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古代的著述方式，人們(men) 通常會(hui) 想到“述而不作”。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麽(me) ，“述”和“作”有什麽(me) 不同呢？朱熹在《論語集注》中釋曰：“述，傳(chuan) 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在古人看來，“述”和“作”是有著顯著區別的：“述”是傳(chuan) 述舊的，述者為(wei) 常人、為(wei) 卑、為(wei) 下、為(wei) 後學；“作”是開創新的，作者為(wei) 聖人、為(wei) 尊、為(wei) 上、為(wei) 先生。

　　受“述而不作”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人在“述”和“作”的問題上謹慎戒懼，大多不敢以“作者”自居。比如司馬遷，他著《史記》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他又不敢稱自己的著作為(wei) “作”，隻稱為(wei) “述”。當然，也有許多古人為(wei) 了表達自己的創見，效法孔子修《春秋》的方法，寓作於(yu) 述、述中有作，事實上是給“作”披上了“述”的外衣。但總體(ti) 而言，“述而不作”無疑是中國古代著述方式的重要特點。

　　“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遺產(chan) 的搜集、整理、闡發與(yu) 傳(chuan) 播是起過很大作用的。但也應當看到，這一傳(chuan) 統又有著諸多流弊。

　　一方麵，“述而不作”導致了過度引經據典的習(xi) 慣。“述而不作”是古人崇尚經典心理的反映，同時又在實踐中不斷強化著崇尚經典的心理，這使得古人在著述時習(xi) 慣於(yu) 引經據典。到漢代，著述時引經據典已成為(wei) 普遍現象。而到魏晉南北朝，評價(jia) 一篇文章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就是用典的多少。引經據典以增強說服力本無可非議，但其前提應該是這些經典本身是正確的。但古人在引經據典時總是缺乏論證，認為(wei) 經典是毋庸置疑的，不必證是也不必證否，隻要當作公理說出來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完全不需要基於(yu) 事實的價(jia) 值判斷、是非判斷。例如，古人常引用《詩經》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在今天看來，顯然缺乏有說服力的來自事實的論證。

　　另一方麵，“述而不作”限製了古人自由、係統地表達思想。受“述而不作”限製，在中國古代，即便是一些大學者也隻能運用“經注體(ti) ”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見解，而不能像西方學者那樣用自己的話語形式自由、係統地進行表達。由於(yu) 經書(shu) 的章句順序是固定的，這就帶來極大不便。比如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雖然要表達他基本的理學思想，但也不得不對大量無關(guan) 緊要的章句作解說。這種狀況造成的嚴(yan) 重後果，就是其思想被分割為(wei) 若幹小塊，分散在相關(guan) 的經文之下，缺乏內(nei) 在的邏輯聯係，難成係統。

　　與(yu) 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相聯係，“述而不作”最大的弊端是不利於(yu) 新思想的產(chan) 生。由於(yu) “述而不作”將經典的創作與(yu) 聖人聯係起來，似乎隻有聖人才有“作”的資格，而常人隻能訓解傳(chuan) 述，所以漢代以後，古人通常隻專(zhuan) 注於(yu) 章句訓詁之學，隻在前人劃定的規矩中思考。無論是“述而不作”也好，還是“述中有作”也罷，古人的立言準則大體(ti) 上都是以聖人之是非為(wei) 是非的。與(yu) “述而不作”密切關(guan) 聯的另一個(ge) 詞是“存而不論”。六經之外的思想不僅(jin) “存而不論”，而且很可能被視為(wei) “異端”。這些傳(chuan) 統嚴(yan) 重限製了中國古代新思想的產(chan) 生。與(yu) 中國古代“述而不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西方的著述傳(chuan) 統中，後起的作者大多通過公開否定前人來為(wei) 自己確立存在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對近現代乃至當下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也有不小影響，對此我們(men) 應有充分估計。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一些學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傳(chuan) 述儒家經典上了，卻又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一些著作神聖化、教條化，不敢越雷池一步。對象變了，可思維方式沒變，這是頗值得我們(men) 警惕的。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men) 有必要認清“述而不作”著述方式的優(you) 劣得失，呼喚更多“作者”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