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下午，記者來到國家典籍博物館，順著國圖古籍館研究館員程有慶手指的方向看去，那冊(ce) 當年經他手入館的《永樂(le) 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韻“湖”字一冊(ce) ，靜靜地躺在一層善本古籍展廳的玻璃展櫃中，其嶄新程度令人驚奇。“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對古籍懷有敬愛之心，保護得好不足為(wei) 奇。”程有慶說。

　　自8月1日國家典籍博物館開始接待社會(hui) 團體(ti) 預約參觀以來，其首展“國家圖書(shu) 館館藏精品大展”中的珍貴展品成為(wei) 公眾(zhong) 關(guan) 注的焦點。這其中，《永樂(le) 大典》、敦煌遺書(shu) 、《趙城金藏》、《四庫全書(shu) 》、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真跡……成為(wei) 焦點中的亮點。在程有慶看來，對古籍的采訪、整理、編目以及修複的過程，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和故事，其中不乏曲折、動人與(yu) 精彩。回想起2007年他與(yu) 《永樂(le) 大典》一冊(ce) 孤本的邂逅，程有慶至今仍興(xing) 奮不已。

　　珍愛古籍令藏家甘願轉手

　　2007年11月，全國古籍普查專(zhuan) 家組赴華東(dong) 核查古籍善本，程有慶與(yu) 中國社科院的楊成凱、故宮博物院的施安昌以及文物出版社的孟憲鈞一道，來到上海進行普查工作。施安昌告訴大家，他有一位現移民海外的老鄰居這兩(liang) 天正在上海，自稱手中有《永樂(le) 大典》中的兩(liang) 冊(ce) “孤本”並想要鑒定。當時他們(men) 四人都認為(wei) ，《永樂(le) 大典》在民間發現的概率很低，用程有慶的話是“幾乎不抱任何希望”。

　　等見到這位姓袁的藏家並從(cong) 她手中拿到書(shu) 時，憑借多年經驗，程有慶很快認定其中一冊(ce) 是影印版；而另一冊(ce) 從(cong) 文字、內(nei) 容、裝幀風格各個(ge) 方麵，跟他曾見過的《永樂(le) 大典》善本模樣如出一轍。“雖不敢相信，但憑經驗來看，它是真的。”程有慶說。四人中隻有程有慶在國家圖書(shu) 館工作，更加熟悉《永樂(le) 大典》實物，因此幾位專(zhuan) 家都推舉(ju) 他作為(wei) 主看，聽取他的鑒定意見。“並不是我有什麽(me) 特權，半輩子與(yu) 古籍打交道，古籍館在這方麵有最為(wei) 充足的資源。我們(men) 看多了、看久了，判斷真偽(wei) 可能更有經驗。”程有慶向記者解釋道。當時，他細細翻閱每一頁，如手捧至寶，對古籍的珍愛溢於(yu) 言表，這些都被一旁觀察的袁女士看在眼裏。

　　為(wei) 了進一步確定該書(shu) 真偽(wei) ，程有慶立刻給曾在中華書(shu) 局工作多年的父親(qin) 打電話，通過查閱《永樂(le) 大典》史話，發現這冊(ce) 的確空缺。又經查證發現，國家圖書(shu) 館恰好存有的兩(liang) 冊(ce) “湖”字單冊(ce) 正是這冊(ce) 孤本的前、後兩(liang) 冊(ce) 。直到這時，他才敢確認，又一冊(ce) 《永樂(le) 大典》被發現。“正好補齊，前後相連，巧了。”程有慶激動地說。

　　當施安昌與(yu) 袁女士用難懂的上海話談論此書(shu) 的由來和去向時，程有慶清晰地聽到袁女士“要出手的”這句話，一下子觸動了他敏感的神經。“如果您要出手，我們(men) 館可以考慮。”程有慶立刻接下話茬。這是該冊(ce) 孤本能得以回歸祖國懷抱非常關(guan) 鍵的表態，也正如國圖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所說：“古籍館人手捧文獻的珍愛之情自然流露，在收放文獻中與(yu) 生俱來的愛護和珍視，是很多藏家願意將自己的珍藏轉讓或捐贈給國圖的重要原因。”

　　曆經曲折最終入藏國圖

　　“這冊(ce) 孤本自發現到最終被國圖收藏，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程有慶說。據了解，在發現並認定這冊(ce) 孤本後，他們(men) 一行四人，以楊成凱主筆，立刻起草書(shu) 麵材料，並由時任國圖古籍館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張誌清（現為(wei) 國家圖書(shu) 館副館長）上報給國家文物局。之後，國家圖書(shu) 館與(yu) 國家文物局共同組織專(zhuan) 家又先後進行了4次較大規模鑒定，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hui) 主任傅熹年也參與(yu) 了該冊(ce) 鑒定、入藏過程。無論如何鑒定，結果始終一致：認定其為(wei) 明嘉靖年間所抄《永樂(le) 大典》的零本。

　　該冊(ce) 《永樂(le) 大典》不僅(jin) 具有重要的文物價(jia) 值，更具有很高的文獻價(jia) 值，其“湖”字分冊(ce) 連綴了尚存的上下兩(liang) 個(ge) “湖”字分冊(ce) 。“讓我們(men) 看清楚了《永樂(le) 大典》選材、引書(shu) 、編排的諸多特點，相關(guan) 文獻資料也得以更為(wei) 完善。”傅熹年說。而與(yu) 以往民間尋訪得來的孤本相比，其品相完好、字跡清晰，更實屬難得。

　　“一次次的鑒定可以理解，因為(wei) 《永樂(le) 大典》是國寶，各個(ge) 環節都要慎重進行，但拖了這麽(me) 多年才入藏國圖，其實另有原因。”程有慶透露，資金未能及時到位，雙方曾有過多次協商，最終在國家財政的支持下，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信息谘詢中心與(yu) 國家圖書(shu) 館一道，通過實施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項目，運用項目專(zhuan) 款才將這冊(ce) 古籍回歸國家所有，但直到2013年10月，它才最終得以正式入藏國家圖書(shu) 館。至此，國家圖書(shu) 館《永樂(le) 大典》的全部藏書(shu) 達到222冊(ce) ，而目前全球範圍內(nei) 共存《永樂(le) 大典》僅(jin) 400餘(yu) 冊(ce) ，尚不足全書(shu) 的4%。

　　攻破藏家心理防線的絕佳武器

　　傅熹年曾指出，《永樂(le) 大典》之所以珍貴，是因為(wei) 它承載的是明初所能見到的宋元以前中華精神家園的全貌，是中華文化遺產(chan) 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體(ti) 現了中國人的自信、勇氣和魄力。麵對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落流失嚴(yan) 重的現狀，對《永樂(le) 大典》的民間尋訪工作仍需繼續深入。而今，《永樂(le) 大典》每一冊(ce) 的發現，都可以被列入年度國家重要文物新發現之列。

　　據國家圖書(shu) 館相關(guan) 負責人透露，每年古籍館的采訪經費在30萬(wan) 元至50萬(wan) 元，這對於(yu) 像《永樂(le) 大典》一樣具有重大價(jia) 值的特殊藏品來說，無疑連一件也“買(mai) 不起”。“這令我們(men) 時常會(hui) 感到尷尬。”有過類似經曆的古籍館輿圖組組長白鴻葉告訴記者，她曾因幾次在拍賣會(hui) 上與(yu) “看中”的珍貴古籍擦肩而過而深感遺憾。現在人們(men) 看到的9個(ge) 展廳中800多件展品是在經費並不十分充裕的情況下，通過海外送還、政府撥交、藏家捐贈、員工訪求等各種途徑獲得的。“有時我們(men) 真得靠個(ge) 人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不停地去爭(zheng) 取，因為(wei) 心中認定國家才是珍貴古籍最好的歸宿，這也是我們(men) 攻破藏家心理防線的絕佳武器。”白鴻葉幽默地說。

　　在國家圖書(shu) 館研究館員李際寧看來，專(zhuan) 款專(zhuan) 用、專(zhuan) 項通道是古籍“特殊品”得以回歸國家的重要保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一年一撥的日常采訪經費並不足以應對這些“特殊品”的入藏，以往遇到特殊情況都是通過文化部向財政部申請專(zhuan) 款，如1960年周恩來總理特批專(zhuan) 款從(cong) 香港著名藏書(shu) 家陳清華手中購回一批珍貴古籍。其中就有4冊(ce) 《永樂(le) 大典》。“如今，國家在這一方麵更需要設立一些更為(wei) 便捷的途徑，以便珍貴古籍更加順利地回歸祖國。”李際寧建議。

　　相關(guan) 鏈接

　　《永樂(le) 大典》，編撰於(yu) 明永樂(le) 年間，由翰林院大學士解縉擔任總纂修，初名《文獻大成》，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全書(shu) 共22937卷（目錄占60卷），11095冊(ce) ，約3.7億(yi) 字，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的曆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shu) 。《大英百科全書(shu) 》將其稱為(wei) “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shu) ”。

　　明永樂(le) 年間纂修的《永樂(le) 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嘉靖年間所抄錄的副本也屢遭厄運，經曆被盜、焚燒和劫掠之後幾乎全部散失。目前全球範圍內(nei) 僅(jin) 存400餘(yu) 冊(ce) 零本，尚不足全書(shu) 的4%，分別被8個(ge) 國家和地區的30個(ge) 機構收藏。其中，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現館藏《永樂(le) 大典》222冊(ce) （含現存台灣的60冊(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