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漢書(shu) 》記載，漢宣帝時，丞相丙吉外出，路遇行人鬥毆，死傷(shang) 者橫屍於(yu) 道。丙吉不聞不問，驅車而過，手下掾史大惑不解。丙吉繼續前行，碰到有人趕牛而來。那牛伸著舌頭，喘著粗氣。丙吉讓車停下來，派隨侍騎吏問那人趕牛走了幾裏路了，意在指責這人不愛惜牛。前後一比，下屬對丞相重畜輕人的做法頗有微詞。丙吉說，行人鬥毆，自有屬地官員處理，我隻需逐年考察其政績，奏報賞罰就可以了，毋須過問這些地方小事。眼下正當春季，天氣還不至於(yu) 太熱，這頭牛若因臨(lin) 近暑熱而氣喘，表明氣候反常，農(nong) 事勢必會(hui) 受影響。所以，我要過問牛的事。掾史這才心服，認為(wei) 丙吉識大體(ti) 。

　　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裏，天候氣象對農(nong) 事影響很大，事關(guan) 國計民生。正因為(wei) 如此，當時以及後世的史官，都對丙吉問牛不問人這件事高度評價(jia) ，廣為(wei) 傳(chuan) 揚。用現在的話說，丙吉是個(ge) 抓大事的好領導，站得高，看得遠。

　　倘若認真參詳一番，你就會(hui) 覺得，這件事似乎有些不對勁兒(er) 。打架鬥毆雖屬地方治安問題，可當時的情勢不妙，若不及時製止，事態就有可能愈演愈烈，發展成為(wei) 報複性的群體(ti) 流血事件。在我國古代，民間暴力泛濫，不僅(jin) 使後方人力資源銳減，前方兵員輸送不足，而且使族仇私怨愈結愈深，嚴(yan) 重影響社會(hui) 安定。所以，當年商鞅變法，就曾嚴(yan) 令禁止民間私鬥。史記評價(jia) 說，商鞅變法行之十年，“民勇於(yu) 公戰，怯於(yu) 私鬥，鄉(xiang) 邑大治”。

　　須知，丙吉出行碰上的不是簡單的民事糾紛，而是打群架，且已“死傷(shang) 橫道”，人命關(guan) 天，怎麽(me) 能說是小事呢？比起發展生產(chan) 這個(ge) 第一要務來，百姓打架就算是小事，為(wei) 何不能順便過問調解一下，製止事態惡化，卻要視而不見、揚長而去呢？

　　無獨有偶，在此前的曆史典籍中，類似的記述並不鮮見。春秋時期，鄭國有個(ge) 老百姓寒冬裏過河，上岸後小腿都凍僵了。景差剛好路過這裏，就把那人扶到陪乘位子上，並用自己的衣襟捂著那人的腿腳。晉國大夫叔向聽聞後，不以為(wei) 然地說，景差身為(wei) 國相，這樣做不是很淺陋嗎？我聽說，在賢能官吏管轄的地方，三個(ge) 月就該修好溝渠，十個(ge) 月就能架好橋梁。這樣的話，牛馬過河都不會(hui) 濕蹄子，何況是人呢？這便是掌故“景差覆衽”的由來，見於(yu) 劉向《說苑》。

　　同是春秋時期，同樣的例子，也曾出現在《孟子·離婁下》的記述中。鄭相子產(chan) 外出時，曾用自己乘坐的車子搭載行人過河。孟子就此批評他“惠而不知為(wei) 政”，講的也是行小惠與(yu) 識大體(ti) 的關(guan) 係。意思是說，子產(chan) 仁惠，卻不懂得為(wei) 政之道。他應該去抓架橋鋪路這樣的大事，而不必去管行人過河這樣的小事。

　　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是，在橋梁尚未修好之前，像景差、子產(chan) 這樣的大官，順便幫助行人過河，又有何不可呢？

　　從(cong) 曆史記載來看，子產(chan) 主政鄭國期間，推行過一係列事關(guan) 國計民生的重大變革，不僅(jin) 政績卓然，國力大增，而且百姓富庶，安居樂(le) 業(ye) 。子產(chan) 執政一年，浪蕩子不再輕浮嬉戲，老年人不必拎重物，兒(er) 童也不用幹農(nong) 活。兩(liang) 年之後，市場商人不虛抬物價(jia) 。三年過去，人們(men) 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四年後，農(nong) 民收工不必把農(nong) 具帶回家。五年後，男子不需服兵役。可見子產(chan) 並非隻注重親(qin) 民愛民的小惠，而缺乏經世治國的大德。

　　古往今來的政論家們(men) ，為(wei) 了宣揚他們(men) 那些大而化之的治國理念，往往會(hui) 借助某些看似經典其實偏頗的個(ge) 案，攻其一點，不及其餘(yu) ，用心固然良苦，但卻經不起推敲。類似“景差覆衽”“子產(chan) 渡人”“丙吉問牛”這樣的掌故，聽上去好像挺有道理，事實上卻是一麵之詞。我們(men) 可以接受他們(men) 所闡發的論點，去聽政、問政、論政，卻不可以搬用他們(men) 所舉(ju) 的例子去裁度現實。一個(ge) 親(qin) 民愛民的領導，能夠走到群眾(zhong) 中來，發自內(nei) 心地關(guan) 心並過問民間疾苦，與(yu) 抓大事並不矛盾，我們(men) 不能把所有的親(qin) 民愛民善舉(ju) 都看成是小恩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