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會(hui) 看見生活的真相，卻不敢發出質疑的聲音，而堅持遵循“上麵的指令”，把這種堅持當作超越生活的行動和能力，作家每每自責“理解上麵的精神實質不夠”，於(yu) 是作家真正思想力被消解，“三突出”創作的泛濫正是作家“三個(ge) 能力”反向即惡性發展所推動的，

　　一

　　郭寶亮《麵對現實，當代作家缺少了什麽(me) 》(文藝報2015/6/3，以下簡稱《麵對現實》)指出：當代作家體(ti) 驗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現實問題能力的缺失，是他們(men) 麵對現實生活、敘寫(xie) 現實問題的瓶頸。作家在一個(ge) 由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的偉(wei) 大時代，應該去“擁抱”，去主動體(ti) 驗，把這種體(ti) 驗通過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而且還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作家缺失思想力，作家應該學者化。

　　該文又通過餘(yu) 華、賈平凹、劉震雲(yun) 這些“後撥”作家的分析，把當代作家的如是缺失的原因歸結為(wei) ，“當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狀態，他們(men) 漂浮在時代生活之上，成為(wei) 特殊的一群，享受著比較優(you) 越的生活，與(yu) 現實生活的緊張關(guan) 係得到了緩解”。解決(jue) 之道在於(yu) 作家放下身段深入生活，於(yu) 是《麵對現實》強調“深入生活”，以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前撥”作家為(wei) 樣榜，對作家“深入生活”的精神內(nei) 涵做出上述界定。於(yu) 是《麵對現實》呈示這樣的認知：像這些前撥作家那樣“深入生活”就會(hui) 擁有“思想力”，創作出好作品。

　　在一般意義(yi) 上，《麵對現實》揭示了當下的創作症候，也是對當下作家“深入生活”熱議的回應，但聯係上述前撥、後撥作家“深入生活”和創作的真實情狀，《麵對現實》卻顯現了粗略不詳隔靴抓癢邏輯混亂(luan) 的“短肋”，就是說，在力圖指出當代作家“缺少了什麽(me) ”上，《麵對現實》也暴露了必須得到正視的“缺失”。

　　二

　　跟我們(men) 麵對許多社會(hui) 現象(包括文學現象)所得出的認知其實包含著“共識撕裂”(“各說各話”)一樣，對相同名詞命名的某種社會(hui) 現象事實上卻存在不同的、甚至南轅北轍的理解(比如莫言獲諾獎的激烈爭(zheng) 論，對獲魯迅獎作品的爭(zheng) 論)，《麵對現實》謂之的“深入生活”同樣如此。

　　《麵對現實》提出的“體(ti) 驗生活能力”、“思想現實問題能力”和“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在我簡稱為(wei) “三個(ge) 能力”即思想力，以及它的“重提深入生活”，作家和讀者的實際理解，各不相同。當然，有著不同的理解是生活的常態，我們(men) 不應當、也無須追求“千篇一律”，用一種模子一種口吻一把標尺去解釋並理解某個(ge) “高見”。

　　《麵對現實》開出的正宗驗方是，“像當年的柳青、趙樹理、周立波一樣，為(wei) 了要寫(xie) 正在進行中的合作化運動而離開北京，與(yu) 農(nong) 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為(wei) 小說的寫(xie) 作獲得第一手素材。”由是他們(men) 獲得了“對生活穿透骨髓的生命體(ti) 驗”，而寫(xie) 出了好作品。用《麵對現實》的話做闡述，就是為(wei) 了要寫(xie) 正在進行的“由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的偉(wei) 大時代”(一些批評家喜歡用“偉(wei) 大時代”來強調某個(ge) 時代的重要性)，作家必須深入這種偉(wei) 大時代的生活，獲得第一手素材。顯然，這種生活不是作家日常中自在自為(wei) 、無條件置身其中的包括小我的生活，而是按時代布署(即主流政治要求)展開的富有“服務大局”意味的突現大我的生活，即具有主旋律意味的社會(hui) 生活，如是才寫(xie) 出偉(wei) 大的時代，才可能是好作品。換言之，作家要寫(xie) 大題材好題材，為(wei) 偉(wei) 大時代提供文學支持，不要以一己或小圈子的庸常喜悲編織作品。

　　無數的文學事實表明，對時代和社會(hui) 產(chan) 生巨大影響的作品，往往是作家自在自為(wei) 的、無條件的生活——包括自己庸常喜悲的生活，創作靈感得以爆發，寫(xie) 作的動力由此產(chan) 生，思想的力度得以呈現，而且他具有能深刻反思並超拔這種生活的能力，他寫(xie) 的“這一個(ge) ”恰恰具有認識時代、社會(hui) 、民族和人類心靈的高度。

　　這裏，《麵對現實》所展示的“深入生活”——深層的生命體(ti) 驗——好作品的邏輯關(guan) 係(說白了隻是一種“倡導”)，隻是一種提純了的創作可然律，並非必然律，因為(wei) 在“深入生活”、深層的生命體(ti) 驗、好作品的認定及具體(ti) 內(nei) 涵上，有著複雜而深巨的分野，這樣的分野在中國作家身上體(ti) 現得最為(wei) 充分。

　　且不說“同吃同住同勞動”隻是“深入生活”的一種，還有著無條件與(yu) 有條件、短暫與(yu) 長時段的區別，具體(ti) 到特定的作家，由於(yu) 其際遇和情境，肉身深入生活的層次不同，精神(心靈)層次的不同，至於(yu) “對生活穿透骨髓的生命體(ti) 驗”，跟同吃同住同勞動這種“幹部下鄉(xiang) 方式”並不呈因果關(guan) 係，就我自己下放12年的農(nong) 村生活，我自己不會(hui) 說、別人也不會(hui) 說我在農(nong) 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12年農(nong) 村生活，於(yu) 我是無條件的，唯一的基本生存環境，一切喜怒哀樂(le) 我必須麵對和咀嚼，加上閱讀文史哲的書(shu) ，才使我獲得深層的鄉(xiang) 村體(ti) 驗，當然也是我的深層生活體(ti) 驗，故“超越性認知”、思想力及藝術表達並不是“深入生活”就能解決(jue) 的，還得在超越農(nong) 村之外的精神生活(讀書(shu) 和思考)中獲得；倘說在鄉(xiang) 村生活就是深入生活，也存在思想向度問題——是為(wei) 主流政治提供“藝術形象”(文學支持)，還是寫(xie) 出自己有著獨立思想見解的形象(民族和人類心史)。

　　就是說，深入生活，作家依然存在“繼續保持與(yu) 現實緊張關(guan) 係”和“緩和與(yu) 現實緊張關(guan) 係”的精神向度。

　　《麵對現實》褒揚性提到的柳青、趙樹理、周立波，批評性提到的餘(yu) 華、賈平凹、劉震雲(yun) ，他們(men) 所處的時代不同，成長的環境不同，深入生活的途徑也不同，寫(xie) 出的作品更不同，餘(yu) 華、賈平凹、劉震雲(yun) 這些後撥作家和作品的欠缺，難道是他們(men) 沒像柳青、趙樹理、周立波這些前撥作家“深入生活”所致嗎？事實證明，這些“前撥作家”作品的欠缺，正是他們(men) “深入生活”所凝固並顯豁的，這就意味著，深入生活並沒有解決(jue) 其“三個(ge) 能力”——在“外在律令”指引或脅迫下，“深入生活”有可能有意識地摒棄有價(jia) 值的文學素材，而創作出一部虛假的作品，這樣的文學實例還算少嗎？

　　因而，《麵對現實》以厚以前薄當今作家的對比方式，淺嚐輒止，其論據由於(yu) 基礎不牢而顯現文章的空洞，所得出的結論是經不起縝密分析的，它著意強調的“三個(ge) 能力”也就大打折扣，就連“深入生活”、“麵對現實”這類關(guan) 鍵詞也顯得籠統而乏力。

　　三

　　讓我們(men) 回顧“深入生活”曾經的時代情境。

　　年輕時候我讀過柳青、趙樹理和周立波的代表作《創業(ye) 史》《三裏灣》《山鄉(xiang) 巨變》，知道他們(men) 都是寫(xie) 1950年代中國農(nong) 村合作化運動的，寫(xie) 貧苦農(nong) 民實行合作化走社會(hui) 主義(yi) 的必然性和必需性，其時地主階級已被打倒(但無時不刻想複辟)，富農(nong) 和中農(nong) 成了合作化運動資本主義(yi) 的代表，必須貫穿階級鬥爭(zheng) (階級話語)這條紅線，醜(chou) 化和打倒富農(nong) ，爭(zheng) 取富裕中農(nong) ——每一次政治運動必得把一些人剔出農(nong) 民隊伍，稍後的浩然及其《豔陽天》等一係列作品正是柳青們(men) 的延續(《麵對現實》不提浩然並不是無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糟糕而嚴(yan) 峻的農(nong) 村現實跟這些作品所示的光明恰恰形成了反諷，這就證明他們(men) “深入生活”也沒有沒有寫(xie) 出真正的反映民族心史的好作品。

　　這些作家是在1960年代初階級鬥爭(zheng) 理念升溫的政治背景下創作的，其作品充斥著1960年代主流政治的脈動。拿李建軍(jun) 《被時代拘製的敘事——論〈創業(ye) 史〉的小說倫(lun) 理問題》(李建軍(jun) 《大文學與(yu) 中國格調》，作家出版社，2015，以後的相關(guan) 引文均出自該文)的話，這類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就是為(wei) 毛澤東(dong) 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這樣一個(ge) 新事物”的觀點提倡的“文學支持”，就必然藝術地突出當時主流政治所強調的滅資興(xing) 無階級鬥爭(zheng) 的內(nei) 容。

　　當時柳青以縣委副書(shu) 記身份下鄉(xiang) ，在農(nong) 村住了很久，這就決(jue) 定他以縣領導的形象出現的，他的“同吃同住同勞動”主要是相對於(yu) 北京這樣的城居生活而言，即使在農(nong) 村，“三同”也是有條件的(如繼續領會(hui) 主流政治界定的農(nong) 業(ye) 合作化的實質，增強黨(dang) 性)。從(cong) 他個(ge) 人文學資源，蘇聯實行集體(ti) 化小說《未開墾的處女地》《靜靜的頓河》給他很大的激勵，他深入生活是為(wei) 了創作偉(wei) 大時代的史詩作品，他這種文學抱負在當時並不是個(ge) 別的，是作家們(men) 源於(yu) 時代服膺政治的一種選擇和追求，有其文學正當性的一麵，跟他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特務”、“現行反革命”、“裏通外國分子”的“深入生活”(實為(wei) 無條件生活)不可同日而語。

　　柳青在“深入生活”之後寫(xie) 出的《創業(ye) 史》，成色又如何？

　　還是引用李建軍(jun) 的研究為(wei) 證：“柳青的確不是一個(ge) 具有批判的激情和勇氣的作家，而《創業(ye) 史》則因此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成為(wei) 我們(men) 認知那個(ge) 時代提供多少新鮮的信息和真理性內(nei) 容”；“從(cong) 語言能力和小說技巧方麵，《創業(ye) 史》無疑內(nei) 蘊著值得挖掘的財富。在當代作家中，柳青的文學才華無疑是第一流的”；“總體(ti) 來看，他對生活的觀察力和認知力，都是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的，——他不僅(jin) 沒有從(cong) 混亂(luan) 的經驗裏分辨出那些‘真正重要的東(dong) 西’，反倒通過自己的敘事將它們(men) 給掩蓋了。柳青按照他者的思想，預設了一個(ge) 主題：‘全書(shu) 要表現的主題隻有一個(ge) ，就是農(nong) 民接受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放棄個(ge) 體(ti) 私有製’，不僅(jin) 如此，他還根據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和政治需要修改自己的作品。”

　　就是說，柳青如此深入生活，麵對蕪雜的鄉(xiang) 村經驗，並沒有提升觀察力和認知力，而是從(cong) 既有理念出發，把活生生的生活內(nei) 容納入階級鬥爭(zheng) 理念的鏈條，“缺乏充分的現實感、親(qin) 切感，缺乏對生活及人性的理解的和包容性……在宏觀的、本質的意義(yi) 上，他卻不得不歪曲理解生活和表現生活。”

　　這就告訴我們(men) ，深入生活之中之後，作家顯現兩(liang) 種思想向度和思想力。在柳青，當然是他基於(yu) 作品主題“農(nong) 民接受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放棄個(ge) 體(ti) 私有製”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其實是他借鑒反映農(nong) 業(ye) 集體(ti) 農(nong) 莊的蘇聯小說，而不是基於(yu) 他原創性的思想)。後來的社會(hui) 進程和社會(hui) 演變，恰恰否定了他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這就表明，柳青的“思想力”其實是回應當時主流政治的藝術闡釋能力，並非他基於(yu) 鄉(xiang) 村真實體(ti) 驗的思想力，深入生活並未讓他產(chan) 生真正的思想力。

　　我以為(wei) ，柳青第一流的語言能力，是他早年(包括童年)無條件的鄉(xiang) 村生活打下的基礎，他在閱讀中善於(yu) 領悟蘇聯文學的語言藝術。所以，有意識地深入生活對真正意義(yi) 上的文學創作並不是起決(jue) 定作用，並不決(jue) 定創作主體(ti) 能夠回到當年胡風提倡的“主觀戰鬥精神”(《麵對現實》提到了胡風這個(ge) 觀點)。

　　1977年(經過“文革”)柳青冷靜多了，開始清醒，說“不要給《創業(ye) 史》估價(jia) ……一部作品，評價(jia) 很高，但不在群眾(zhong) 中間考驗，再過五十年就沒人點頭。”這不正等於(yu) 對他的“深入生活”效果的一種否定嗎？

　　四

　　對於(yu) 前撥作家，同樣是深入生活，“三個(ge) 能力”的呈現是不同的。分析過柳青，現在略講周立波。

　　在寫(xie) 出《山鄉(xiang) 巨變》之前，他寫(xie) 過獲斯大林獎的寫(xie) 東(dong) 北農(nong) 村土改(反映偉(wei) 大時代)的《暴風驟雨》，之後他寫(xie) 過反映1958年大躍進(一天等於(yu) 20年)的《鐵水奔流》，其創作指導思想都是“按照他者的思想，預設了一個(ge) 主題”。但是，他寫(xie) 他家鄉(xiang) 湖南農(nong) 村合作化的《山鄉(xiang) 巨變》，在刻劃農(nong) 民入社那種猶豫、彷徨、思想反複，雖是持批判的筆觸，還是透露出他對南方農(nong) 村真實情形的認知和他的思想傾(qing) 向。他對家鄉(xiang) 農(nong) 民和農(nong) 村的了解，顯然是無條件的青少年生活所積累的對農(nong) 民同情式常識性的了解(化為(wei) 他的無意識或潛意識)，以及在深入生活過程中對合作化各種意見的接觸，亦即傳(chuan) 統農(nong) 村意識在他頭腦裏起作用。就在他像書(shu) 中所寫(xie) 縣工作隊長到農(nong) 村促合作化——深入生活，積澱在心靈中的理解農(nong) 民(不願入社)的思想與(yu) “預設主題”(走上農(nong) 業(ye) 合作化的康莊大道)即上級指令產(chan) 生了緊張關(guan) 係，於(yu) 是書(shu) 中就烙下了他對農(nong) 民意願的同情式描寫(xie) ，拿《麵對現實》的話就是具有體(ti) 驗生活能力和思想現實問題能力，以及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即思想向度與(yu) 思想力。應該說這樣的思想力是不經意流露，在周立波卻是薄弱的，而這樣有價(jia) 值的“思想一閃”在“文革”中仍被揪住不放，被上綱上線反複批判。當時主流政治越來越趨於(yu) 階級鬥爭(zheng) 極端的情勢，其實也否定了周立波的“深入生活”所堅持的思想向度。

　　因而，作家深入生活並不必然地擁有“三個(ge) 能力”，在既定政治理念的拘製下，反而會(hui) 弱化甚至消解“三個(ge) 能力”，換言之，有的時候會(hui) 看見生活的真相，卻不敢發出質疑的聲音，而堅持遵循“上麵的指令”，把這種堅持當作超越生活的行動和能力，作家每每自責“理解上麵的精神實質不夠”，於(yu) 是作家真正思想力被消解，“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創作的泛濫正是作家“三個(ge) 能力”反向即惡性發展所推動的，其中不乏“深入生活”後的作為(wei) 。這是當時普遍的作家狀況。

　　五

　　正是基於(yu) 作家深入生活所呈現的生動複雜的精神狀態，趙樹理成了我著重分析的個(ge) 案。在趙樹理身上，體(ti) 現了一個(ge) 良知作家在深入生活過程中強化與(yu) 現實的緊張關(guan) 係，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顯示了“深入生活”也可能形成並強化作家真正的思想能力。

　　王彬彬《政治家與(yu) 文學家的曆史共鳴》(載《炎黃春秋》2015年第4期)和朵漁《趙樹理：一個(ge) 旗手的倒下》(載《同舟共濟》215年第6期，共識網轉載，簡稱《趙樹理》)讓我們(men) 更加確切而鮮活地看到，“深入生活”的趙樹理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

　　趙樹理比柳青寫(xie) 農(nong) 村合作化更早思考革命中的農(nong) 民處境問題。

　　1948年2月，中共陝甘寧根據地創建者之一的習(xi) 仲勳《關(guan) 於(yu) 分三類地區實行土改的報告》中，他指出了土改中一些政策的不合理，他列舉(ju) 了土改造成的負麵後果(對地主、富農(nong) 的“亂(luan) 打亂(luan) 殺”現象，侵害中農(nong) 的現象，鄉(xiang) 村流氓地痞乘機掌握基層政權的現象很普遍)，他強調貧農(nong) 本身很複雜，因為(wei) 導致一個(ge) 人貧窮的原因有多種多樣。與(yu) 此同時，在山西的趙樹理也同樣不安與(yu) 憂慮，他的不安和憂慮完全是原發性的。這既反映了洞悉農(nong) 民心理的趙樹理與(yu) 當時土改現實的緊張關(guan) 係，也曲折地印證了富有農(nong) 耕傳(chuan) 統的中原大地農(nong) 民的精神質素，促發了趙樹理的憂慮和思考，這是深層次的，不易更改的，它涵養(yang) 了他的文學良知。晚年趙樹理說“一輩子為(wei) 農(nong) 民寫(xie) 作”決(jue) 非虛言。

　　有作品為(wei) 證。1948年10月趙樹理發表了中篇小說《邪不壓正》，以文學的方式表現了鄉(xiang) 村“流氓無產(chan) 者”怎樣在土改中把持鄉(xiang) 村政權，怎樣“打倒皇帝做皇帝”，怎樣魚肉百姓、欺壓良善。後來他的文學創作如《三裏灣》對農(nong) 民(中農(nong) )的同情式描寫(xie) 就貫穿這樣的認知，卻屢受當時主流政治的鄙薄和批判。趙樹理這種認知是他無條件生活得來的，隻跟這塊土地即農(nong) 民的文化傳(chuan) 統有關(guan) ，而不是“深入生活”的全新發現。要說發現，對於(yu) 他，恰恰在深入生活中堅持並強化了這種認知，與(yu) 現實的關(guan) 係(即與(yu) 主流政治的關(guan) 係)更為(wei) 緊張，並頑強地作出藝術表達，說“再認識”更為(wei) 準確。這跟當時根據“他者的思想”深入生活進行創作的柳青迥然不同。

　　1940年代在革命聖地延安，趙樹理已寫(xie) 出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多部成功之作，受到熱捧，1950年代初期被當作“文學旗手”“趙樹理方向”。他是以一個(ge) “旗手”的身份進城的。但是他始終沒改變自己的農(nong) 民立場和率真的農(nong) 民感情。

　　朵漁文章說：已近花甲之年的趙樹理，是1965年2月離開北京，全家遷回太原的。趙離開“風暴眼”回到了故鄉(xiang) ，擔任晉城縣委副書(shu) 記，分管文化局工作。從(cong) 1949年進城，到1965年的離開，這17年中，他是在不斷地“離京”和“返京”中度過的，同時也是在不斷地“離鄉(xiang) ”與(yu) “返鄉(xiang) ”。17年中，他無數次返回故鄉(xiang) ，徜徉於(yu) 故鄉(xiang) 的風俗人情裏。可以說，這就是他始終保持“深入生活”的姿態。

　　為(wei) 寫(xie) 農(nong) 村合作化作品，同樣是“深入生活”，趙樹理和柳青在藝術表達上呈現既相同又不相同的麵貌。相同的是，他們(men) 是為(wei) 創作表現這個(ge) “偉(wei) 大時代”執意寫(xie) 出大作品，以作家身份來到農(nong) 村，深入生活，他們(men) 作品均體(ti) 現“他者的意圖”，由此構成其“深入生活”的合法性，這當然得化成作家自己的意願，即下鄉(xiang) 是出自轉變立場進行寫(xie) 作的需要。

　　不同的是，在“深入生活”中，趙樹理主觀上想跟上時代體(ti) 現“他者的思想”，但積習(xi) 所導致的與(yu) 合作化現實緊張關(guan) 係，仍繼續著，並在創作中頑強地表露出來，他創作的溫吞水態勢就是個(ge) 印證；而柳青則堅決(jue) 地擯棄農(nong) 民情緒，將梁生寶理念化理想化，“取消他身上屬於(yu) 人的本能衝(chong) 動和自然屬性，取消他對家庭生活的正常願望和正常需求，進而將他寫(xie) 成一個(ge) 無個(ge) 性的人，一個(ge) 無趣味的人，一個(ge) 淩空蹈虛的人。”柳青甚至以措辭嚴(yan) 厲的文章反駁質疑梁生寶的批評家嚴(yan) 家炎。於(yu) 是也就看清了深入生活的兩(liang) 種思想向度及思想力。

　　《趙樹理》這樣寫(xie) 道：

　　趙樹理進京後，一有機會(hui) 就跑回山西鄉(xiang) 下，他到那裏並非走馬觀花，也不是簡單的“體(ti) 驗生活”，而是身體(ti) 力行，同吃同住同勞動，深紮進農(nong) 村。這種介入並非膚淺的“鄉(xiang) 情”，更不是簡單的對農(nong) 民的“同情”，而是對自身身份的“恪守”——他要為(wei) 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men) 代言。為(wei) 此他不懼於(yu) 在高層領導麵前公開自己的觀點，不惜與(yu) 當地其他領導幹部發生激烈衝(chong) 突。就是本著這種執著，他甚至“與(yu) 一般文藝界的朋友、與(yu) 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界人士往來不多，關(guan) 係不很融洽”(陳荒煤語)。

　　趙樹理曾說：“我在做群眾(zhong) 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jue) 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jue) 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了所要寫(xie) 的主題……”趙樹理所說的“問題”，不僅(jin) 僅(jin) 具有政治層麵的含義(yi) ，更多的是現實生存和選擇的文化困惑，並不符合主流政治的要求即“他者的思想”。在政治的話語空間相對開闊的時候，趙樹理的“問題小說”可以被當作“經典”；而這種空間一旦收縮，趙樹理小說就被指責為(wei) “不曾反映重大的鬥爭(zheng) 主題，不曾反映英雄人物，不曾反映激越的精神麵貌”而加以否定和批判了。

　　趙樹理還對當時的農(nong) 村政策提出全麵的質疑。1956年，他致信長治地委說：“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zhong) 熱愛社會(hui) 主義(yi) 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zhong) 感到生產(chan) 的興(xing) 趣呢？我覺得有些幹部的群眾(zhong) 觀念不實在……沒有把群眾(zhong) 當成‘人’來看待的。”

　　接觸鄉(xiang) 村現實生活，趙樹理並不回避與(yu) 現實的緊張關(guan) 係，他的思想向度鮮明，為(wei) 農(nong) 民代言的思想力得到磨礪。趙樹理是“深入生活”對於(yu) 作家正麵作用的一個(ge) 例子。

　　不過，趙樹理“為(wei) 農(nong) 民代言”而深入農(nong) 村生活，從(cong) 他關(guan) 注農(nong) 民的精神品質到隻關(guan) 注農(nong) 民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的生存狀況，固然說明當時鄉(xiang) 村生存狀態的惡化，也說明他無法超越生活這樣一種精神狀態。

　　六

　　應該指出，上述兩(liang) 撥作家所麵對的很不相同的兩(liang) 個(ge) 時代，經濟形態及基礎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創作語境不同。當今作家所謂“比較優(you) 越的生活”，在餘(yu) 華、賈平凹、劉震雲(yun) 這類後撥作家，指的是功成名就後的生活狀態，他們(men) 難道沒有深入生活？他們(men) 有的就在本然即無條件的生活之中，有的如賈平凹前幾年還被安排到南方“體(ti) 驗生活擴大視野”呢，他們(men) 寫(xie) 出的作品存在這樣那樣的欠缺，跟他們(men) 的“三個(ge) 能力”有關(guan) ，而跟“深入生活”並無多大的關(guan) 係。

　　《麵對現實》分析餘(yu) 華的《第七天》，說它缺少了真實體(ti) 驗的現場感，那種生動的、來自生命體(ti) 驗的細節的現場感卻是嚴(yan) 重缺乏的。

　　正如黃發有在《餘(yu) 華的慣性》(見賈夢瑋主編《當代文學六國論》，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指出的，餘(yu) 華有暴力書(shu) 寫(xie) 、苦難書(shu) 寫(xie) 、重複書(shu) 寫(xie) 慣性，餘(yu) 華堅信“心理描寫(xie) 的不可靠”，加上寫(xie) 了大量作品基礎上的創新追求，《第七天》就有這樣的成色。作家的文學實驗是他自己把握的事，生命體(ti) 驗細節的現場感，這跟作家的“深入生活”沒什麽(me) 直接聯係，倒是跟作家包括童年在內(nei) 的無條件生活息息相關(guan) ，現實的觸發激起他富有疼痛感的記憶，作深刻而完美的藝術表達，隻跟思想力相關(guan) 。在他早期的寫(xie) 作(如《現實一種》《在細雨中呼喚》)其實有過“生動的、來自生命體(ti) 驗的細節的現場感”的描寫(xie) 。也許，餘(yu) 華自身思想力呈弱勢，也許，他在創作摸索中還沒有找到、而且從(cong) 容表達的思想力所需要的文學形式。

　　《麵對現實》分析賈平凹的《帶燈》，說它敘寫(xie) 了鄉(xiang) 鎮信訪幹部的現實生活，是作家體(ti) 驗的結果，但它仍然沒有完整傳(chuan) 達出作家對時代的思考深度。這些欠缺是作家“深入生活”就能解決(jue) 嗎？實際上，賈平凹是經常性深入生活的。

　　賈平凹深入生活有兩(liang) 種途徑或模式。1995年，賈平凹在中國作協負責人翟泰豐(feng) 的關(guan) 懷和指導下，去華西村“生活”，從(cong) 西北鄉(xiang) 土到華東(dong) 農(nong) 村，這就是標準的“深入生活”的一種，但他沒寫(xie) 出以華西村主原型的新的農(nong) 村集體(ti) 化光輝大道的作品，這就表明他保持著自己的思想能力(現在的華西村又是如何？作家不妨去“深入生活”，當然也可能創作出新世紀中國的“金光大道”)。另一種則是——他更多的是自己選擇的下鄉(xiang) 方式，在家鄉(xiang) 走走看看，一方麵接觸現實，另一方麵激活無條件家鄉(xiang) 生活的記憶。一定程度他重複了柳青當年深入生活的做法，也同樣重複柳青“被時代拘製的敘事”。他的新作《帶燈》缺乏“思考深度”，根本上還是跟他的思想力相關(guan) 聯。

　　這方麵洪治綱的《困頓中的掙紮——賈平凹論》(參看《當代文學六國論》)有較準確深入的分析。他這種深入生活的姿態給其創作帶來內(nei) 在消極的影響，拿洪治綱話就是，“他的創作(特別是後期創作)一直缺乏本質性的超越”，他自身的原因，“他又總是在一些小小的挫折麵前顯得‘懦弱’不堪，訴說不已，麵對一些人生的輕波微瀾偏偏超脫不了……折射了他在自我超越上極為(wei) 艱難的精神質地，也直接影響了他的創作在精神境界上的本質性飛躍。”“一個(ge) 真正意義(yi) 上的現代作家，他所操持的價(jia) 值立場和藝術觀念，在本質上應該體(ti) 現為(wei) 他必須與(yu) 現實秩序及其表象經驗保持必要的距離。”“深入生活”使得他與(yu) 現實秩序及其表象經驗結為(wei) 一體(ti) ，“在主觀上，他渴望回到民間，回到自我獨立自治的精神空間，但是，落實到具體(ti) 的藝術實踐中，他又顯得顧慮重重而巧取中庸。”

　　這也說明，作家思想力的獲得並強化，其實跟“深入生活”是兩(liang) 碼事。如此觀之，凡此等“深入生活”的作家都會(hui) 經曆這樣的創作尷尬，因而，對當代作家，“深入生活”也不必然地就能夠獲得“三個(ge) 能力”，這倒是作家應該警覺的。

　　劉震雲(yun) 的《我不是潘金蓮》以極為(wei) 反諷的筆法寫(xie) 盡了世道的荒誕，寫(xie) 了兢兢業(ye) 業(ye) 、恪盡職守、秉公辦事的的各級官吏而無法解決(jue) 小人物的小事，他生活體(ti) 驗之後的感悟，看到了現實生活背後的邏輯，他常說“我們(men) 生活在一個(ge) 喜劇時代”。看來《麵對現實》較認同劉震雲(yun) “體(ti) 驗生活之後的感悟”。其實劉震雲(yun) 借鑒了存在主義(yi) 的思想方法(法國作家加謬的《局外人》)。

　　劉震雲(yun) 以日常現實主義(yi) 寫(xie) 作起步(《新兵連》)，他與(yu) 現實的緊張關(guan) 係促使他在一個(ge) 期間向曆史深掘(如《故鄉(xiang) 天下黃花》)，把對時代的體(ti) 驗貫穿於(yu) 這類“曆史寫(xie) 作”，在他找到以存在主義(yi) 思想方法表達現實的利器，他又回到了現實題材的寫(xie) 作，不過從(cong) 曆史找文學靈感的優(you) 劣卻沿衍下來。顯然，他“體(ti) 驗生活之後的感悟”並不是他深入生活的結果，而是閱讀和借鑒——超越現實的精神提升強化了他對現實書(shu) 寫(xie) 的超越能力，也就是創作主體(ti) 具有思想力的結果。這是前撥作家所不具備的。

　　凡影響社會(hui) 進程和人類心靈的戰爭(zheng) 、浩劫、災難的題材應該是大題材，當然比一己及小圈子庸常生活的描寫(xie) 更有價(jia) 值，但是，即便寫(xie) 一己及小圈子，所刻劃的人類心靈和情感與(yu) 前者相通，都是有價(jia) 值的創作，在這點上，到處是生活——現實主義(yi) 有著廣闊道路。“深入生活”隻有在擴大見識、增長知識、了解某個(ge) 生活細部、深化對社會(hui) 和人的理解這些層麵，對作家有幫助，而在提升作家的思想力上，作用有限。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作家缺少的不是“深入生活”；我們(men) 每一個(ge) 作家都無條件地置身這個(ge) 時代，每一滴水能夠映照太陽——反映時代的本質，關(guan) 鍵在於(yu) 具備超越生活的反思能力，它體(ti) 現在，超越現在著眼未來，也體(ti) 現在著眼未來而向曆史掘進上——全方位的激活人類生活塑正人類心靈。

　　2015年6月8日——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