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史研究是一項專(zhuan) 業(ye) 工作，正因為(wei) 它的“專(zhuan) ”，所以才要看到“博”的重要。因為(wei) 專(zhuan) 做此事，眼光容易隻注視在本行，跳不出習(xi) 慣的範圍。於(yu) 是在研究中，許多事見慣了，反不去尋思它的意味;倒是“門外漢”伸頭向裏一望，有時竟能看出問題來。因此一個(ge) 黨(dang) 史研究者，不僅(jin) 要掌握本門的知識，同時還要具有“門外漢”的眼光。這才是社會(hui) 需要的貫通之才。所以我們(men) 培養(yang) 學生，就要一麵指出“偏專(zhuan) ”的害處，“不治將恐深”，讓他驚出一身冷汗;一麵說明“博通”的好處，這猶如朝陽產(chan) 業(ye) 裏的本金，將來是可以一本萬(wan) 利的。

　　“專(zhuan) ”之流弊：局隘、破碎

　　1927年梁啟超給在美國讀書(shu) 的兒(er) 子梁思成的信中說：“我怕你因所學太專(zhuan) 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於(yu) 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wei) 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同樣地，1941年毛澤東(dong) 給在蘇聯讀書(shu) 的兒(er) 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也講了類似的道理。他說：“惟有一事向你們(men) 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xi) ，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多習(xi) 自然科學為(wei) 宜，社會(hui) 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hui) 科學為(wei) 主，自然科學為(wei) 輔。”這些都說明“專(zhuan) ”的弊端和“博”的益處。

　　這在學術研究中也有體(ti) 現。今日學術的專(zhuan) 門化，不限於(yu) 科。在一級學科之內(nei) ，還有若幹二級學科，在二級學科之內(nei) ，往往又分許多細目。就中共黨(dang) 史來說，可細分為(wei) 黨(dang) 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曆史，以及黨(dang) 的自身建設史。這些細目還可再分下去，比如黨(dang) 的建設史，又分為(wei) 思想、政治、組織、作風、製度、紀律等各個(ge) 方麵。這當然是為(wei) 了精細化研究的需要，但倘若過於(yu) 強調研究邊界，不能“開牆透綠”，一味“深溝壁壘”，就會(hui) 伏下學科發展的病根。其弊端主要有兩(liang) 個(ge) ：一是局隘，二是破碎。所謂“局隘”，便是對外封閉，對內(nei) 劃界，此經不通於(yu) 彼經，此說不通於(yu) 彼說。研究毛澤東(dong) 的，可以不顧劉少奇，無視經典作家間的知識傳(chuan) 遞;研究思想理論的，可以不顧黨(dang) 的實踐活動，割開曆史與(yu) 邏輯的內(nei) 在聯係;研究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可以不顧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切斷中共黨(dang) 史的接續發展。這樣長此以往，黨(dang) 史學將逐漸走向僵化，即便在本學科內(nei) 部，也會(hui) 各自為(wei) 政，難以發揮學科的整體(ti) 優(you) 勢。所謂“破碎”，便是死板地從(cong) 文字上做繁瑣考證，一味地從(cong) 細節上做深描細畫，放棄宏觀綜合，隻關(guan) 注零碎知識，不再敘述曆史的演變、進步與(yu) 連續性，隻發掘眾(zhong) 多不連貫的瞬間。長此以往，黨(dang) 史學將逐漸失去自我，也會(hui) 陷入危機和被邊緣化。須知曆史是整個(ge) 的，支離破碎之後，就不是真正的曆史。為(wei) 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欲求得完整的知識，還是有必要借助於(yu) 他者的智慧。

　　對於(yu) 研究者來說，此種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並且伴隨研究的深入，它還會(hui) 不斷加重。一般說來，其演化可分三個(ge) 步驟：第一步是“自說自話”。有些黨(dang) 史研究者，把用功的麵，割裂得至細至窄，平日收集資料，也隻局限於(yu) 自己關(guan) 注的範圍之內(nei) 。這樣替自己畫定一個(ge) 圈子，自然談不到多方聯係。所以他寫(xie) 文章，就隻好就事論事，不能融會(hui) 貫通。他作報告，就隻好自言自語，不會(hui) 交流對話。我們(men) 也時常見到有的專(zhuan) 家會(hui) 發出十分幼稚的議論。他們(men) 對於(yu) 所專(zhuan) 的科目，在全部學術中所占的地位，全然不知，所以除所專(zhuan) 的範圍外，一旦發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第二步是“自以為(wei) 是”。這便進入莊子所說“不可加”的狀態，即認為(wei) 自己所學的是無以複加、再好不過的了。這時候，他已不肯接受他人意見，而對曆史的解釋，又多出於(yu) 主觀片麵，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錯誤。但自己還要抱殘守缺，於(yu) 是“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門戶之見的弊端就出現了;“有爭(zheng) 心，則挾恐見破”，妒忌誹謗的大門就打開了。到這個(ge) 地步，局麵就很難收拾了。鄧小平說：“小圈子那個(ge) 東(dong) 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誤就從(cong) 這裏出來，錯誤就從(cong) 這裏犯起。”在黨(dang) 史研究中，我們(men) 也不可忘記鄧小平的這個(ge) 告誡。第三步是“自業(ye) 自得”。這裏借用一個(ge) 佛學術語，有“自作自受”之意。一般說來，這已是一個(ge) 人讀書(shu) 治學的最後階段了。這時候，他也許發現了“偏專(zhuan) ”的害處，但也是無能為(wei) 力，隻能承擔它的後果。胡適說：“專(zhuan) 工一技一藝的人，隻知一樣，除此之外，一無所知。這一類的人，影響於(yu) 社會(hui) 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杆)，隻是一根孤拐，孤單可憐。”這是十分中肯的話。其實在黨(dang) 史研究中，以上三重“弊端”，也可以反過來說，叫三種“境界”，都是可以看到的，不能不引以為(wei) 戒。因此一個(ge) 學者，還是要“博通”一點，這樣才不至於(yu) 像春蠶一般，走到“作繭自縛”的地步。

　　“通”之要義(yi) ：“縱通”“橫通”“內(nei) 通”“外通”

　　所謂“通”，就是從(cong) 此到彼的意思。章學誠說：“蓋取譬於(yu) 道路，四衝(chong) 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yu) 大道，故曰通也。”大意是說，“通”可以比作“道路”，四通八達，無處不可到達;也可比作人的“見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的不同，但都可以通向真理。對於(yu) 黨(dang) 史研究者來說，它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四個(ge) 方麵：

　　“縱通”，看到古今聯係，立足現在研究過去。所以不能滿足於(yu) 一個(ge) 時期、一個(ge) 階段的個(ge) 別研究，而要上下打通，即使研究某一時段，或者其中某一具體(ti) 問題，如一個(ge) 人或事件、一份文件或報告，也要置於(yu) 整個(ge) 中共黨(dang) 史中，做出曆史地分析和判斷。毛澤東(dong) 說：“我們(men) 要用整個(ge) 黨(dang) 的發展過程做我們(men) 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此外，對黨(dang) 成立以前的曆史，也要有所了解。這便是毛澤東(dong) 所說“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的意思。隻有做到這一點，才可稱得上“縱通”。

　　“橫通”，看到內(nei) 外聯係，透過黨(dang) 外觀察黨(dang) 內(nei) 。一方麵，要探討黨(dang) 與(yu) 民族、國家關(guan) 係的演化。世界是一個(ge) 整體(ti) ，所以研究黨(dang) 史，要把它置於(yu) 新中國史、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中，做出曆史地分析和判斷;黨(dang) 的發展也不是孤立的，它同經濟、政治、社會(hui) 、文化的狀況有不可分割的聯係，所以研究黨(dang) 史，也要從(cong) 它們(men) 的關(guan) 聯上，從(cong) 它們(men) 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關(guan) 係上，尋求帶有規律性的東(dong) 西。另一方麵，還要探討黨(dang) 內(nei) 各部分、各環節、各要素間關(guan) 係的演化。黨(dang) 是一個(ge) 有機體(ti) ，所以研究黨(dang) 史，必須打通各專(zhuan) 史間的條塊分割，從(cong) 整體(ti) 上把握黨(dang) 史的發展。隻有做到這一點，才可稱得上“橫通”。

　　“內(nei) 通”，精通本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這個(ge) 須有嚴(yan) 格的訓練。孟子說：“能與(yu)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隻有多體(ti) 會(hui) 、多比較、多反思，並接受史料學、考據學、詮釋學的訓練，才能掌握這項功夫。這裏應重點把握兩(liang) 個(ge) 問題：其一，要精通這門學問的曆史。沒有縱向的傳(chuan) 承，學術就失去了根底，這也有“為(wei) 往聖繼絕學”的意思。其二，要精通黨(dang) 史各家的學說。沒有橫向的參照，學術就達不到前沿，這也有聽“百家爭(zheng) 鳴”，看“百花齊放”，采“眾(zhong) 家之長”的意思。因此，“內(nei) 通”是重要的，沒有“內(nei) 通”，就談不上“縱通”和“橫通”，因為(wei) 它關(guan) 係學術的辨別力和分析力。

　　“外通”，了解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古人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我們(men) 要推開來說：學一科而已，則不足以知其科。所以研究一種學問，一定要以別種學問為(wei) 扶持，這樣逢到旁涉的地方才能提出問題，比如我們(men) 研究黨(dang) 史，曆史、政治等學科知識是必備的。除此之外，每研究一個(ge) 問題，還要配備若幹輔助學科知識，比如，研究經濟問題，除熟悉經濟學理論以外，統計學和數學的知識也不可或缺;研究社會(hui) 問題，一般要借助於(yu) 社會(hui) 學、心理學和人類學。這是一個(ge) 學者日常必修的功課。所以“外通”也是很重要的。我們(men) 隻有做到這一點，從(cong) 此到彼、內(nei) 外兼修，才稱得上貫通之才。

　　在這“四通”中，前兩(liang) 個(ge) 意指“道路”，這是從(cong) 本體(ti) 論上說，主張通古今、看發展，通內(nei) 外、看聯動;後兩(liang) 個(ge) 意指“見識”，這是從(cong) 認識論上說，主張修內(nei) 功、采眾(zhong) 長，學他者、借外力。這裏的關(guan) 鍵是有無心得，能否融會(hui) 貫通。其實，在黨(dang) 史研究中，我們(men) 也時常見到這樣的人，談學論道，似乎無所不知，但多是道聽途說，並無真知灼見。這類人很像錢鍾書(shu) 《圍城》裏的高鬆年。他身為(wei) 大學校長，對學校裏三院十係的學問，樣樣都“通”。今天政治學會(hui) 開成立會(hui) ，他會(hui) 暢談國際關(guan) 係;明天文學研究會(hui) 舉(ju) 行聯歡會(hui) ，他訓話裏就有詩歌是“民族的靈魂”，文學是“心理建設的工具”;後天物理學會(hui) 迎新會(hui) 上，他可以呼喚幾聲相對論，害得隔著大洋的愛因斯坦耳朵發燒，連打噴嚏。這一類人，雖可以受到一般人的歡迎，但卻不是我們(men) 需要的貫通之才。

　　(作者為(wei)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