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指出：“方針正確，組織路線要跟上”。“領導班子問題，是關(guan) 係到黨(dang) 的路線能不能貫徹執行的問題。”易言之，黨(dang) 的政治路線確立以後，組織路線便具有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而領導班子建設在其中又起到核心作用。“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結束後，經過“揭批查”運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等，黨(dang) 和國家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軌。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撥正了航向，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逐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但鑒於(yu) “文革”期間不少“三種人”混入了幹部隊伍，嚴(yan) 重影響了各級領導班子的純潔。加上各級領導班子普遍存在年齡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等狀況，領導班子建設便成為(wei) 黨(dang) 的組織建設的重中之重。不過，要改變領導班子的現狀，非一日之功，需持續用力。經過幾次較大的調整，至 1989 年，“各級領導班子人數偏多、年齡偏大、文化偏低的狀況，有了根本改變，基本上實現了新老交替的正常化”，“大多數領導班子基本形成梯次年齡結構”。

　　1976—1982 年黨(dang) 政領導班子的整頓與(yu) “三位一體(ti) ”的調整，是這一時期整個(ge) 領導班子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整頓和調整，雖然沒有徹底改變各級領導班子“青黃不接”的狀況，但為(wei) 1982—1984 年黨(dang) 政機構改革中領導班子的大幅度調整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關(guan) 於(yu) 1976—1982 年領導班子建設的研究，理應引起學界的重視。目前，學界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進展，但大都是在各自的研究主題中有所涉及，不夠係統。本文擬對這一時期黨(dang) 政領導班子建設的過程進行專(zhuan) 門梳理，探討其曆史意義(yi) ，以求教於(yu) 方家。

一、1976—1978 年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的純潔與(yu) 整頓

　　“文革”結束後，清查“四人幫”幫派體(ti) 係成為(wei) 一項非常急迫的任務。在清查的過程中，一批“三種人”從(cong) 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中被清理了出來，同時，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或靠邊站的老幹部陸續複出，進入了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

　　（一）清查“四人幫”幫派體(ti) 係，調整配備領導班子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雖被一舉(ju) 粉碎，但其幫派勢力依然存在於(yu) 全國許多部門和地區，有的還掌握著相當的權力。這就需要徹底摧毀“四人幫”的殘餘(yu) 勢力。為(wei) 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決(jue) 定：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黨(dang) 內(nei) 外一切職務;派中央工作組赴上海，改組上海市領導班子。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了新的上海市委書(shu) 記。1977 年 1 月，中共中央決(jue) 定對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員會(hui) (以下簡稱革委會(hui) )進行改組，任命新的市委常務委員會(hui) ，增加任命新的市革委會(hui) 副主任，並對“四人幫”在上海的黨(dang) 羽立案審查。

　　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zheng) 中，中央逐步調整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1977 年初，中共中央調整配齊 29 個(ge) 省、自治區、直轄市黨(dang) 委第一書(shu) 記。從(cong) 這年 1 月起，中共中央陸續對受“四人幫”影響較深、問題較多的雲(yun) 南、遼寧、甘肅、安徽等省和鄭州、蘭(lan) 州鐵路局等部門的領導班子加以改組，先後調整和加強了 10 多個(ge) 省、自治區、直轄市黨(dang) 委的領導班子，對一些黨(dang) 政軍(jun) 重要領導機構及主要負責人也進行了調整。

　　（二）召開各級黨(dang) 的代表大會(hui) ，不斷充實加強黨(dang) 的各級領導班子

　　1977 年 8 月 12—18 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在京召開。大會(hui) 選出中央委員 201 名、候補中央委員 132 名，組成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hui) 。在新的中央委員會(hui) 中，十屆中央委員更換了 79 名，占總數的 46%，新當選的中央委員 97 名，占總數的 48%。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和許多重新恢複工作的原中央及地方黨(dang) 政軍(jun) 各部門主要負責人被選入中央領導機構。

　　根據中共十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從(cong) 1977 年 10 月開始，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了新一屆黨(dang) 的代表大會(hui) ，選舉(ju) 產(chan) 生了新一屆黨(dang) 委。中央直屬機關(guan) 和中央國家機關(guan) 及人民團體(ti) 中，陸續恢複建立了黨(dang) 委或黨(dang) 組。各地也根據中共中央在國家機關(guan) 和人民團體(ti) 中設立黨(dang) 組的有關(guan) 規定，建立了黨(dang) 的領導機構。例如，中共北京市委決(jue) 定市屬各局或相當局一級的國家機關(guan) 和人民團體(ti) 的黨(dang) 委或黨(dang) 的領導小組均改建為(wei) 黨(dang) 組。

　　中共十一大強調：“‘四人幫’招降納叛，結幫營私，使一些領導班子嚴(yan) 重不純。對這些領導班子，從(cong) 組織上加以整頓和清理，是完全必要的。”整頓和清理黨(dang) 的領導班子的工作，除因上海情況複雜於(yu) 1976 年底先行開展外，其他地區整體(ti) 上從(cong) 1977 年1 月開始。到 1978 年底，在“文革”結束後不到兩(liang) 年的時間裏，中共中央調整和充實了中央機關(guan) 和省、市、自治區的領導班子。“在 1978 年中，中共中央調整 125 個(ge)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guan) 、中央國家機關(guan) 的工作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dang) 委領導班子，其中調整麵較大的有 14 個(ge) 省、直轄市和 23 個(ge) 部、委、總局”。

　　在這一過程中，大批老幹部重新受到重用，與(yu) “四人幫”篡黨(dang) 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得到清查。黨(dang) 的各級領導班子的純潔性大大提高，為(wei) 調整好各級政府領導班子打下了基礎。

　　（三）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hui) ，改組省級革委會(hui) 領導班子

　　在“揭批查”運動中，“四人幫”及其幫派體(ti) 係在國家政權中的流毒和影響同樣亟需清理。為(wei) 此，中共中央認為(wei) ，“有必要提前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在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之前，先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新的一屆人民代表大會(hui) ，選好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hui) ，選好五屆人大的代表，這是開好五屆人大的組織保證”。

　　從(cong) 1977 年 11 月至 1978 年 2 月，全國 29 個(ge) 省、市、自治區紛紛召開了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hui) ，改選了省級革委會(hui) 。新組成的省級革委會(hui) ，副主任以上領導成員共有 380 人。這次人事上的變動有以下四個(ge) 特點：一是“省級革委會(hui) 成立之初，原有的

　　215 名副主任以上領導成員，仍留任者僅(jin) 有 30 人(含升調、被解放複職者)，占現有總數的 7.9%，其餘(yu) 皆被排除於(yu) 革委會(hui) 之外”。二是“改組後的省級革委會(hui) 領導成員，絕大多數為(wei) 新選任者”。“在 380 名領導成員中，新任者達 203 人，占總數的 53.4%，其他原任的 177 人中，粉碎‘四人幫’後任職者有 55 人，粉碎‘四人幫’之前為(wei) 領導成員而仍留任者為(wei) 122 人，占總數的 32.1%”。三是“29 名革委會(hui) 主任中，剛剛恢複工作的幹部有 15 名，而在 351 名副主任中(含第一、第二副主任)中，重新任命的老幹部即有 148 人，占副主任總數的 42.1%”。四是“新的省級革委會(hui) 領導成員中，經黨(dang) 的十一大選為(wei) 中央委員者有 74 人，選為(wei) 候補中央委員者有 20 人，共計 94 人”。

　　經過嚴(yan) 格改選，“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hui) ，把工人、農(nong) 民、革命軍(jun) 人、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群眾(zhong) 公認的確有貢獻的優(you) 秀分子和各方麵的代表人物選進了新的革命委員會(hui) ”。這次改選後不久，部分省級革委會(hui) 的班子又進行了調整。如中共上海市委書(shu) 記、上海市革委會(hui) 副主任林乎加改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shu) 記、天津市革委會(hui) 主任，胡昭衡任天津市革委會(hui) 副主任;賈庭三等任北京市革委會(hui) 副主任。同時，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hui) 議要求，1978 年內(nei) ，“全國的省轄市、自治州、縣和公社，都要分別召開人民代表大會(hui) ，選好新的革委會(hui) ”。

　　鄧小平對領導班子的整頓高度重視，1977 年 12 月 28 日，他在中央軍(jun) 委全體(ti) 會(hui) 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調配領導班子時，那些參與(yu) ‘四人幫’篡黨(dang) 奪權陰謀活動的人，當然不能讓他們(men) 進來。那些風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錯誤嚴(yan) 重而又態度很壞的人，那些有問題沒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讓他們(men) 進領導班子。還有些人也不能進領導班子或者不能重用，例如，搞法西斯專(zhuan) 政、稱王稱霸的;搞打砸搶的(當然不一定是大幹部，‘四人幫’用了那麽(me) 一些‘小螃蟹’，專(zhuan) 門搞打砸搶，還搞特務活動，安‘釘子’);投機鑽營、招搖撞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動的;玩弄權術，專(zhuan) 門整人的;耍小聰明，搞小動作，不老老實實的;革命意誌嚴(yan) 重衰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等等。就是說，我們(men) 配備各級領導班子，特別是配備一、二把手的時候，隻注意同‘四人幫’陰謀活動有沒有牽連的問題還不夠。還有另外一種人， 同‘四人幫’沒有什麽(me) 牽連，或者有點牽連也並不大，但是政治品質不好，思想體(ti) 係是反馬克思主義(yi) 的，其中有些人幹了很多壞事，民憤很大，實際上是壞分子。這種人不僅(jin) 不能進領導班子，也不能留在軍(jun) 隊”。同時，他用了四個(ge) “要”概述了今後配備領導班子時選用人才的標準，即“要選那些認真學習(xi) 馬列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在鬥爭(zheng) 中經得起考驗的人;要選那些黨(dang) 性強，能團結人，不信邪的人;要選那些艱苦樸素， 實事求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作風正派的人;要選那些努力工作，聯係群眾(zhong) ，關(guan) 心群眾(zhong) 疾苦，有魄力，有實際經驗，能夠辦事的人”。1978 年 9 月 17 日，鄧小平在接見沈陽軍(jun) 區機關(guan) 及沈陽軍(jun) 區師以上幹部時指出：“通過運動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風搞好”，“提拔幹部，要注意人的品質，注意思想，寧肯笨點，樸實一點，不要隻看他會(hui) 說會(hui) 寫(xie) ”。

　　1976—1978 年各級領導班子的調整，為(wei) 黨(dang) 的正確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確立提供了組織前提，進而為(wei)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繼續深入調整各級領導班子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1978—1980 年領導班子調整與(yu) “三位一體(ti) ”任務的提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問題突出地擺在全黨(dang) 麵前。在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hui) 議閉幕會(hui) 上，葉劍英指出：“我們(men) 要順利地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有好的領導班子”。鑒於(yu) “文革”期間從(cong) 中共中央政治局、省、地、縣以至基層的絕大多數地方各級黨(dang) 委遭到破壞的教訓極其慘痛，他強調：這就“從(cong) 反麵告訴我們(men) ，一定要充分重視選好領導班子，決(jue) 不能掉以輕心”。鄧小平一貫認為(wei) ：“把班子配好，其他問題就好辦。這是個(ge) 方針”。1979 年 7 月 21 日，鄧小平指出：“組織路線，有黨(dang) 規黨(dang) 法問題，有組織紀律問題，但現在最迫切的是班子問題，是找接班人的問題。”但大部分領導班子在調整的過程中仍需綜合施策，中共中央對此提出了 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ti) ”的任務。

　　（一）領導班子持續調整過程中麵臨(lin) 的兩(liang) 大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平反冤假錯案的力度明顯加大，大量老幹部複出，並被安排到相應的工作崗位。一些在“文革”中犯有錯誤的人被調整出來。與(yu) 此同時，一批中青年幹部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但力度有限。

　　首先，把大量複出老幹部安排進入各級領導班子，是“文革”結束後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一段曆史時期領導班子建設的一項重大舉(ju) 措。1978 年 2 月，鄧小平明確指出：“關(guan) 於(yu) 領導班子問題，總的政策是，過去‘四人幫’要打倒的一批老家夥(huo) ，現在還得請他們(men) 回來。”中共中央組織部(以下簡稱中央組織部)從(cong) 1978 年開始到 1980 年底，“先後對 453 名副省長、副部長以上幹部的結論進行了複查和審理”，“經過落實政策，這些同誌中身體(ti) 好、能工作的都走上了領導崗位”。“原中央、國家機關(guan) 司局長以下待分配的六千多名幹部，絕大多數已經安排了工作”。從(cong) 粉碎“四人幫”到 1980 年 3 月底，全國地縣兩(liang) 級有 2090 名老幹部重新分配了工作。

　　其次，一些在“文革”中犯有錯誤的人被調出了領導班子。這是“文革”結束後中央一再強調的重點工作之一，因此這項工作的力度很大。就地縣兩(liang) 級而言，從(cong) 粉碎“四人幫”後到 1980 年 3 月底，在原有 30985 名地縣兩(liang) 級常委中，清除了林彪、“四人幫”的幫派人物和打砸搶分子 744 人;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撤職的 491 人，免職的 2175 人;共計 3410 人，占 11%。

　　最後，一批中青年幹部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這項工作在“文革”結束後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從(cong) 粉碎“四人幫”後到 1980 年 3 月底，7253 名中青年幹部被提拔為(wei) 地縣委常委。

　　在領導班子調整的過程中麵臨(lin) 著兩(liang) 大突出問題。一是大批複出的老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加上幹部年齡的自然增長，致使各級領導班子年齡普遍偏高。1976— 1980 年，省級黨(dang) 委班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wei) 55.33 歲、56.80 歲、58.33 歲、59.79 歲、61.35 歲;地級黨(dang) 委班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wei) 50.10 歲、51.47 歲、52.95 歲、54.46 歲、55.06 歲;縣級黨(dang) 委班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wei) 44.48 歲、45.39 歲、46.59 歲、48.08 歲、48.55 歲。從(cong) 年齡結構上看，1980 年，省級黨(dang) 委班子中 60 歲以上的有 334 人，占比為(wei) 65.62%;地級黨(dang) 委班子中 60 歲以上的有 865 人，占比為(wei) 18.66%;縣級黨(dang) 委領導班子中 60 歲以上的有 712 人，占比為(wei) 2.79%。二是各級領導班子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難以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的需要。1980 年，省、地、縣三級黨(dang) 委班子中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的分別有 248 人、3479 人、20310 人，占比分別為(wei) 48.72%、75.04%、79.56%，而具有高等學校學曆的分別有 79 人、186 人、834 人，占比分別為(wei) 15.52%、4.01%、3.27%。

　　解決(jue) 上述兩(liang) 大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選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中央領導同誌對此高度重視。1980 年 2 月 24 日，陳雲(yun) 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hui) 上指出：“現在從(cong) 中央到縣委，大部分人頭發都已經白了。”“現在我們(men) 主動地來選擇人才，還有時間，再等下去，將來就沒有時間了。”4 月 17 日，鄧小平在北京會(hui) 見恩裏科·貝林格為(wei) 團長的意大利共產(chan) 黨(dang) 中央代表團，在談到幹部問題時指出：“我們(men) 黨(dang) 現在存在著幹部老化問題，要使我們(men) 的幹部年輕化。搞現代化沒有專(zhuan) 業(ye) 知識不行。”“實現四個(ge) 現代化的目標，我們(men) 麵臨(lin) 的問題是多方麵的，最大的困難是人的問題，是知識缺乏的問題。”

　　（二）適時提出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ti) ”的任務

　　1980 年 5 月 14—27 日，中央組織部在北京專(zhuan) 門召開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座談會(hui) 。各省、市、自治區黨(dang) 委組織部長，中央黨(dang) 政軍(jun) 組織部門負責人參加了座談會(hui) 。胡耀邦在會(hui) 上指出，搞“四化”建設“最大的困難是領導班子不夠理想”。理想的領導班子“基本的條件是，班子裏的成員是堅決(jue) 執行黨(dang) 的路線、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具有專(zhuan) 業(ye) 知識和組織領導能力的，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盡管此時尚未形成幹部“四化”表達，但這一基本條件實際上就是按照幹部“四化”的目標來調整領導班子。同時，他還提出了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ti) ”的任務。

　　會(hui) 後，中央組織部編的《組工通訊》根據會(hui) 議精神，專(zhuan) 門刊文《調整領導班子要統籌兼顧全麵安排》對“三位一體(ti) ”的任務做出進一步闡釋：要改變領導班子不理想的狀況，使之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出路有三條：一是“大膽放手地精心選拔一大批忠實執行黨(dang) 的路線的、有專(zhuan) 業(ye) 知識和領導才能的、年富力強的優(you) 秀幹部，充實到各級各方麵的領導班子中來”。二是“認真負責地妥善安排一大批對黨(dang) 和人民有貢獻的年老體(ti) 弱的同誌，退到第二、三線去，使這些難以堅持正常工作或喪(sang) 失了工作能力的同誌，既延年益壽，又可在適合目前健康狀況的崗位上，謀劃長治久安之策，搞好對年輕幹部的傳(chuan) 幫帶”。三是“正確地解決(jue) 相當一個(ge) 數量的、經過三年多考驗證明難以勝任現職的同誌的問題，把他們(men) 安排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上去，並且誠心幫助他們(men) 繼續進步”。“這三條，是當前調整領導班子工作的三位一體(ti) 的任務，其中，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是第一位的、也是最緊迫的，但後兩(liang) 條也是缺一不可的”。為(wei) 保證“三位一體(ti) ”任務有計劃有步驟地付諸實現，各級各部門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製定出切實可行的兩(liang) 年左右的調整領導班子規劃。

三、1980—1982 年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ti) ”任務的實施

　　重大工作任務的落實需要具體(ti) 的規劃、布置，同時需要各地各部門及時推進實施。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ti) ”的任務提出後，受到全黨(dang) 的高度重視。這一重大工作任務的落實通過以下三個(ge) 方麵來進行。

　　（一）召開座談會(hui) ，製定領導班子調整規劃

　　1979 年 9 月 5 日至 10 月 7 日，經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hui) 。這次會(hui) 議主要圍繞領導班子建設，選拔培養(yang) 接班人，改革幹部製度，加強黨(dang) 員、幹部教育，搞好黨(dang) 風以及落實幹部政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會(hui) 後，中央組織部印發了《關(guan) 於(yu) 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幾點意見》(以下簡稱《領導班子建設意見》)等一係列文件。1980 年 5 月 18—19 日，中央組織部召開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工作座談會(hui) ，要求必須加快選拔年富力強幹部的進度。6 月 25 日，中央組織部印發《關(guan) 於(yu) 抓緊做好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上述這兩(liang) 個(ge) 文件提出了領導班子建設和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的目標要求與(yu) 工作部署。

　　《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明確指出，在新的任務麵前，各級領導班子還存在著不相適應的六大突出問題，同時提出：“要在三年或稍長一點時間，努力把各級領導班子調整好，建設好，使之成為(wei) 能夠堅決(jue) 貫徹執行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密切聯係群眾(zhong) ，勤奮學習(xi) ，熟悉和精通業(ye) 務，善於(yu) 管理，團結一致搞四化的堅強有力的工作班子。”

　　在選人用人的標準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特別強調三條：“一是堅決(jue) 擁護黨(dang) 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二是大公無私，嚴(yan) 守法紀，堅持黨(dang) 性，根絕派性;三是有強烈的革命事業(ye) 心和政治責任心，有勝任本職工作的業(ye) 務能力”。在領導班子職數配備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提出：“要把各級領導班子配成政治上、業(ye) 務上強有力的精幹的工作班子。班子配備人數不宜多，要在三年或稍長一點時間，逐步地、有計劃地做到”，省、市、自治區黨(dang) 委常委一般 7—13 人，正副書(shu) 記的人數不應超過常委人數的一半。地、縣黨(dang) 委常委一般 7—11 人。正副省長、正副專(zhuan) 員、正副縣長一般 5—7 人。“地處高原和邊疆的西藏、新疆、青海及其他多民族聚居地區，各級領導班子的人數，可略高於(yu) 上述規定的人數。”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一般 7—13 人，正副局長 3—5 人，國務院各部委黨(dang) 組成員一般 9—15 人。國務院直屬局、總局黨(dang) 組成員一般 7—11 人，正副局長 5—7 人。“企業(ye) 、事業(ye) 單位領導班子的人數，由省、市、自治區黨(dang) 委和國務院各部委，根據上述精神和具體(ti) 情況做出規定”。在幹部年輕化問題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對領導班子中的中青年幹部職數提出了具體(ti) 要求，強調要加強後備幹部隊伍建設，特別指出：“大膽提拔使用中年幹部，大力培養(yang) 選拔青年幹部，解決(jue) 好接班人問題，是黨(dang) 的組織路線方麵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從(cong) 目前各級領導幹部青黃不接的嚴(yan) 重情況看，這又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在老幹部的安排問題上，《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提出了在發揮老幹部骨幹帶頭作用的同時把身體(ti) 難以適應繁重工作的老幹部安排榮譽職務、擔任顧問的戰略考慮。

　　《領導班子建設意見》對領導班子建設做出三年整體(ti) 規劃和部署，而《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則對選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做出專(zhuan) 門規劃和部署。1980 年 6 月 25 日，中央組織部在印發《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時強調：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是關(guan) 係到全局的大事，領導班子調整不好，四化建設必然受到嚴(yan) 重阻礙”。由此可見，選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在領導班子建設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選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的規劃方麵，《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提出：一是“各級領導班子成員都要具有自己所分管的工作的專(zhuan) 業(ye) 知識和專(zhuan) 業(ye) 能力，逐步成為(wei) 內(nei) 行”。1982 年以前，各級黨(dang) 委都要大膽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專(zhuan) 業(ye) 幹部參加領導班子。二是 1982 年以前，省、市、自治區黨(dang) 委常委和中央、國家機關(guan) 正副部長的平均年齡逐步降到 50—60 歲;地(市)州委常委的平均年齡逐步降到 50 歲左右;縣委常委的平均年齡逐步降到 45 歲以下。三是“各級黨(dang) 委、政府、職能部門，企事業(ye) 單位都必須選拔一批人、一層人。為(wei) 此，要把幹部後備名單的製度建立和健全起來”。除了 1979 年已挑選的後備幹部外，1980 年再從(cong) 50 歲以下，大專(zhuan) 、中專(zhuan) 、高中畢業(ye) 或具有同等程度的優(you) 秀幹部中，選拔一批可進省、市、自治區黨(dang) 委、政府和中央、國家機關(guan) 各部委領導班子的對象。省、市、自治區各選出 4—8 名，中央、國家機關(guan) 的部委各選出 1—3 名。省委要掌握 200—300 名 45 歲以下，準備擔任地、市和企事業(ye) 單位領導幹部的後備名單;地、市委要掌握 100—200 名 40 歲以下，準備擔任縣、市和企事業(ye) 單位領導幹部的後備名單。同時，《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提出“各級領導班子要力求精幹，不宜人數過多”，“為(wei) 了提高工作效率，要盡量減少領導幹部交叉兼職”。在選拔中青年幹部的標準方麵，《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再次強調了《領導班子建設意見》提到的三條標準。在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的方式方麵，《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提出了有計劃加強在職幹部培訓和脫產(chan) 輪訓，積極舉(ju) 辦各種業(ye) 餘(yu) 的文化、專(zhuan) 業(ye) 、技術學校，把中青年幹部送到黨(dang) 校、高等院校幹訓班、各種專(zhuan) 業(ye) 幹部學校脫產(chan) 學習(xi) ，從(cong) 高校挑選一定數量的政治品德好、作風正派、學習(xi) 成績優(you) 良、身體(ti) 健康、有培養(yang) 前途的應屆大學畢業(ye) 生到基層鍛煉等多種途徑。在發揮老幹部的傳(chuan) 幫帶作用方麵，《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指出，老幹部要把培養(yang) 選拔接班人當作第一位的任務。“為(wei) 了發揮老幹部的傳(chuan) 幫帶作用，可以先把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提拔進領導班子，年老體(ti) 弱的幹部逐步退出”。“對退居第二、三線的老幹部，要繼續發揮他們(men) 的傳(chuan) 幫帶作用，政治上要充分尊重，生活上要妥善照顧”。在選拔中青年幹部程序方麵，《中青年幹部工作意見》指出：“要廣泛聽取群眾(zhong) 意見，充分走群眾(zhong) 路線。可以采取群眾(zhong) 推薦、領導審查的方式進行選拔。無論組織和個(ge) 人推薦的幹部，都必須經過組織部門認真負責的考察，報黨(dang) 委集體(ti) 討論決(jue) 定”。這兩(liang) 個(ge) 文件對按照“三位一體(ti) ”的任務做好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建設提供了重要工作遵循。

　　（二）具體(ti) 布置，推動領導班子調整工作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關(guan) 於(yu) 選拔接班人的問題，各省、市、自治區黨(dang) 委和中央、國家機關(guan) 各部委都要製定出 1980—1982 年的規劃，提出領導班子逐步年輕化、專(zhuan) 業(ye) 化和精幹的要求，製定達到這些要求的主要措施。

　　中央組織部召開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座談會(hui) 之後，各地區、各單位紛紛開會(hui) 部署。例如，1980 年 6 月，中共山東(dong) 省委召開地市委書(shu) 記會(hui) 議，專(zhuan) 門研究選拔中青年幹部的工作，並要求各地市抓緊做好選拔中青年幹部工作的三年規劃。根據這一要求，山東(dong) 各級黨(dang) 委相繼製定選拔中青年幹部的三年規劃。7 月，中共四川省委召開全省地、市、州委第一書(shu) 記、省級各大口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hui) ，傳(chuan) 達貫徹中央組織部關(guan) 於(yu) 按照“三位一體(ti) ”調整領導班子的精神，省委書(shu) 記許夢俠(xia) 出席會(hui) 議並做了報告。1980 年，中共營口市委根據中央調整領導班子的精神，製定《關(guan) 於(yu) 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三年規劃》。同年，中共上海第三鋼鐵廠黨(dang) 委製定了《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三年規劃》。

　　自 1980 年 5 月後，全國各地黨(dang) 組織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一體(ti) ”要求積極進行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部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例如，截至 1981 年 7 月，山東(dong) 省縣以上領導機關(guan) 和部分廠礦、企業(ye) 、高等院校等單位，“共提拔了縣級以上領導幹部 2420 多名，其中地市委副書(shu) 記、常委、副專(zhuan) 員、副市長和省直部委辦局負責人 183 名。全省 132 個(ge) 縣(市、區)，1980 年召開黨(dang) 代會(hui) 的有 127 個(ge) 。這些縣結合召開黨(dang) 代會(hui) ，按照‘三位一體(ti) ’的精神，加強了縣委領導班子的建設。有 319 名年輕幹部擔任了縣、市委的常委或正、副書(shu) 記。通過充實調整，縣委常委平均職數由 13.1 職降到 9.8 職，平均年齡由 49.4 歲降到 46 歲，具有大中專(zhuan) 和高中文化程度的由原來的 15.1% 提高到 28.4%”。1981 年 8 月上旬，中共山東(dong) 省委組織部召開了全省選拔優(you) 秀年輕幹部工作座談會(hui) ，借以繼續推動這一工作。這次會(hui) 議進一步深入學習(xi) 了中央領導的有關(guan) 講話，對一年來培養(yang) 選拔優(you) 秀年輕幹部工作進行了回顧和總結，交流了經驗，研究了下一步的任務和措施。之後，山東(dong) 省各級黨(dang) 委遵照“三位一體(ti) ”的要求，把嚴(yan) 格選拔出的優(you) 秀年輕幹部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到 1982 年9 月，“全省地市、廳局級幹部和縣、處級幹部的知識化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兩(liang) 級幹部中具有大專(zhuan) 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別為(wei) 29.6% 和 29%。使全省各級領導班子不斷向幹部‘四化’目標邁進”。

　　又如，四川省領導班子通過調整也得到很大改善。至 1982 年 2 月，“全省新提拔了 5225 名中青年幹部進入縣級以上領導班子。調整了不宜擔任現職領導工作的幹部90 名。安排了 2645 名年老體(ti) 弱的老幹部離休和當顧問、研究員、視察員。全省地縣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有所下降。18 個(ge) 地、市、州委常委中，平均在 50 歲左右的年輕化班子有 11 個(ge) 。縣(市、區)政府領導班子中，平均年齡在 45 歲以下的年輕化班子有 103 個(ge) 。領導班子的知識化、專(zhuan) 業(ye) 化的程度有一定提高。地、市、州委正副書(shu) 記、常委和正副專(zhuan) 員(市、州長)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的比例由 1979 年的 21.9% 上升到現在的 28.6%。縣委正副書(shu) 記、正副縣長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的比例由 1979 年的 20.3% 上升到 38.5%”。

　　經過“三位一體(ti) ”的調整工作，不少地方和單位領導班子結構發生了較為(wei) 明顯變化。但就整體(ti) 狀況來說，各級領導班子年齡仍然老化嚴(yan) 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1981 年，省級黨(dang) 委班子的平均年齡為(wei) 62.26 歲，擁有高等學校學曆的占比為(wei) 17.83%，擁有初中以下學曆的占比為(wei) 44.14%;1982 年，地、縣兩(liang) 級黨(dang) 委班子平均年齡分別為(wei) 55.57 歲、49.18 歲;擁有高等學校學曆的占比分別為(wei) 4.84%、6.83%，擁有初中以下學曆的占比為(wei) 69.23%、71.33%。黨(dang) 政機構改革前，電力工業(ye) 部、水利部、商業(ye) 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糧食部、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hui) 、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hui) 、化學工業(ye) 部、煤炭工業(ye) 部、紡織工業(ye) 部 12 個(ge) 部委的部長、副部長 117 人，正、副司局長 617 人;部級領導的平均年齡 64 歲，司、局級幹部的平均年齡 59 歲;大學文化程度的在部級領導班子中的占比為(wei) 31%，在司、局級領導班子中的占比為(wei) 32%。

　　（三）采取多種措施，選拔培養(yang) 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

　　不容忽視的是，中青年幹部進入領導班子的狀況直接影響著黨(dang) 政領導班子建設。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掌握了一批後備幹部的名單，選拔了一批優(you) 秀年輕幹部，但選拔培養(yang) 的力度需要加強。1982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近兩(liang) 三年來，全國雖有數萬(wan) 名 55 歲以下的中青年幹部進入縣級以上領導班子，但按照各級應具有不同的年齡結構的要求來看，其中有半數以上的人年齡偏大;同時，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超過總數的 40%。”“當前，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起用一代新人的工作，仍麵臨(lin) 著不小的阻力和困難。”不過，此期間探索出的多種選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的措施，為(wei) 之後領導班子的順利調整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一，設立中青年幹部管理機構。大規模地選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必然需要專(zhuan) 門推動這項工作的組織機構。1981 年 7 月 2 日，陳雲(yun) 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dang) 委書(shu) 記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中提出：“這個(ge) 機構十分重要。各級組織部門裏，中央也好，省區市也好，地縣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幹部的機構。”鄧小平在會(hui) 上回應道：“陳雲(yun) 同誌講的有一條，組織部要專(zhuan) 門設一個(ge) 管理中青年幹部的機構。這是很重要的。”在中央的推動下，各級地方、國家機關(guan) 等黨(dang) 委組織部門下轄的青年幹部管理機構相繼設立起來，在遴選中青年幹部的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建立幹部離休退休製度。大批老幹部複出，重新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短時間內(nei) 不可能全退下來。為(wei) 了改善各級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一度設想采用“先進後出”或設置顧問的辦法來解決(jue) 中青年幹部進領導班子不易的難題，但效果並不理想。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認為(wei) ，“要真正解決(jue) 問題不能隻靠顧問製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製度”。1981 年 6 月 8 日，陳雲(yun) 召集中央組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jun) 總政治部有關(guan) 負責人，就提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問題和老幹部離休退休問題進行座談，並主持起草了《關(guan) 於(yu) 老幹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hui) 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紀要》明確指出：“幹部必須實行離休退休製度，這是根本辦法。當顧問或成立顧問委員會(hui) ，隻能解決(jue) 少數人的問題，多數人隻能離休退休。”這份《紀要》和陳雲(yun) 撰寫(xie) 的《提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一文在 6 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hui) 上印發給參會(hui) 人員，“會(hui) 後，部分與(yu) 會(hui) 人員留下來，參加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dang) 委書(shu) 記座談會(hui) ，專(zhuan) 門討論提拔培養(yang) 中青年幹部和做好老幹部離休退休工作的問題”。1982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作出《關(guan) 於(yu) 建立老幹部退休製度的決(jue) 定》。這就為(wei) 老幹部離休退休進而為(wei) 中青年幹部進入領導班子提供了重要製度保障。

　　第三，提倡群眾(zhong) 推薦與(yu) 組織考核相結合的選拔方式。以往選拔中青年幹部的方式主要采取組織部門、幹部部門及主要領導推薦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存在選人渠道不寬、視域受限等不足，難以適應大量選拔中青年幹部的要求。1980 年 3 月，鄧小平對此指出：“我們(men) 發現幹部、了解幹部的渠道太窄，不是開闊眼界，多方麵地去了解，還是走老路。”1980 年 6 月初至 8 月初，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曾誌率 15 人調查組到西安、成都、重慶、武漢等地 19 個(ge) 工廠企事業(ye) 單位，試用民意調查的辦法，推薦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推動“三位一體(ti) ”調整領導班子的工作。截至 10 月中旬，19 個(ge) 單位根據群眾(zhong) 推薦、組織考察、上級批準，已經提拔或正在審批、準備提拔到廠和公司兩(liang) 級領導崗位的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有 41 名。調查組還根據“到各地直屬和地方企業(ye) 了解到的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和科技幹部的情況，幾經篩選，基本上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zhuan) 業(ye) 化四個(ge) 原則選拔了二百來名較高級的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同時，調查組把這200 多人的簡曆造冊(ce) ，每人另附一份優(you) 秀事跡表現材料，經中央組織部審閱後，報中央書(shu) 記處領導審核選拔。這種群眾(zhong) 推薦與(yu) 組織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在隨後的中青年幹部選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充分發揮幹部教育的作用。選派中青年幹部進入幹部教育培訓學校進行係統的知識教育，是提高其政治素質、文化水平和專(zhuan) 業(ye) 能力的重要方式，因而備受重視。經中共中央批準，1980—1982 年，由中央組織部“在中央黨(dang) 校直接承辦了兩(liang) 期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員在全國範圍內(nei) 遴選，第一期 55 人，第二期 143 人。後來他們(men) 中間的許多同誌擔任了部委、省市的主要負責人，有的成為(wei) 黨(dang) 和國家的領導人”。各地各部委也仿照這種做法，培訓了一大批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其中不少學員後來進入了省、地領導班子。

四、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工作的影響

　　1976—1982 年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整頓與(yu) “三位一體(ti) ”的調整工作，產(chan) 生了積極影響，並為(wei) 之後領導班子“四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一是改變了原來的選人用人觀念，為(wei) 接下來領導班子建設提供了思想基礎。思想導引行動。調整、建設好各級領導班子，轉變思想是關(guan) 鍵。陳雲(yun) 曾說：“自從(cong) 中央提出提拔中青年幹部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工作的問題以後”，“對這件事雖然做了若幹工作，但總的來說，因為(wei) 認識不一致，收效不大”。為(wei) 了改變這種情況，一方麵，鄧小平、陳雲(yun) 等中央領導人呼籲全黨(dang) 高度重視解決(jue) 這一戰略問題，引導著全黨(dang) 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麵，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實踐也推動了全黨(dang) 思想的轉變。在 1985 年2—7 月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組織的一次地(局)縣(處)兩(liang) 級領導班子“四化”建設進程抽樣調查中發現，經過這一階段領導班子調整的實踐，很多地方和單位“新的用人觀念逐步形成，對大批選拔優(you) 秀中青年幹部，盡快解決(jue) ‘青黃不接’問題的緊迫性，認識不斷提高，為(wei) 機構改革、調整領導班子做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二是堅持把準政治條件，確保領導班子在政治上的純潔性。鑒於(yu) “文革”期間不少人通過投機手段進入到各級領導班子，給黨(dang) 的建設帶來嚴(yan) 重危害的深刻教訓，1982 年 9 月 6 日，陳雲(yun) 在中共十二大上指出：“‘三種人’一個(ge) 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jue) 從(cong) 領導班子中清除出去”，“除了這‘三種人’以外，還有兩(liang) 種人也不能提拔，這就是反對三中全會(hui) 以後黨(dang) 中央路線的人，以及在經濟領域內(nei) 和其他方麵嚴(yan) 重違法亂(luan) 紀的人”。這就確保了各級領導班子的純潔和黨(dang) 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

　　三是積累了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措施，為(wei) 之後的領導班子“四化”建設提供了條件。整頓、調整領導班子目標指向在於(yu) 實現領導班子“四化”，從(cong) 組織上確保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全黨(dang) 為(wei) 此采取了許多務實的戰略性舉(ju) 措：建立中青年幹部管理機構，從(cong) 組織上有力推動中青年幹部的遴選工作;采用群眾(zhong) 推薦和組織考核的方式選拔中青年幹部，拓寬了選人用人的渠道;利用多種渠道教育培訓幹部，提高了領導幹部的政治素質及其文化和專(zhuan) 業(ye) 水平;建立幹部離退休製度，成立老幹部工作機構，確保了離退休幹部有序退出領導崗位並安享晚年;等等。這些措施在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建設中起到重要的推動和保障作用。

　　此外，整頓和調整工作帶來的積極影響，在接下來的 1982—1984 年黨(dang) 政機構改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顯現。各級領導班子的年齡和知識結構在黨(dang) 政機構改革中發生了巨大變化。以省、地、縣三級黨(dang) 委班子為(wei) 例，1982 年的平均年齡分別為(wei) 61.94 歲、55.57 歲、49.18 歲，1984 年的平均年齡分別為(wei) 56.59 歲、49.87 歲、43.51 歲;1982 年擁有高等學校學曆的占比分別為(wei) 19.27%、4.84%、6.38%，1984 年擁有高等學校學曆的占比分別為(wei) 46.05%、40.82%、41.42%。這種快速發展雖然與(yu) 機構改革采取的措施和推進的力度有關(guan) ，但同樣與(yu) 1976—1982 年各級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實踐探索密切相關(guan) 。

　　1976—1982 年黨(dang) 政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處於(yu)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啟的曆史轉折時期，在保證純潔性的前提下呈現出自身的曆史發展邏輯。一是堅持循序漸進的基本原則。“文革”結束後，各級黨(dang) 政領導班子是在清查“四人幫”幫派體(ti) 係、召開各級黨(dang) 的代表大會(hui) 、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hui) 中進行的整頓和調整。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領導班子工作“三位一體(ti) ”的任務。這是一個(ge) 蹄疾步穩、漸趨深入的過程，體(ti) 現了慎重穩進的工作思路。二是提出幹部“四化”方針。在領導班子整頓和調整的過程中，鄧小平、陳雲(yun) 、葉劍英等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對幹部隊伍建設的目標進行深入思考，最終提煉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zhuan) 業(ye) 化的幹部“四化”方針。這一方針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上寫(xie) 入黨(dang) 章，為(wei) 幹部隊伍建設提供了長期指導。三是製定具體(ti) 政策。領導班子調整需要有具體(ti) 的規劃。《領導班子建設意見》和《中青年幹部工作的意見》，從(cong) 黨(dang) 的領導、政治標準、職數配備、業(ye) 務素養(yang) 、方式途徑、老幹部作用等方麵做出係統部署，形成了一套較為(wei) 完整的政策體(ti) 係。四是采取較為(wei) 係統的措施。在領導班子調整和幹部隊伍建設的過程中，逐步采取建立中青年幹部管理機構、優(you) 化幹部選拔方式、加強幹部教育培訓、探索老幹部退出機製、擴大中青年幹部培養(yang) 路徑等一係列措施，保障了領導班子建設具體(ti) 政策的落實。鄧小平一再強調：“方針定了，還有政策問題，政策確定後，還得有措施。如果沒有措施，方針政策也是空的。”提出方針、出台政策、采取措施，不僅(jin) 是 1976—1982 年黨(dang) 政領導班子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的關(guan) 鍵所在，也是幹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