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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創造了漢語中的標點符號?

發稿時間:2015-06-19 00:00:00  

  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白話文寫(xie) 作的曆程,標點符號作為(wei) 白話文的副產(chan) 品,也登上了曆史舞台,標點符號的出現改變了文言文不斷句的傳(chuan) 統,使閱讀變得更加容易,那麽(me) ,是先有白話文還是先有標點符號呢?時人怎麽(me) 看標點符號呢?河南大學張寶明教授對此進行了專(zhuan) 門梳理,回顧了標點符號在中國的曆史。以下為(wei) 原文:

  胡適率先使用問號和驚歎號

  《新青年》前身《青年雜誌》的斷句方式千篇一律,都是用“。”表示句讀,即便如此,這在當時已經算非常新潮和現代的標注方式,比起數千年來“句讀知不知惑之不解”的傳(chuan) 統有很大進步。然而,這樣的改良仍然不能滿足新派人物的追求。

  1916年9月,《青年雜誌》易名《新青年》的同時,編輯部在個(ge) 別同仁的建議下,開始醞釀進一步改革,11月1日出版的2卷3號上的句讀符號一律采用“。”的做法。雜誌在用“。”表句的同時,添加了“、”,用來表示中間的停頓,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讀”。從(cong) 2卷3號“句”、“讀”間雜使用到第4卷,《新青年》雜誌一直沿用這樣的標點符號。但隨著白話文使用頻率的提高,這樣的標注方式無法滿足編輯的需要。

  盡管《新青年》這時還完全采用白話文,但白話文的出場頻率已經很頻繁,個(ge) 別同仁因此嚐試尋求突破,以使文章更準確地表情達意,使語氣委婉生動、抑揚頓挫。在編輯的操作下,4卷1號上高一涵寫(xie) 作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已經在“句讀”兩(liang) 種標注方法之間加上了“:”號、“;”號,而且用來表示“讀”的千篇一律的“、”號,也改換成為(wei) “,”號。

  在同一期雜誌上,提倡語音和文字以及標點符號改革最為(wei) 有力的錢玄同也在《論注音字母》一文中力陳“句讀”符號多元化。一個(ge) 有趣的細節是,他的句號不是用“。”,而是采用頗受西語影響的“.”。陶孟和的《女子問題》以及劉半農(nong) 的《應用文之教授》兩(liang) 文和錢玄同的標引方法一模一樣。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則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

  陳獨秀發表的《科學與(yu) 基督教》一文,它上半部分發表於(yu) 3卷6號,完全是“傳(chuan) 統”雜誌的版式,而到了4卷1號,下半部分的內(nei) 容除卻停頓一律襲用“、”,其它的標引方法則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轍。“海歸派”胡適在4卷1號上也有一篇大作叫做《歸國雜感》。該文比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之標點符號更為(wei) 細致、具體(ti) 和到位。本來,早在1915年8月胡適就有《論句讀及文字符號》發表在《科學》的2卷1期上,並胸有成竹地歸納出10種符號。隻是當時他節外生枝地將這10種又分為(wei) 豎排和橫排兩(liang) 種。時至《歸國雜感》,他在所能夠出現的“,”、“。”、“:”之外,破天荒地使用了“?”號表示質問語氣,使用“!”表示感歎。包括“……”表示刪節的符號以及不確定的“□□”。應該說,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已經奠定了現代漢語(白話文)典範符號的雛形。

  錢玄同統一標點符號的使用方法

  如同今天的報刊在文章標注方式上有自己的統一體(ti) 例一樣,《新青年》雜誌為(wei) 了印刷上的整齊美觀,多次發布公告,希望無論是編輯同仁還是讀者友人都能支持“句讀符號”的標注規範、現代、統一。

  錢玄同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導統一規範的作者兼編輯。他在公開信中“承前”總結《新青年》標點符號發展史之後,便有“啟後”式的展望:“同人主張,各有出入,所以四卷一號裏所用,未能畫一。”於(yu) 是,他親(qin) 自捉刀,對“同人各種主張”進行“去”與(yu) “取”的加工,並“奉告”以後標點符號的走向:“(甲)繁式:用西文六種符號……,讀,;長讀,:冒或結,·或,。句,?問,!歎;(乙)簡式:仍照以前用句讀兩(liang) 號……、讀,。句”。

  鑒於(yu) 錢玄同的極力敦促,白話文的編輯需要很快得到同仁的響應。當讀者慕樓對“文句圈點”諸如“乎?麽(me) ?嗬!等”表示“似近重疊”的異議時,胡適回答說,句讀符號的問題,《新青年》社的同仁已討論很多次了。甚至他還拿出錢玄同批評自己《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中的話作為(wei) 立論的依據:“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說,這兩(liang) 種符號(?!)都不可廢。因為(wei) 中國文字的疑問語往往不用上舉(ju) 諸字,並且這些字有各種用法,不是都拿來表疑問的意思。”

  胡適最後總結說胡:“總而言之,文字的第一個(ge) 作用便是達意。種種符號都是幫助文字達意的。意越達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號越完備越好,這是本社全用各種符號的主意。”(《通信》,《新青年》5卷3號)不難發現,在《新青年》雜誌編輯看來,標點符號同樣是“表今人的情感”、“代表這個(ge) 時代的文明程度和社會(hui) 狀態”的語言形式,是白話文不可或缺的一個(ge) 有機組成部分。

  由於(yu) 創刊時的習(xi) 慣以及同時代鑄模的滯後,《新青年》上之前的一些廣告語和固定體(ti) 例都沒有及時改變,個(ge) 別文章也還有慣性使然的因素。為(wei) 此,後來成為(wei) 著名語言學家的陳望道對《新青年》頗為(wei) 不滿,認為(wei) 他們(men) 在文字語言革新上不夠徹底、堅決(jue) 、完整,缺乏“誠懇的精神”。他說:“圈點與(yu) 標點雜用,這是東(dong) 人尾崎紅葉的遺毒,諸子卻有人仿他,而且前後互異,使淺識者莫名其妙——這不是缺‘誠懇’的佐證麽(me) ?”

  陳望道奉勸《新青年》諸子不要貽笑大方,不要留下病灶和遺憾。要以“除惡務盡”為(wei) 目標。在他看來,過渡時代的文化先驅倘若現在磨磨蹭蹭、坐失良機,就會(hui) 後患無窮:“將來時過境遷,則此過渡的遣跡又是一種陳症,又須用猛烈劑辛辛苦苦的去醫他了。那時回想諸子現在之所革新豈不是拔毒種的黴麽(me) ?”

  讀者來信表明,時至1919年,《新青年》在標點符號上的使用依然雜亂(luan) 無章。針對讀者的批評,錢玄同從(cong) 理想與(yu) 現實衝(chong) 突的視角給予了答複:“《新青年》雜誌本以蕩滌舊汙,輸入新知為(wei) 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實行。但理想與(yu) 事實,往往不能符合這是沒有法想的。”對於(yu) 陳望道提出的標點符號異議,他解釋說:“標識句讀,全用西文符號固然狠好。然用尖點標逗,圓圈標句,僅(jin) 分句讀二種,亦頗適用。我以為(wei) 不妨並存……若說除惡務盡,這話原是不錯。但舊日之惡,今日縱然除盡,然今日所認為(wei) 善者,明日又見為(wei) 惡,則在今日便應提倡,到了明日又該排除,進化無窮盡,則革命亦無已時。”(《通信》,《新青年》6卷1號)

  從(cong) 以上分析來看,《新青年》雜誌社在標點符號意見上基本是一致的,除卻標引方式不一樣,朝著一個(ge) 方向上的“完備”、完善,並走適合漢字、有力表達的功能化道路卻沒有什麽(me) 不同。漢語複雜且悠久,它的現代化需要一個(ge) 點滴嚐試和逐步完善的過程。在比自己更為(wei) 激進的青年讀者麵前,《新青年》同仁顯示出了當事人麵對現實應有的穩健和成熟。

  《新青年》規定了標點符號使用規則

  從(cong) “個(ge) 人”見解到同仁的“心理”,從(cong) “同仁”心理到“共同”意見,《新青年》最終於(yu) 1919年年底形成一個(ge) 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標點符號和行款體(ti) 例。從(cong) 7卷1號起,雜誌的標引方式走向“畫一”。在新一期的雜誌扉頁上,非常醒目的《本誌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說明》首先映入讀者眼簾。這個(ge) “說明”相當於(yu) 今天雜誌和報社的投稿須知。《說明》對“。”、“,”、“;”、“、”“:”、“?”、“!”、“——”、“……”、“『』”、“()”、“﹏﹏”等13種符號的功能和用法作了統一的規範和說明。“行款”還對每頁碼橫豎多少字數、“每段的第一行必低兩(liang) 格”、句讀“占一格”、“。”“?”“!”三個(ge) 符號下麵“必空一格”等4個(ge) 方麵作了一一說明。這個(ge) 標點符號體(ti) 例是《新青年》發展史上最為(wei) 完備、統一的符號,也是今天我們(men) 寫(xie) 作和印刷使用的標點符號基線和藍本。

  “本誌編輯部”這樣告訴讀者和作者:“本誌從(cong) 第四卷起,采用新標點符號,並且改良行款。到了現在,將近有兩(liang) 年了。但是,以前所使用的標點符號和行款,不能千篇一律,這是還須改良的。現在從(cong) 七卷一號起,畫一標點符號和行款,說明如左。”“說明”之後,最後一再申述這一“說明”的意義(yi) 是:“本誌今後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都照上麵所說辦理。請投稿和通信諸君,把大稿和來信也照此辦理!”最後的“!”號,就是編輯部同仁共同拜托之意。

  今天,標點符號進入漢語世界並出雙入對、雙棲雙飛的既成事實同時也昭示了它的“明媒正娶”。從(cong) 偏房到到堂屋,白話文經曆了從(cong) 副產(chan) 品到漢語世界正品的華麗(li) 轉身,從(cong) 此標點符號的使用與(yu) 每一個(ge) 使用的人都有一種割舍不斷的關(guan) 係。在白話與(yu) 讀經並舉(ju) 的今天,從(cong) 標點符號的視角回眸《新青年》上發生的那段往事,也許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兒(er) 。畢竟,這“句讀”中有你、有我,也有他(也包括“她”):小小的“句讀”、零散的“符號”,不經意間標點著近代中國20世紀的腳步、丈量著現代性演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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