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首部英語印刷書(shu) ——《特洛伊曆史故事集》

　　當金屬活字印刷術在500多年前的歐洲出現時，當時的人們(men) 經曆了一次信息交流方式的大變革。從(cong) 15世紀中葉到該世紀末葉，這期間誕生了歐洲最早期的印刷書(shu) ，也被形象地稱作印刷時代的“搖籃本”，其開創者英國人威廉·卡克斯頓，被冠以英國“印刷之父”的美譽。

　　卡克斯頓大約在1422年出生於(yu) 英格蘭(lan) 東(dong) 南部的肯特郡，這一地區在當時是英國毛紡織業(ye) 的重要生產(chan) 基地。根據其後他在多部印刷書(shu) 的序言和後記中所記，他曾被家人送入學校讀書(shu) ，在接受了基本文化課程的學習(xi) 後，卡克斯頓來到倫(lun) 敦，成為(wei) 大布商、後來的倫(lun) 敦市長羅伯特·勒澤的學徒。這件事意義(yi) 重大，意味著他可以盡快成為(wei) 頗有權勢的布商公司的一員。

　　15世紀中期，布商在英國社會(hui) 經濟中占有舉(ju) 足輕重的地位。這一時期英國商業(ye) 的一個(ge) 基本變化就是從(cong) 一個(ge) 主要的原料、羊毛出口國成為(wei) 呢布製成品出口國。布料製造業(ye) 的大發展促使大布商的出現。這些布商擁有長期積累的雄厚資金，並具有積極進取的冒險精神，更重要的是已經形成了一套從(cong) 購買(mai) 羊毛，讓婦女和孩子紡紗、織工織布、漂洗工漂洗、染工染色，再到修剪工修整完工，最後由商人帶到市場上出售的較為(wei) 成熟的“生產(chan) 體(ti) 係”。在這一行業(ye) 浸淫多年，無疑使卡克斯頓對這種具有資本主義(yi) 性質的工商業(ye) 模式熟稔於(yu) 心。

　　與(yu) 其早年的布商經曆一脈相承，卡克斯頓從(cong) 事印刷書(shu) 的生產(chan) ，目的極為(wei) 明確，即讓書(shu) 籍產(chan) 品投入市場以賺取利潤。這在其印刷書(shu) 的語言、題材以及印刷所的地點選擇上得以清晰地顯現。

　　卡克斯頓在科隆學習(xi) 了印刷術後，於(yu) 1472年底偕同助手帶著印刷所需的生產(chan) 材料回到布魯日。他在那裏印製了其翻譯的第一部書(shu) 《特洛伊曆史故事集》，該書(shu) 也是曆史上首部英語印刷書(shu) 。在此之後，英語書(shu) 籍便一直是卡克斯頓主要的印刷出版產(chan) 品，他對當時風靡歐洲大陸的拉丁文書(shu) 籍則鮮少問津。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是因為(wei) 歐洲大陸的拉丁文書(shu) 籍生產(chan) 水平較高，他在製作工藝上難以與(yu) 之競爭(zheng) ；當時人文主義(yi) 的大潮尚未在英國引起多少漣漪，牛津劍橋的學生人數一度減少，因而拉丁文市場極為(wei) 有限，歐洲大陸生產(chan) 的書(shu) 籍通過貿易渠道便可以很快滿足英國市場的需求；經曆百年戰爭(zheng) 洗禮的英國人，民族主義(yi) 意識在這一時期愈發強烈，英語被廣泛應用，逐漸成為(wei) 官方語言；而隨著小學和文法學校的發展，英國人的識字率明顯上升，據托馬斯·莫爾爵士的估計，15世紀已有50萬(wan) 以上的英國人有識讀能力。或許正是看到了民族語言潛在的巨大商機，卡克斯頓遂將主要目標瞄向廣大英語受眾(zhong) ，也無形中增加了自身產(chan) 品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卡克斯頓在印刷書(shu) 籍的題材與(yu) 內(nei) 容選擇上是比較保守的。他印製的書(shu) 籍大多已有手抄本，並經過了市場的檢驗，他不會(hui) 輕易涉足從(cong) 未在市場流通過的題材，這是保證書(shu) 籍銷量的最安全措施。譬如，他印製的首部印刷書(shu) 便是聽從(cong) 市場的召喚使然。根據卡克斯頓在《特洛伊曆史故事集》序言中的說法，他從(cong) 事該書(shu) 的翻譯出版活動主要是出於(yu) 勃艮第公爵夫人瑪格麗(li) 特的督促和要求，又因為(wei) “我已經答應許多紳士和我的朋友，要盡快送給他們(men) 這部書(shu) ，因此我花費大筆錢將此書(shu) 付諸印刷”，表明他的產(chan) 品已經有了較為(wei) 廣泛的需求。又如，卡克斯頓大量印製喬(qiao) 叟的作品，實際上也與(yu) 喬(qiao) 叟作品較能投中世紀末期英國宮廷讀者所好有關(guan) 。

　　卡克斯頓於(yu) 1476年下半年與(yu) 其助手德·沃德及其他幾位工人，攜帶諸多手抄本和印刷書(shu) 、印刷機器和已知的兩(liang) 種字模回到英國，在威斯敏斯特租下一間店麵作為(wei) 印刷所。卡克斯頓之所以選擇威斯敏斯特而不是倫(lun) 敦作為(wei) 營業(ye) 地點，可能是出於(yu) 以下幾方麵的考慮。第一，他為(wei) 了更加接近宮廷，這樣便於(yu) 他尋找到富於(yu) 影響力的讚助人。到15世紀時，英格蘭(lan) 國王、內(nei) 侍和大臣們(men) 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威斯敏斯特、倫(lun) 敦或溫莎堡。由於(yu) 議會(hui) 會(hui) 議經常在威斯敏斯特舉(ju) 行，威斯敏斯特宮自然成了王國的中心。政府各部門也漸漸地在威斯敏斯特的河岸區設立了辦公室，這一帶逐漸變成了行政、商業(ye) 和文化中心。第二，靠近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便於(yu) 出版一些宗教類書(shu) 籍，或者最好能直接從(cong) 修道院那裏得到一些差事。比如他在英國本土印製的第一件印刷品就是為(wei) 代理主教約翰·甘特所做的免罪書(shu) ，而甘特當時是阿賓頓修道院的院長。第三，當時在泰晤士河北岸，倫(lun) 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之間出現了四個(ge) 大的法律協會(hui) ，那些應用普通法的法官和律師都在這裏接受法律教育，這樣便出現了對法律用書(shu) 的巨大需求。因此，卡克斯頓的選址完全出於(yu) 主動尋找市場的目的。

　　卡克斯頓早年作為(wei) 布商主要與(yu) 低地國家開展貿易，而且還一度成為(wei) 在低地國家的英國商業(ye) 團體(ti) 領袖，因而有機會(hui) 與(yu) 眾(zhong) 多上層人物結識往來。成為(wei) 印刷商後的卡克斯頓也一直致力於(yu) 尋求宮廷貴族的讚助和庇護，以支持尚處起步階段的印刷業(ye) ，但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其經營上的依附性，尤其受到英國玫瑰戰爭(zheng) 期間風雲(yun) 詭譎的政治形勢的影響。

　　卡克斯頓回國之後，迅速結識了王後伍德威爾家族。該家族的一些成員日後成了他的堅定支持者，特別是王後的弟弟裏弗斯伯爵。由裏弗斯讚助的第一本書(shu) 《哲學家箴言錄》於(yu) 1477年11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印行。從(cong) 該書(shu) 序言中罕見的與(yu) 讚助人開玩笑的風格來看，他與(yu) 伯爵的關(guan) 係已非常熱絡。通過裏弗斯伯爵的引薦，卡克斯頓結識了王後伊麗(li) 莎白·伍德威爾，並在她的授權與(yu) 支持下，以學習(xi) 英語的名義(yi) 將《伊阿宋的故事》的英譯本獻給威爾士王子。之後，卡克斯頓又相繼出版了裏弗斯伯爵翻譯的另外兩(liang) 部作品。這些跡象表明，在卡克斯頓返回英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裏弗斯主導了他的印刷事業(ye) ，甚或是其唯一的讚助人。然而，1483年4月，愛德華四世去世，國王的弟弟理查在與(yu) 伍德威爾家族的較量中勝出，奪取了英格蘭(lan) 王位，是為(wei) 理查三世。對卡克斯頓而言，最重大的打擊是他長期依靠的讚助人裏弗斯伯爵在這場權力爭(zheng) 奪中遭到斬首。由於(yu) 失去了主要的讚助人，其書(shu) 籍銷售情況不容樂(le) 觀。

　　帶有某種封建殘餘(yu) 性質的讚助體(ti) 製雖然對卡克斯頓的經營活動有所衝(chong) 擊，但他在英國開創的這種新的書(shu) 籍生產(chan) 方式卻繼續沿著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在他去世後，德·沃德繼承了其產(chan) 業(ye) ，並在16世紀初不斷擴展產(chan) 品的題材和內(nei) 容，其他印刷商也紛紛跟進，使英國印刷出版業(ye) 向著更具現代意義(yi) 的資本生產(chan) 快速邁進。

　　鑒於(yu) 英國早期印刷出版業(ye) 呈現的這些特點，所以我們(men) 在談論英國早期資本主義(yi) 萌芽時，理應包括對印刷出版業(ye) 的觀照。在這一行業(ye) 中出現的資本主義(yi) 萌芽要素，得益於(yu) 印刷術的應用引起了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這為(wei) 整個(ge) 行業(ye) 的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卡克斯頓擁有印刷所需的資金、原料和機器，雇傭(yong) 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為(wei) 市場的需要進行生產(chan) 。同時，這是一種在封建社會(hui) 內(nei) 部孕育的一種新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尚要受到殘存的封建因素的製約。但是，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能夠引導出一種新的印刷出版方式，因而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也正是有了以市場為(wei) 導向的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才在經濟體(ti) 製層麵為(wei) 16、17世紀英國思想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