) 、礦兩(liang) 個(ge) 部門自身也沒有外貿盈餘(yu) 了，工業(ye) 發展因此失去了外匯支撐。

　　第三，食品危機和能源危機形成雙重打擊。農(nong) 業(ye) 部門偏重於(yu) 發展出口生產(chan) 而忽視糧食生產(chan) ，造成食品進口迅速增長。除阿根廷等個(ge) 別糧食輸出國外，大多數拉美國家都出現了糧食短缺。同時，拉美國家多年來一直依賴進口廉價(jia) 石油，當時除委內(nei) 瑞拉、厄瓜多爾、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少數國家外，其餘(yu) 都是石油進口國，其中巴西85%的石油靠進口。國際石油危機引發油價(jia) 暴漲之後，大大加劇了外貿失衡。

　　第四，創造就業(ye) 難度加大。城市就業(ye) “非正規化”、“三產(chan) 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兩(liang) 極化相當嚴(yan) 重，社會(hui) 動蕩局麵日漸加劇。進口替代工業(ye) 化時期勞動力的“生產(chan) 性吸納”掩蓋了“就業(ye) 不足”。

　　20世紀70年代：錯失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時間窗口。上述結構性失衡的根源是原有的進口替代增長方式已失效，或稱之為(wei) “簡易”替代階段已走到盡頭。在亞(ya) 洲，中國台灣和韓國實施進口替代不僅(jin) 起步晚(50年代)，而且於(yu) 60年代就轉向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與(yu) 東(dong) 亞(ya) 相比，拉美國家在70年代已具備“人口紅利”的條件，但它們(men) 卻沒有走這條路，貽誤了增長方式轉變的良機，不能不說是一種曆史遺憾。

　　盡管60年代後期拉美已度過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是由於(yu) 新生人口逐步進入勞動年齡，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相對比重自1970年(53.5%)開始逐年增加，到2010年其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65.4%，人口就業(ye) 壓力開始凸顯，但也正因為(wei) 如此，依存比率與(yu)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曲線呈現相反趨勢，換言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達到最大的時候也是社會(hui) 負擔最輕的時期，亦即1970年至今拉美處於(yu) “人口紅利”期。然而，期間拉美國家並沒有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豐(feng) 富這個(ge) 比較優(you) 勢。

　　1973年國際石油危機發生後，隨著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國際資本市場並尋找出路，拉美國家就紛紛走上“負債(zhai) 增長”之路。通過大規模舉(ju) 債(zhai) ，拉美國家在70年代依舊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很快就陷入債(zhai) 務危機。因此，學界普遍認為(wei) ，拉美“負債(zhai) 增長”使結構性發展困境進一步演變成“結構性發展危機”，債(zhai) 務危機不過是“結構性發展危機”的表現形式。

　　拉美國家在六七十年代沒有果斷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其內(nei) 因在於(yu) 製度慣性所形成的“路徑依賴”造成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猶豫”，外因則是由外部環境形成的充裕流動性強化了這種“惰性”。在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問題上，切不可貪圖短期繁榮的假象而犧牲未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真實。

　　債(zhai) 務危機發生後，人們(men) 終於(yu) 意識到，進行結構改革、轉變增長方式已勢在必行。這個(ge) 過程是從(cong) 80年代前半期的“應急性”調整開始，經1985年前後形成“結構性”調整的政策共識，隨後進入90年代以新自由主義(yi) 為(wei) 指導的結構改革時期。

　　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新契機與(yu) 立足點

　　隨著世紀之交拉美左翼勢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新自由主義(yi) 明顯退潮，各國紛紛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改革後的再調整，大致可分為(wei) 以下三類：第一，以委內(nei) 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ya) 為(wei) 代表的“激進”型政府通過油氣資源的國有化重新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製力;第二，以巴西和阿根廷等為(wei) 代表的“溫和”型政府強調通過公共政策手段進行調整，促進經濟增長，糾正社會(hui) 領域的嚴(yan) 重失衡;第三，即便那些不是左翼當政的國家，經濟政策調整的幅度也不小，尤其表現在利用反周期宏觀經濟政策“熨平”經濟波動的能力上。可以說，新世紀的頭十年是拉美國家在逐漸擺脫新自由主義(yi) 束縛的情況下又一個(ge) 經濟調整與(yu) 變革的十年。這新一輪的調整為(wei) 拉美國家相對順利地渡過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衝(chong) 擊創造了重要條件。

　　國際金融危機讓出口導向依賴型的新興(xing) 國家充分認識到受發達國家需求製約以及貿易條件大幅波動的雙重風險。展望“後危機時代”，拉美國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續增長之路，急需進行重大的結構與(yu) 政策調整。

　　第一，調整對外貿易的地區布局。危機過後，發達國家的追加需求可能下降，世界經濟增長率因而比危機前有所放慢;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全球經濟增長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並部分地彌補發達經濟體(ti) 需求的萎縮。南美國家經濟複蘇前景之所以明顯好於(yu) 墨西哥和加勒比國家，一個(ge) 關(guan) 鍵性的因素就是南美國家的出口市場更多地集中於(yu) 亞(ya) 洲、特別是中國。因此，拉美國家調整對外貿易的傳(chuan) 統布局，進一步擴大在中國和其他亞(ya) 洲國家的市場份額勢在必行。

　　第二，調整產(chan) 業(ye) 結構。從(cong) 技術集中度分類，拉美地區製成品貿易主要集中在中等技術和以自然資源為(wei) 基礎的兩(liang) 類產(chan) 品上，高技術製成品的產(chan) 業(ye) 內(nei) 貿易有待提高。因此，以客戶工業(ye) 為(wei) 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想衝(chong) 出危機導致的外需萎縮、貿易保護主義(yi) 抬頭的“重圍”，必須對產(chan) 業(ye) 結構作相應調整，並進行技術創新、產(chan) 品升級的“第二代改革”。以初級產(chan) 品出口為(wei) 主的南美國家想擺脫“資源詛咒”的宿命、規避大宗商品價(jia) 格波動的風險，除延長產(chan) 業(ye) 鏈、提高附加值的“產(chan) 業(ye) 升級”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慮如何使本國製造業(ye) 融入亞(ya) 洲的產(chan) 業(ye) 鏈，以擴大其製造業(ye) 部門與(yu) 亞(ya) 洲國家間的產(chan) 業(ye) 內(nei) 貿易。

　　第三，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開展國際融資的渠道應有所調整。拉美國家對FDI和國際融資較高程度的依賴在短期內(nei) 難以改變。在吸引FDI方麵，隨著中國和其他新興(xing) 經濟體(ti) 對外投資能力的明顯上升，拉美國家需要加大從(cong) 這些國家引進直接投資的力度。在國際融資方麵，國際金融體(ti) 係改革的深化可能意味著國際資金流動的減少和國際融資成本的提高。麵對這種形勢，拉美國家有可能更多地運用非傳(chuan) 統的融資方式。

　　第四，通常而言，經濟發展階段一般沿著資源驅動型、資本驅動型、勞動力驅動型和生產(chan) 率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路徑逐漸達到更高的水平。拉美國家已經經曆了初級產(chan) 品出口發展、進口替代工業(ye) 化和外向型發展三種模式，但從(cong) 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長期因素看，從(cong) “習(xi) 慣”於(yu) 要素投入轉到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上來並非易事，因此，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和通過研發促進技術進步，應是拉美堅持的一項長期戰略。

　　第五，從(cong) 國家和市場的關(guan) 係看，拉美國家要走上持續增長之路還將麵臨(lin) 新的、更複雜的挑戰，需要擴大公共政策空間，增加可供政策融資的資源，並創建相應的體(ti) 製機製等。可以預期，如何有效地發揮國家的作用將再度引起拉美國家的重視。

　　結語

　　通過考察拉美地區60年的經濟增長，我們(men) 發現，由於(yu) 在某些階段拉美國家錯失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良機，造成一係列結構性失衡，最終以債(zhai) 務危機這種“劇痛”的形式消化失衡後果，進而導致現代化進程一路曲折。其啟示意義(yi) 在於(yu) ：

　　第一，進口替代工業(ye) 化作為(wei) 一種發展模式有其自身局限性。一般來說，進口替代模式在工業(ye) 化初期運行都比較順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就逐漸出現多種結構性失衡，這一模式延續的時間越長，結構性失衡就會(hui) 不斷加劇，甚至釀成結構性發展危機。

　　第二，從(cong) 需求結構看，拉美國家必須鞏固消費、提高投資、促進淨出口，爭(zheng) 取內(nei) 外需平衡。而要鞏固消費，國內(nei)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是必要條件之一;提高投資，需要合理的產(chan) 業(ye) 政策做指導，尤其是吸引外資和促進國內(nei) 私人投資的激勵措施要配套;發揮淨出口的拉動作用則需要促進出口多元化，提高出口產(chan) 品的國際競爭(zheng) 力，加強與(yu) 亞(ya) 太國家的產(chan) 業(ye) 內(nei) 貿易。

　　第三，拉美經濟在產(chan) 業(ye) 結構層麵上的失衡集中表現為(wei) ：80年代以來的“去工業(ye) 化”導致製造業(ye) 發展不足，而服務業(ye) 內(nei) 部異質性特征明顯。當60年代中後期“簡易”進口替代結束後，拉美國家沒有適時轉向利用非熟練勞動力的初級出口替代模式，反而在70年代通過舉(ju) 債(zhai) 方式維持了“非耐用消費品—耐用消費品—中間產(chan) 品—資本品”逐級替代的跨越式發展路徑，提前“透支”了產(chan) 業(ye) 升級的潛力，結果導致製造業(ye) 20年的衰退，這種趨勢至今也未得到根本扭轉。拉美小國尚可存在依靠單一經濟結構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對於(yu) 拉美大國而言，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具有國際競爭(zheng) 力的製造業(ye) 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四，從(cong) 拉美國家經曆的曆次經濟(金融)危機看，當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動力即將耗竭時，往往會(hui) 有結構性失衡的信號出現，這時應該“未雨綢繆”，適時轉變增長方式，不要等到危機集中爆發時再做出“痛苦”的衰退式調整，否則社會(hui) 代價(jia) 高昂。

　　(作者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執行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