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曾說過，在他心中，W.H.奧登和英國是同義(yi) 詞，他更是將奧登視為(wei) 20世紀最偉(wei) 大的心靈。

　　這樣一位和T.S艾略特並峙、最負盛名的英語詩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都沒有全麵而深入的譯介，盡管他對中國詩人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半個(ge) 世紀。

　　2014年，由詩人馬鳴謙和浙江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蔡海燕共同翻譯的《奧登詩選：1927—1947》（“奧登文集”係列）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填補了這一缺憾，並進入了當年年底各種“年度好書(shu) ”的評選中。

　　2016年1月，這部奧登自願保留的詩歌全集下卷——《奧登詩選：1948—1973》也順利出版。馬鳴謙在後記中說，將奧登詩作較完整地引入中文讀者的世界，到今天，這件事終於(yu) 可以說初步做成了。4月9日下午，兩(liang) 位譯者和詩人、評論家王寅、張定浩做客上海西西弗書(shu) 店，與(yu) 讀者共同品讀了奧登詩歌的魅力。

　　詩歌在翻譯中被遺漏還是被保存了？

　　談起詩歌翻譯，人們(men) 就會(hui) 自然地想到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那句“詩歌就是在翻譯中被遺漏的東(dong) 西”，但是張定浩提醒，“其實一直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比如歌德就說過，詩歌是翻譯中能夠保存下來的東(dong) 西。”

　　為(wei) 了能夠確實保存下奧登詩歌的精髓，馬鳴謙和蔡海燕做了大量的功課。他們(men) 在開始翻譯前，一位是詩人，一位是奧登的研究者，本身對奧登本人和他的詩作非常熟悉，但麵對這位複雜而深邃的詩壇巨匠，他們(men) 仍然感覺到不夠，所以兩(liang) 人對奧登生前的交往圈、讀過的書(shu) ，乃至每一個(ge) 生活的細節都進行了梳理。

　　比如奧登給監獄裏一個(ge) 小偷讀者回信、整夜陪伴一位失眠的老夫人、暗中資助牛津大學生等軼事，馬鳴謙希望通過這些細節感受真實的奧登、生活中的奧登，他的性情和詩歌寫(xie) 作的關(guan) 係等。

　　“愛，是奧登詩歌非常重要的一個(ge) 關(guan) 鍵詞。他的生活實踐也是如此，而且並不聲張。”蔡海燕說。

　　因為(wei) 每一首詩都不想隻是進行表麵文字的翻譯，所以整個(ge) 的翻譯過程是，擁有詩人語言敏感和直覺的馬鳴謙先做初譯，蔡海燕則在此基礎上增加注釋和對翻譯細節上提供意見和修正。

　　所以盡管比較克製，但是上下兩(liang) 本詩集中，仍然出現了大量的注釋。“但恰恰是因為(wei) 這些注釋，讓奧登文學遺產(chan) 的受托人——愛德華·門德爾鬆教授非常欣慰。他看到了譯者對奧登的誠意。”蔡海燕介紹道。

　　W.H.奧登

　　大詩人和次要詩人的區別

　　奧登詩選的下卷主要是他晚期的詩歌創作。和很多在年輕時就把一輩子的詩寫(xie) 完了的詩人不同，晚年的奧登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創造力。

　　他曾在《19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一書(shu) 的序言中說，一位詩人要成為(wei) 大詩人，要必備下列五個(ge) 條件之三四。一是必須多產(chan) ；二是他的詩在題材和處理手法必須寬泛；三是他在觀察人生角度和風格提煉上，必須顯示出獨一無二的創造性；四是在詩的技巧上必須是一個(ge) 行家；五是盡管其詩作早已經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過程要一直持續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詩人，盡管詩作都很優(you) 秀，但你卻無法從(cong) 作品本身判斷其創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說，一成不變的，靜止的。簡捷地說就是多產(chan) 、廣度、深度、技巧、蛻變。他還說：寫(xie) 一首好詩不難，難的是在不同的階段包括創作的最後階段，總能寫(xie) 出不同於(yu) 以往的好詩。

　　盡管對這些條件王寅不盡同意，但是他覺得，如果用這些條件去衡量的話，奧登確實是做到了。“他就是身體(ti) 力行，按照他自己對大詩人的要求去生活和工作的。從(cong) 這個(ge) 層麵來說，他應該是死而無憾了。”王寅說。

　　在王寅看來，要理解奧登詩歌，一個(ge) 很好的參照對象是聶魯達詩歌。“聶魯達的詩是巴洛克式的，非常豐(feng) 滿，充滿想象的寫(xie) 法。但是打一個(ge) 不恰當的比方，奧登正好是聶魯達的反麵，他沉靜、克製、理性，充滿智性。”所以在奧登的詩歌裏，我們(men) 雖然能感受到其中洶湧的情感，但是他都以很曲折的方式表達，而不是直接呈現。

　　正是這種追求智性的寫(xie) 作態度，使得奧登不願意自我重複，在生命的後期仍然在進行各種詩歌寫(xie) 作上的探索。“風格和技藝的巨大轉變，可能就是他晚期詩歌爭(zheng) 議比較大的原因。”蔡海燕分析道，“但在近年，奧登後期詩歌在英語世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和認可。”

　　W.H.奧登

　　對比奧登，中國詩人應多關(guan) 心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

　　奧登前後期詩歌的變化，除了詩歌觀念的影響外，和他的生活實踐是分不開的。在1939年以前，奧登還沒有從(cong) 英國前往美國，那時的他是一個(ge) 左翼詩人，他甚至在西班牙內(nei) 戰爆發後，去那裏當起了救護車司機，寫(xie) 下了戰爭(zheng) 詩的傑作《西班牙》。

　　但在英國反法西斯戰爭(zheng) 前夕，他離開了英國，加入了美國國籍，並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許多同胞指責為(wei) 叛徒。對此，布羅茨基提醒，奧登去往美國和政治毫無關(guan) 係，完全是私人原因。不管怎麽(me) 樣，1939年確實成為(wei) 了奧登生活和寫(xie) 作的重要轉擇點。他開始追尋英語詩歌的源頭，對於(yu) 古希臘、古羅馬以及基督教都傾(qing) 注了大量精力和熱情，寫(xie) 下了《阿基琉斯的盾牌》、《向克萊奧女神致敬》等作品。

　　相比於(yu) 王寅對奧登早期詩歌的欣賞，張定浩更喜歡其後期的創作。在20世紀後半期的世界詩壇，對於(yu) 日常生活的關(guan) 照成為(wei) 趨勢和主流，但晚期奧登仍然嫻熟而不厭其煩地談論荷馬，談論古希臘神話裏的人物，或者中世紀，這讓張定浩非常感慨，

　　“我們(men) 的詩人（中國當代詩人），能夠這樣子談論《易經》《詩經》，包括佛教、道教等過去的經典嗎？哪怕是一點點的嚐試？”張定浩認為(wei) ，這樣的嚐試，在當代漢語詩歌中是很少的，即使有那麽(me) 一點，比如新古典主義(yi) ，也隻是把目光停留到唐宋為(wei) 止。

　　在張定浩看來，奧登給他這樣中國詩人的啟發是，我們(men) 可以盡可能再往前走一點。馬鳴謙也同樣感受到，作為(wei) 一個(ge) 典範，奧登提醒著我們(men) 應該對自己的母語和文化進行更多探索和學習(xi) 。他說，“在翻譯奧登的過程中，我獲得的是對母語的熱愛，我更熱愛我的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