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期，轉型經濟研究在國外、國內(nei) 都熱了一陣子，新世紀以來卻都冷了下來。這並不意味著轉型經濟沒有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了。近二十年，不少國家發展模式轉型成效不明顯，出現效率、效益下降，發展陷入停滯狀態;有的國家經濟體(ti) 製轉型基本停頓甚至出現倒退，都說明轉型經濟研究還很不到位，沒有為(wei) 實踐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從(cong) 國內(nei) 情況看，即以經濟體(ti) 製轉型的目標模式而論，我們(men) 已經達到要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或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ti) 製的認識水平，這當然很了不起。但隻是知道要建立市場經濟體(ti) 製，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把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具體(ti) 化。在現存的市場經濟體(ti) 製模式中，沒有一種是盡善盡美的，如果把某種市場經濟體(ti) 製照搬到中國，“橘逾淮則成枳”，其表現是要大打折扣的。中國要根據自己特殊的文化、曆史傳(chuan) 統和現狀，選擇建立一種與(yu) 現成的目標模式有所區別的市場經濟體(ti) 製。

　　一、不同的政治文化傳(chuan) 統與(yu) 不同的市場經濟體(ti) 製模式

　　美國曆史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shu) 中曾斷言，曆史已經前進，儒教文明已成為(wei) 民族遺產(chan) ，被安放在博物館中。我們(men) 的生活感知卻和列文森的結論很不一致。我們(men) 時時處處都能感覺到曆史和文化傳(chuan) 統不斷指點我們(men) 前行的方向。

　　與(yu) 列文森大異其趣，美國經濟學家、新製度學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明確提出製度決(jue) 定發展績效，而製度改進(也可以直接理解為(wei) 改革)存在“路徑依賴”。所謂路徑依賴，是指當我們(men) 在經濟生活中遇到了難題，總是習(xi) 慣於(yu) 從(cong) 現實和曆史傳(chuan) 統中尋找答案與(yu) 出路。諾斯所言的製度，既有正式製度，也有非正式製度。不僅(jin) 如此，諾斯晚年實際上放棄了他早年在《西方世界的興(xing) 起》中提出的“正式製度決(jue) 定論”的觀點，在製度分析中更加重視文化與(yu) 意識形態等非正式製度因素。明眼人能夠意識到，諾斯晚年的觀點是對我們(men) 原來認知的一種顛覆。然而，運用諾斯的觀點分析中外曆史上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問題，我們(men) 會(hui) 發現他的觀點具有強大的解釋功能。中國明代就出現了資本主義(yi) 經濟的萌芽，卻沒有發展為(wei) 資本主義(yi) 經濟。而歐洲文藝複興(xing) 和啟蒙運動之後，卻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生長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yi) 。有學者研究指出，這取決(jue) 於(yu) 歐洲和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不同。馬克斯·韋伯也把新教倫(lun) 理作為(wei) 資本主義(yi) 起源和發展的決(jue) 定性因素。這就不是物質決(jue) 定精神，而是精神決(jue) 定物質了。厲以寧在《資本主義(yi) 的起源》一書(shu) 中，分析了為(wei) 什麽(me) 資本主義(yi) (也可以說是市場經濟)可以在歐洲產(chan) 生，而不能在中國產(chan) 生。他認為(wei) 原因在於(yu) 歐洲國家和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製度不同：前者是剛性結構，後者是彈性結構。這分明是上層建築決(jue) 定經濟基礎。恩格斯正確地指出過，辯證唯物主義(yi) 揭示的是一種“大規律”，需要在較長曆史時期才能呈現和得到驗證。那麽(me) ，我們(men) 完全可以設想，必定還有一些“小規律”在較短的曆史時期內(nei) 起支配作用。不排斥人類思想寶庫中所有有用的分析工具，重視曆史傳(chuan) 統、精神文化方麵對製度變遷的影響，將使我們(men) 的分析和研究變得深刻很多，也容易許多。

　　越來越多的文化學者認為(wei) ，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的主流傳(chuan) 統文化並不是列文森等人所說的儒家文化，統治者更傾(qing) 向於(yu) 把法家思想作為(wei) 治國的指導思想。表麵上各個(ge) 朝代都披上了儒家仁政的外衣，實際上是以法為(wei) 骨，實行嚴(yan) 刑峻法，來統治民眾(zhong) 和維護社會(hui) 秩序。是謂“外儒內(nei) 法”或“表儒法裏”。從(cong) 政治方麵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曾斷然指出，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秦朝以後的兩(liang) 千多年間，不同王朝在細節上雖有所區別，但中國的政治體(ti) 製一直沿襲了秦朝開始實行的郡縣製，或者說高度集中統一的專(zhuan) 製製度。過去國內(nei) 學者多認為(wei) 國家對社會(hui) 生活的控製隻是到達縣一級，讓當地的鄉(xiang) 紳用鄉(xiang) 規民約處理日常事務，是謂“皇權不下縣”。但也有學者運用大量史料證明所謂“皇權不下縣”是一個(ge) 偽(wei) 命題，在多個(ge) 王朝中，中央對包括鄉(xiang) 村在內(nei) 的基層單位，都實施了直接的、強有力的控製。

　　中國幾千年政治和文化傳(chuan) 統導致了“強政府、弱社會(hui) ”的格局。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政治上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體(ti) 製，從(cong) 中央到地方對政治、經濟、社會(hui) 生活實行全麵控製。文化上形成了官本位文化，這種影響深入到官員及民眾(zhong) 的血液和骨髓。老百姓對官員要師事之，所謂以吏為(wei) 師;要父事之，官員被稱為(wei) 大人、老大人，地方官被稱為(wei) “父母官”。時間久了，老百姓已經形成了一種心理定式，習(xi) 慣敬官、畏官，心甘情願把權力讓渡給政府或官員。今天，試圖通過改革建立一種純粹西方式的市場經濟體(ti) 製，即使民眾(zhong) 也會(hui) 感到無所適從(cong) 。

　　綜上所述，研究提出我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模式，不可忽視政治和文化傳(chuan) 統的巨大影響，不能忽視路徑依賴的頑強作用。可以想見，中國能夠建立的市場經濟體(ti) 製，不可能是完全的歐美式市場經濟體(ti) 製，倒可能與(yu) 東(dong) 亞(ya) 各國的市場經濟體(ti) 製——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更接近。考慮到中國的具體(ti) 情況，未來我國建立的這種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ti) 製中，政府的權力要比日本、新加坡還要更大一些。需要明白的一點是，隻要能夠劃清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隻要有健全的法製和真正的產(chan) 權保護，政府權力大一些或小一些，不會(hui) 成為(wei) 影響一國發展的關(guan) 鍵製度因素。日本和新加坡的情況就是例證。

　　二、市場經濟不能獨立於(yu) 市場社會(hui) 而存在

　　市場經濟是經濟學家對現實的一種抽象。現實中並不存在市場經濟，隻存在市場社會(hui) 。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市場經濟規則得到貫徹，是有條件的，就是要建立起一套與(yu) 之相適應的法律製度體(ti) 係、道德倫(lun) 理體(ti) 係和行為(wei) 規範。所以，沒有離開市場社會(hui) 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建立必然同時是市場社會(hui) 的建立。不然，市場經濟不過是夢中人、鏡中花、水中月。

　　毫不相幹的人們(men) 之間通過交換可以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前提是人們(men) 必須遵守交換的規則，尊重對方的利益，信守承諾。經濟學家認為(wei) ，這種遵守市場交易規則的自覺性是通過無數次重複博弈達到的。如果一個(ge) 人不遵守交易規則，在市場上就不是適宜交易的夥(huo) 伴，就沒有人願意和他做生意。正如林肯所說，一個(ge) 人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候欺騙所有的人。由於(yu) 不遵守市場規則是有代價(jia) 的，人們(men) 麵臨(lin) 是遵守還是違反市場交易規則的選擇時，一般會(hui) 選擇信守諾言、遵守契約。然而，像所有製度一樣，市場經濟製度也不是完備的。市場經濟製度不能保證，隻要遵守市場規則，在所有場合和所有時間都能給人們(men) 帶來利益，市場也不能保證所有違反交易規則的行為(wei) 都得到懲罰。

　　正因如此，大衛·休謨指出，雖然一個(ge) 人為(wei) 了他在社會(hui) 上的生存必須講信譽，但是信譽的建立不能單純依靠個(ge) 人利益的最大化。信譽、正義(yi) 、契約這些規則的建立，必須用超越個(ge) 人利益的規則來製約那些低一層次的行為(wei) 規範，這就是法治。隻有通過社會(hui) 法律的強製，使遵守市場交易規則的行為(wei) 得到保護，違反規則的行為(wei) 得到懲罰，才能使必要的市場秩序得到維護。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人們(men) 說市場經濟同時也是法治經濟。

　　世界上不存在百無一疏的法律體(ti) 係。人們(men) 常說，有一百條法律，就有一百零一個(ge) 空子可鑽。法律不可能使所有違反市場交易規則的行為(wei) 都得到懲罰，不是所有蓄意損害交易對象利益的行為(wei) 都要付出代價(jia) 。即使一個(ge) 社會(hui) 建立了完備的法律體(ti) 係，但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的大多數公民都缺乏基本道德約束，沒有自覺遵守法律的意識，這時的法律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因為(wei) 法律的真正作用是威懾功能，而不是懲罰功能。這樣的社會(hui) 仍然會(hui) 陷入無序狀態。

　　進一步說，在一個(ge) 實行市場經濟製度的社會(hui) ，即使法律製度很完備，並且做到了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但如果公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社會(hui) 就必須花費大量的物力、人力、財力來監督契約的履行，對違反交易規則的行為(wei) 進行懲戒，社會(hui) 監督的成本就會(hui) 變得很高，這種市場經濟製度就會(hui) 沒有效率，與(yu) 計劃經濟製度相比也就沒有優(you) 越性，經濟體(ti) 製改革也會(hui) 變得沒有實際意義(yi) 。由此看來，市場經濟的存在與(yu) 發展離不開一定的道德基礎。

　　成功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製度除了包括法律在內(nei) 的“有字的合約”，還包括法律意識、道德約束等“無字的規則”。“無字的規則”的作用是無形的、司空見慣的，往往為(wei) 人們(men) 所忽視。其實，正是因為(wei) 這些“無字的規則”的存在和作用，才保證了契約的履行，才保證了市場經濟製度的順利運行。

　　這樣看來，市場經濟體(ti) 製雖然更有活力，但對法治建設、道德建設的要求更高，因而也是很脆弱的。因此，關(guan) 於(yu) 未來市場經濟體(ti) 製目標模式的研究，不是一種純經濟研究，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不單純是經濟領域的改革。

　　在我看來，未來中國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目標模式中，政府的主要角色不是進行現實的經濟活動，或曰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而是應當致力於(yu) 法治建設，並確保法律得以貫徹和執行，真正保證交易契約的履行，保護產(chan) 權，保護市場主體(ti) 的利益，使所有損害正當交易的行為(wei) 都得到應有的懲罰。同時，在政府與(yu) 其他市場經濟主體(ti) 的關(guan) 係中，政府也是平等的民事主體(ti) ，要受到法律的約束，承擔權利、責任和義(yi) 務。政府侵犯其他市場主體(ti) 權利的行為(wei) ，同樣也要受到法律的製裁。

　　對於(yu) 廣大市場主體(ti) 而言，主要應當建立遵法守法意識和提高道德水平。在這裏，特別重要的是克服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裏重私德而缺乏公德的問題。梁啟超在《新民論》中說：“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yu) 私德，而公德殆缺如”，“若中國之五倫(lun) ，則惟於(yu) 家族倫(lun) 理稍為(wei) 完整，至社會(hui) 、國家倫(lun) 理，不備諸多”。費孝通先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對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分析中指出，中國是一個(ge) 鄉(xiang) 土社會(hui) ，或曰“熟人社會(hui) ”。人們(men) 生活在狹小的圈子裏，發生關(guan) 係的都是親(qin) 戚、朋友、鄉(xiang) 親(qin) ，彼此世代相處，相互依賴，彼此之間必須以誠相待，信守承諾，否則不僅(jin) 經濟上要受損失，而且還會(hui) 在固定的圈子裏名譽掃地，失去原有的社會(hui) 地位。走出這個(ge) 熟人圈子，人們(men) 就會(hui) 變得很冷漠，相互之間很難以誠相待、信守承諾，相互提防、爾虞我詐則成為(wei) 常態。

　　很顯然，由於(yu) 分工和市場範圍的擴大，市場交易大量地發生於(yu) 陌生人之間，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正常運行，需要的是建立公德，我們(men) 不可能從(cong) 傳(chuan) 統道德觀念中直接繼承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遺產(chan) 。

　　因此第一，我們(men) 的社會(hui) 需要建立市場經濟的道德精神。維護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nei) 的市場經濟秩序，極端依賴契約精神或者說市場經濟的道德精神。市場經濟的道德精神，就是為(wei) 了遵循和捍衛更高價(jia) 值的規則，不惜犧牲自己暫時的經濟利益的精神力量。不僅(jin) 在市場規則有利於(yu) 個(ge) 人利益時遵守它，在不利於(yu) 個(ge) 人利益時也始終堅持遵守。把市場經濟與(yu) 唯利是圖、見利忘義(yi) 、物欲橫流畫等號，是對市場經濟的嚴(yan) 重誤解(參見盛洪：《經濟學精神》，廣東(dong) 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第二，要對我們(men) 的輿論引導工作進行反思，改進意識形態工作。社會(hui) 道德是分層次的。大部分人能夠做到的是達到基本的道德要求，隻有少數人能達到更高的道德水準。而一個(ge) 社會(hui) 和市場經濟能夠正常運轉，靠的是基本道德規範得到遵守。要使市場經濟順利運行，社會(hui) 成員應當遵守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規範，比如遵守職業(ye) 操守、信守承諾。

　　我們(men) 的社會(hui) 應當下大力氣弘揚職業(ye) 精神和契約精神，在達到基本道德要求的基礎上，向社會(hui) 的精英階層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果人們(men) 連基本的契約精神和職業(ye) 精神都不具備，連他人的基本權利和利益都不尊重，更何談尊重集體(ti) 利益和國家利益，甚至以身許國、舍生取義(yi) ?

　　三、兼顧公平與(yu) 效率的均衡機製

　　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就是把蛋糕做大和如何分蛋糕的問題。怎樣處理二者關(guan) 係，對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整體(ti) 麵貌具有重大影響。更加重視效率，就要更多發揮市場經濟機製的作用;更加重視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對經濟活動特別是收入分配的幹預。

　　所以，討論中國市場經濟體(ti) 製模式問題，繞不開如何處理公平與(yu) 效率關(guan) 係的問題。原則上講，處理好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就是在提高效率與(yu) 促進公平之間找到一個(ge) 均衡點，在製度上建立協調公平與(yu) 效率關(guan) 係的體(ti) 製機製。具體(ti) 分析，處理好公平與(yu) 效率的關(guan) 係，必須保證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根本性作用，進一步提高效率，確保把蛋糕做得越來越大。沒有這個(ge) 前提，隻討論如何切蛋糕，就會(hui) 回到原來的那種普遍貧窮的狀況。

　　在此基礎上，應當充分考慮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在初次分配中講究效率，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更多考慮實現公平的需要，政府集中更多收入和財富解決(jue) 普通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社會(hui) 救濟、基本養(yang) 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中小學義(yi) 務教育等重大民生問題。過去討論公平與(yu) 效率關(guan) 係時，經濟學家多隻關(guan) 注不同社會(hui) 群體(ti) 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而忽視了政府參與(yu) 國民收入分配對公平與(yu) 效率的影響。

　　目前，政府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已經不低。比如，當前企業(ye) 的宏觀稅負(稅收加各項收費、社保費用等)已高達60%以上，遠遠高於(yu) 發達國家稅收水平。但是，我國政府收入用於(yu) 民生方麵的支出占比過低，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來投入基本建設，其中不少是低效投資、無效投資，甚至是麵子工程。

　　我國近年來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中，投資占比仍然在40%以上，不僅(jin) 大大高於(yu) 發達國家，也高於(yu) 印度、越南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與(yu)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熱衷投資不無關(guan) 係。如果財政收入少用來投資，而是大幅度增加民生投入，就可以大大緩解社會(hui) 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據統計，發達國家僅(jin) 社會(hui) 保障一個(ge) 大項，就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10%—15%。顯然，我國在這方麵還有很大操作與(yu) 調整的空間。

　　四、經濟轉型既有最終目標，也有階段性目標

　　由傳(chuan) 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不會(hui) 一蹴而就，應該分步實施，每一階段有各自的階段性目標，完成階段性改革任務，通過改革成果的積累逐步向最終目標逼近。

　　關(guan) 於(yu) 經濟轉型的最終目標是什麽(me) ，我們(men) 堅信中國式市場經濟體(ti) 製應當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根本性作用，市場經濟主體(ti) 對於(yu) 經濟活動具有決(jue) 策權、選擇權。得到這樣的認識，說明我們(men) 經過長期艱苦探索，付出巨大代價(jia) ，已經觸摸到了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需要倍加珍視。今後的經濟體(ti) 製改革必須堅持這一基本原則，不能有絲(si) 毫動搖和反複。除此之外，目前還不能對經濟轉型的最終目標模式做出更多的推斷。本來製度改進和形成就不是一個(ge) 可以事先設計好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ge) “建構”過程。哈耶克曾指出：“人們(men) 賴以取得成功的很多製度，是在沒有人設計和指揮的情況下形成和運轉的。”我們(men) 要承認不清楚未來的市場經濟體(ti) 製到底是什麽(me) 樣子，改革過程隻能是一個(ge) 不斷試錯、不斷校正、逐步發現正確方向的過程。這就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想的高明之處。

　　改革必須分階段進行，並確定每一階段的改革目標，主要由於(yu) ：第一，改革是有成本的。傳(chuan) 統體(ti) 製下形成了一定的利益格局，形成了既得利益。改革就是要調整現有利益格局，一定會(hui) 動一些人的奶酪，遭到頑強的抵抗。在每一個(ge) 階段確定有限性目標，就是要對既得利益實行贖買(mai) ，減少改革阻力。這就要看社會(hui) 有多大能力補償(chang) 既得利益者的損失。

　　第二，正如我們(men) 在市場社會(hui) 和市場經濟那一節指出的，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正常運行有賴於(yu) 市場社會(hui) 的建成，需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法律製度，需要全社會(hui) 形成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規範和道德意識，而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都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尤其是市場經濟精神的形成更是一個(ge) 緩慢的過程。俄羅斯的改革采取了休克療法，一夜之間由計劃經濟進入了市場經濟體(ti) 製，但相應的法律製度和道德規範沒有建立起來，卻建立起一種寡頭壟斷經濟，使這個(ge) 國家吃盡了苦頭，我們(men) 必須吸取教訓。

　　在市場經濟的最終目標模式尚不清晰的情況下提出階段性改革目標，我以為(wei) 要堅持以下原則。第一個(ge) 是不能把階段性目標當成最終目標，把一種過渡性體(ti) 製固化下來，導致改革停頓。比如，在改革中形成的“市場機製+強政府+強國企”模式，即人們(men) 所說的“中國模式”，隻是適應一個(ge) 時期的情況，在一定時期發揮了作用。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這一模式的製度潛力已經發揮得差不多了，越來越成為(wei) 經濟發展的障礙，必須繼續深化改革，向新的改革目標前進。第二個(ge) 是改革的每個(ge) 階段性目標都必須是富民，使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好處，這就解決(jue) 了改革的動力問題。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早期階段，鄧小平的改革思想就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結果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全體(ti) 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同時得到了提高。今後在確定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時，也必須堅持這個(ge) 原則。如果改革的結果是損害了老百姓利益，這種改革一定是錯誤的，也難以為(wei) 繼。第三個(ge) 是保持社會(hui) 的基本穩定，不能引起太大的動蕩。改革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在所難免，但改革一定是在社會(hui) 比較穩定的條件下進行的。為(wei) 了避免改革引起的動蕩，社會(hui) 就要準備好支付改革的成本，使得因改革利益受到損失的群體(ti) 得到適當補償(chang) 。另外，改革的步伐不宜過大，畢竟人們(men) 對新事物有一個(ge) 逐漸適應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