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後失德，自然也是人們(men) 擔憂的後果之一。中國曆來有“酒能敗德”之說，慣於(yu) “酒色”並舉(ju) ，視為(wei) 對道德、政事特別嚴(yan) 重的潛在危害。

　　看過《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人，大概都會(hui) 對其中描繪的奢華生活場景留下深刻印象，而出生卑微的蓋茨比之所以能在短期內(nei) 積累起巨額財富，靠的是大肆販賣私酒。在1920-1933年間，根據美國當時的禁酒法案，釀造、運輸、販賣超過0.5%以上酒精含量的飲料均屬違法，最高可判罰一千美元並入獄半年。這一法令製定的出發點是因為(wei) 認定“酒是犯罪的根源”，但實施的結果卻事與(yu) 願違，它並未達到消除犯罪溫床的目的，倒是抬高了販賣私酒的利潤，催生了有組織犯罪集團，還嚴(yan) 重打擊了美國自身的葡萄酒行業(ye) ，減少了聯邦及州政府原本來自酒稅的合法收入，並使社會(hui) 上偽(wei) 善盛行，最終不得不於(yu) 1933年宣布廢除。

　　蓋茨比是靠販賣私酒發家的

　　當時的禁酒令還規定，在自己家裏喝酒不犯法，但與(yu) 朋友聚飲或酒宴便觸犯法律——兩(liang) 千年前中國西漢初期的一條法律與(yu) 之不無相似，漢律規定嚴(yan) 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否則罰金四兩(liang) ；漢武帝時法律禁止賣酒給群飲者，隻有國家規定的喜慶節日裏群飲才是合法的。然而，在這表麵上的相似之外，內(nei) 在的原因則相當不同：中國古代的禁酒更多是由於(yu) 酒所帶來的社會(hui) 危害的實用性考慮（酒會(hui) 消耗糧食和財富），偶爾出於(yu) 道德理由（酒能敗德），但卻極少是出於(yu) 宗教上的原因。

　　為(wei) 了節約糧食而禁酒

　　作為(wei) 一種酒精飲料，酒必定曾給原始社會(hui) 的人們(men) 帶來巨大的愉快、迷醉、癡狂的感受，甚至可能進入某種宗教體(ti) 驗，但它的負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喝醉的人可能喪(sang) 失理智，而釀酒也會(hui) 消耗大量糧食，在食物匱乏的年代裏無疑是奢侈浪費。正因此，所謂“酒池肉林”或癡迷於(yu) “醇酒婦人”，傳(chuan) 統上一向是對昏君常用的道德指控。早在殷周革命之際，周公就在《尚書(shu) ·酒誥》中留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他反感商紂王時期那種“庶群自酒，腥聞在上”的頹廢社會(hui) 風氣，有鑒於(yu) 其亡國的教訓，故規定民間無故不得“群飲”，違者則“盡執拘”，平時則隻許在特定禮儀(yi) 場合、在遵守飲酒之德的情況才可暢飲。

　　這條法令的精神後來得到不斷的重申，西漢初年的漢文帝時期便是如此，到武帝之後才逐漸鬆弛，除了政治和道德上的考慮，帝國初期的經濟凋敝顯然也是原因之一。這兩(liang) 方麵的考慮時常互為(wei) 表裏，如東(dong) 漢末年迭經戰亂(luan) ，民眾(zhong) 乏食，曹操在北方實施禁酒，表麵上的理由是說夏周因酒而亡，政事多敗於(yu) 酒；不料孔融卻寫(xie) 了兩(liang) 封《與(yu) 曹公禁酒書(shu) 》來反駁，舉(ju) 出大量例子表明道德、謙讓、儒學、情愛也都曾導致亡國，如果酒能導致亡國，那不如把這些也都一並禁止算了，“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wei) 戒也。”他由此拆穿了曹操禁酒的真正意圖隻是實用性的：節約糧食。

　　實際上，魏蜀吳三國都曾實施過禁酒令。其中國勢最弱的蜀國甚至曾因天旱而禁酒，其法令之嚴(yan) 苛，竟規定家中藏有釀具與(yu) 釀酒同罪（見《三國誌？蜀書(shu) ？簡雍傳(chuan) 》），那無疑是因為(wei) 旱災時糧食歉收。在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由於(yu) 災荒頻繁，酒禁之令可謂史不絕書(shu) ，並且大多載明是因為(wei) “歲饑”、“年穀不登”或“穀貴”的緣故。《中國飲食史》第三卷因此評論：“酒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經濟原因。因為(wei) 釀酒需要消耗大批糧食，而戰亂(luan) 鵝自然災害會(hui) 使糧食大幅歉收，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若還要用大批糧食釀酒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天災人禍又特別頻繁，酒禁是很自然的措施。”在唐德宗時，由於(yu) 人們(men) 連飯也吃不飽，極少人釀酒，以至於(yu) 後來長安稍定，有人在街頭喝醉，竟被圍觀者視為(wei) “祥瑞”（見宋人曾慥《類說》卷二《鄴侯家傳(chuan) 》）。有酒有肉，在民間差不多是豐(feng) 年自足生活的象征，那些水滸英雄們(men) 的理想也無非隻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而已。

　　酒後失德是大忌

　　也並不是災年為(wei) 節省糧食才禁酒，有時明明是豐(feng) 年，但因為(wei) 民眾(zhong) 在酒後爭(zheng) 訟或議政，也會(hui) 遭到禁止。《魏書(shu) ·刑罰誌》記載：“太安四年（458）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非但如此，這一禁令還前所未有地嚴(yan) 酷，竟規定“釀、沽、飲，皆斬之。”實際上，西漢初年的禁酒令的出發點之一恐怕也是避免酒後鬧事，明胡侍《真珠船？酒禁》就說，蕭何造律時規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liang) ’，不但恐靡米穀，且備酒禍也。”這一法令的精神甚至影響遠及日本，源平之戰後，源賴朝勝利進入京都並頒布新製十七條，之後又改為(wei) 三十六條，其中包括禁止近鄰街坊歡聚飲酒；1336年，室町幕府頒布《建武式目》十七條規約，重申勿奢侈、行儉(jian) 約，其中一條也是“禁止武士聚眾(zhong) 濫飲”。

　　酒後失德，自然也是人們(men) 擔憂的後果之一。中國曆來有“酒能敗德”之說，慣於(yu) “酒色”並舉(ju) ，視為(wei) 對道德、政事特別嚴(yan) 重的潛在危害。宋人陳亮便曾說“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清人金纓更認定“敗德之事非一，而酗酒者德必敗；傷(shang) 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生必傷(shang) ”。至於(yu) 其對個(ge) 人身體(ti) 的傷(shang) 害，傳(chuan) 聞先秦名醫扁鵲就曾說過“過飲：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shang) 神、損壽”（見《本草綱目·酒》），然而這裏的前提是“過量飲酒”，而非“飲酒”本身。

　　更何況，上述這些都屬於(yu) 道德或養(yang) 生上的訓誡，而非必須遵守的宗教戒律，也就是說，中國人並不將酒視為(wei) “罪惡”或“邪惡”，哪怕沾上一點都不行，飲酒本身也並不被視為(wei) “罪行”，尤其如果不過量的話。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宗教不甚在意戒酒，對吃素還更在意一些，惟有佛教反對飲酒，《四分律》中說：“飲酒有十過：一者顏色惡；二者少力；三者眼視不明；四者現瞋恚相；五者壞田業(ye) 資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鬥訟；八者無名稱，惡名流布；九者智慧減少；十者身壞命終，墮三惡道。”《四分律》據傳(chuan) 是五世紀初姚秦時譯自印度上座部佛教法藏部的戒律，但從(cong) 這十過來看，所說的也主要都是飲酒對個(ge) 人的危害或不利，隻有最後一條才從(cong) 宗教上認定這是惡業(ye) ——佛教所說的“三惡道”即地獄道、惡鬼道、畜生道。也是因為(wei) 考慮到宗教戒律，以大護法自居的梁武帝曾下詔《斷酒肉文》，強製在寺院禁斷了酒肉。

　　然而漢傳(chuan) 佛教盡管從(cong) 此吃素（南傳(chuan) 和藏傳(chuan) 佛教均不禁肉食），但對酒的禁止卻沒有貫徹到如此嚴(yan) 格。所謂“酒肉穿腸過，佛祖心頭坐”的“酒肉和尚”，有時不僅(jin) 不被視為(wei) 不守戒律的惡僧，反倒還廣受人們(men) 歡迎，乃至受到極高的肯定——例如《水滸傳(chuan) 》中魯智深酒醉後大鬧五台山，職事僧人們(men) 抱怨他不守清規，但長老卻說“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唕，後來卻成得正果”；至於(yu) 貪好飲酒的濟公，更是經常被人稱為(wei) “活佛”。

　　為(wei) 何禁而不止

　　在中國這樣一個(ge) 追求現世福祉的社會(hui) 中，無論出於(yu) 道德、政治還是宗教上的理由，即便是再嚴(yan) 厲的酒禁也不可能持久，因為(wei) 民眾(zhong) 始終不可壓製地有飲酒的需求，在亂(luan) 世裏，飲酒還尤其能安撫人心，所謂“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yu) 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怯禍，惟托於(yu) 醉，可以粗遠世故”（見《石林詩話》），這也解釋了為(wei) 何在魏晉這樣的亂(luan) 世中，會(hui) 出現那麽(me) 多人讚頌酒的好處，而那些對現世苦悶的隱士們(men) 則更是如此，無論是“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還是“采菊東(dong) 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都曾被後世視為(wei) 酒神，以至於(yu) 魯迅專(zhuan) 門寫(xie) 了一篇《魏晉風度與(yu) 藥及酒之關(guan) 係》。

　　此外，國家也需要從(cong) 酒稅中獲取收入。據《北齊書(shu) ·後主本紀》記載：武平六年（575）閏八月辛巳，“以軍(jun) 國資用不足，稅關(guan) 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這在唐代得到了延續，從(cong) 酒類的製造、銷售中獲取酒稅成為(wei) 國家的正當收入，隻是朝廷的政策隨著時勢不斷變化：時而禁酒，時而榷酒；時而壟斷官營，時而開禁征稅。安史之亂(luan) 剛剛平定之後的廣德二年（764），全國瘡痍滿目，急需資金，朝廷下令定天下酤戶，顧炎武後來就此評說：“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日知錄》卷二八酒禁條）也就是說，名義(yi) 上禁酒，其實又特許經營，目的是在從(cong) 中抽稅，而不是酒本身了。這些商稅收入對於(yu) 支撐中晚唐的朝廷財政十分重要，據《新唐書(shu) ·食貨誌》，太和八年（834）天下榷酒156萬(wan) 餘(yu) 緡，相當於(yu) 15.6億(yi) 文銅錢，如果按“鬥錢百五十”的酒稅推算，那當時納入抽稅範圍的酒產(chan) 量在一千萬(wan) 鬥以上，約合今六萬(wan) 噸。在宋代之後，這種“寓禁於(yu) 征”的做法幾乎成了通行的做法，乃至實行國家專(zhuan) 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