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中國當代文學有些“不待見”，但德國漢學家顧彬卻認為(wei) 自己“四十年來把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當被問及中國翻譯目前的最大問題是什麽(me) 時，顧彬直言“在母語”。

　　雖然不止一次在各種場合澄清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說法係被誤讀，但“垃圾論”仍幾乎成為(wei) 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身份標簽。

　　但顧彬並沒有放棄針對中國當代文學持續發聲。從(cong) “中國作家應該沉默20年”、“中國作家當編劇很墮落”“中國當代作家慷慨激昂讓人受不了”，到“中國小說在德國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學”，再到2013年和因為(wei) 批評莫言而引發和劉再複的論戰，盡管其中充滿不少誤讀和曲解，但是仍然可以明確看出，顧彬對於(yu) 中國當代文學總體(ti) 上是持批評態度的。

　　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顧彬，係德國著名漢學家、詩人和翻譯家，1966年起學習(xi) 神學，之後又轉學漢學，兼修哲學、日耳曼學及日本學，並於(yu) 1973年以《論杜牧的抒情詩》一書(shu) 獲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學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學以《空山——中國文人自然觀之發展》一書(shu) 獲得教授資格。自1995年起，顧彬出任波恩大學漢學係主任教授至今，現還擔任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中國海洋大學德語係首任係主任等職。其研究領域以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及中國思想史為(wei) 主，著述、譯作頗豐(feng) 。主要作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六卷本等。同時，顧彬還擔任《袖珍漢學》和《東(dong) 方·方向》兩(liang) 份重要德文漢學/亞(ya) 洲學期刊的主編。

　　9月19日，顧彬來到上海長寧區圖書(shu) 館，與(yu) 複旦大學德語係教授魏育青對談“翻譯對社會(hui) 發展的意義(yi) ”。他以德國現今圖書(shu) 市場上70%都是譯文書(shu) 為(wei) 例證，並援引一位美國漢學家的說法——歐洲哪一個(ge) 民族開始翻譯，就開始發展——說明翻譯對於(yu) 一個(ge) 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意義(yi) 。

　　當主持人問中國翻譯目前的最大問題是什麽(me) 時，顧彬肯定地回答說，是“在母語”——也就是中文水平的問題。

　　顧彬為(wei) 什麽(me) 不待見中國當代文學

　　顧彬對於(yu) 當下中國文學的“不待見”，很重要的一點是他有兩(liang) 個(ge) 對比：縱向的是與(yu) 過去對比，橫向是與(yu) 世界對比。與(yu) 過去對比，他更欣賞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這構成了他批評的一個(ge) 主要動力。顧彬開始對中國文學著迷也是從(cong) 李白的“日照香爐生紫煙”“故人西辭黃鶴樓”開始的。《德國之聲》記者艾柯說，在波恩，人們(men) 笑傳(chuan) 顧彬是早晨五點起來讀《論語》的那種人：“他愛的是中國的古代。”

　　與(yu) 過去的比較，除了遙遠的古代外，還有就是現代文學。顧彬對中國的現代作家評價(jia) 甚高，“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可以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學相媲美，像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沒問題。”

　　從(cong) 顧彬對現代文學的評價(jia) 可以看出，他對當代文學的批評另一個(ge) 立足點都是站在世界文學的立場和標準上而言的。這種對比，難免讓顧彬這個(ge) 對中國文學充滿熱情的德國人感到失望。但是顧彬對中國當代詩歌的評價(jia) 一直很高，認為(wei) 是中國文學中僅(jin) 有的仍可以跟世界對話的部分。

　　“四十年來，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顧彬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序言中動情地說。很難認為(wei) ，這種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熱情是假的，那麽(me) 如此激烈和犀利地批評，如果用庸俗一點的說法，就隻能是“愛之深責之切”了。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中國當代作家的外語不好影響其豐(feng) 富自身表達”

　　在長寧圖書(shu) 館，主持人提到了顧彬對於(yu) 中國當代作家不懂外文的批評。顧彬曾說過，“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有問題，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還是我一直說的，中國作家的外語不太好，無法讀原著，就無法吸收其他語言以豐(feng) 富自身的表達。”

　　這次，顧彬依然堅持，但顯得比較克製，看來真像他說的，“學會(hui) 了中國人的圓滑”。他認為(wei) ，會(hui) 很多語言，就像有了很多的家，“這種感覺和隻在一種語言裏是不一樣的。”

　　對於(yu) 顧彬的判斷，魏育青部分同意，他認為(wei) ，“六十年代前後，（中國作家的外語水平）相對（三十四年代的作家）差很多，而現在更年輕的一代就好得多”，因為(wei) 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hui) 。但魏育青特別讚同顧彬對語言的看重，“一種語言重要的並不是傳(chuan) 遞信息的工具，而是對思維的影響。”

　　說到當天的主題，顧彬試圖從(cong) 側(ce) 麵解答。“為(wei) 什麽(me) 中國‘文革’時期文學落後？”在顧彬看來，一個(ge) 原因就是翻譯作品的匱乏。他拿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來比較，當時德國禁止了很多外來作品的翻譯，顧彬認為(wei) 那是很大的損失。中國也是如此，直到1979年中國開始大量引入翻譯作品後，才同德國一樣有了很好的改變。

　　顧彬說的這點，很多1980年代的作家肯定會(hui) 心有戚戚。當時中國引入了大量西方經典，比如海德格爾、黑格爾，一時間形成了“文化熱”，1980年代的作家幾乎都受到過這批譯著的影響。

　　顧彬援引一位美國漢學家的說法：“‘歐洲哪一個(ge) 民族開始翻譯，就開始發展了。’所以我們(men) 可以想想，如果馬克思的作品不翻譯過來，中國怎麽(me) 有今天的發展？”

　　1980年代中國引入了大量西方經典，一時間形成了“文化熱”。

　　“我翻譯的北島比北島本身好得多”

　　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的瑞典譯者陳安娜受到了特別關(guan) 注，甚至被稱為(wei) 莫言背後的“無冕之王”。由此可見翻譯家對於(yu) 作者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在翻譯界有種說法，一個(ge) 壞的翻譯家翻譯一個(ge) 好的作品會(hui) 毀了一個(ge) 作品，而好的翻譯家去翻譯一個(ge) 中等水平的作品可能會(hui) 成就這部作品。所以在翻譯過程是再創造，有可能對一個(ge) 作家升華或者是貶低。

　　對此，魏育青認為(wei) 西方翻譯更傾(qing) 向於(yu) 鼓勵譯者的創造，而中文世界不太喜歡對原作進行改動。顧彬就是這樣，他舉(ju) 了一個(ge) 可能會(hui) 被認為(wei) 是吹牛的例子：“不少會(hui) 德文的中國人告訴我，翻譯成德文的北島，比北島本身好得多”，“是我翻譯的。”

　　魏育青覺得，在翻譯過程中，“完全做玻璃人（翻譯者個(ge) 人意誌隱匿）是不可能的，我個(ge) 人沒有這個(ge) 水平。這個(ge) 在中國爭(zheng) 論很多，老一輩有‘競賽論’，如果我認為(wei) 我的審美觀我的水平比你高，那我就要改動。就像錢鍾書(shu) 說的，如果我比較好，何妨出他一頭。往往提倡這種做法的先生功底都很好。”

　　那麽(me) 現在的中國文學翻譯麵對的最大問題是什麽(me) 呢？顧彬斬釘截鐵地說，是“在母語”。“我們(men) （翻譯）最大的困難不在外語，困難在於(yu) 母語。”在顧彬看來，翻譯是需要經驗積累的。

　　他最近看到《ChinaDaily》（《中國日報》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覺得非常有意思，是說基本上在中國搞翻譯的人都是年輕人，20歲開始做翻譯，30歲之後再去做別的。顧彬的言外之意是，這批年輕的翻譯者缺乏經驗的積累，而這個(ge) 經驗並非是外語水平問題，而是母語的功力。“如果從(cong) 德國看我會(hui) 發現一些有名的譯者年齡都很大，我發現我今年七十歲才覺得自己會(hui) 翻譯，母語是我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