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yu) 中國而言，絲(si) 綢並不僅(jin) 僅(jin) 是商品，而是貨幣本身。

　　“絲(si) 綢之路”這個(ge) 議題自李希霍芬在上上個(ge) 世紀提出後，已有百多年曆史，人們(men) 圍繞這個(ge) 主題，也作出了眾(zhong) 多研究。同時，對西方古典學的研究也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證明了，這條橫跨歐亞(ya) 的物質、人力交流路線古已有之，由來已久。

　　這些觀點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並基本上塑造了“絲(si) 路”研究的主要領域。這為(wei) 我們(men) 敷設了知識軌跡的同時，也為(wei) 後來者的探索設置了一些阻礙：在這些已有的認識中，如何獲得一些新的觀點。耶魯大學漢學家芮樂(le) 偉(wei) ·韓森決(jue) 定迎難而上，勇挑重擔，在《絲(si) 綢之路新史》中開宗明義(yi) 地將“新”字作為(wei) 她這部新作的關(guan) 鍵詞。

　　在《新史》中，韓森旅行的順序分別是樓蘭(lan) 、庫車(龜茲(zi) )、吐魯番(高昌)、撒馬爾幹、長安、敦煌以及於(yu) 田(於(yu) 闐)。不像以往力圖呈現“路線”的研究，作者將重點放在了“點”上。盡管對這幾個(ge) 地點的安排順序有些令人費解，並沒有呈現某種連續性。但正如作者在序言裏引用的一則案例所呈現的那樣，韓森的確表明了一個(ge) 與(yu) 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點：絲(si) 綢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樣，是一條古已有之的貿易之路？

　　這個(ge) 序言中的個(ge) 案非常有代表性地傳(chuan) 遞了全書(shu) 的主題，在一片來自吐魯番墓葬出土的冥衣中，發現了一張唐代胡商的狀紙。狀紙的主人向官府起訴其亡兄的中國合夥(huo) 人，因為(wei) 在其兄去世前曾向那位合夥(huo) 人借出了275匹絲(si) 絹。而他的目的則是希望法庭能授權繼承其兄的債(zhai) 權。非常明顯的，本書(shu) 非常有趣的重點在於(yu) ，它沒有像以往作品那樣接受“絲(si) 路”這一既定的概念，然後大談這條“絲(si) 路”上發生的種種文化交流痕跡，而是試圖尋找“絲(si) 綢之路”名副其實的證據，即“絲(si) 綢”是如何在這條道路上運行的明確痕跡。她的證據包括“契約、訴訟、收據、貨單、藥方”，甚至“人口買(mai) 賣合同”，不論這些證據是用漢語、梵語或是粟特語寫(xie) 成的。

　　對於(yu) 關(guan) 心結論的讀者，我們(men) 可以先劇透一下，經過作者對上述七個(ge) “絲(si) 路”站點的考察，得出了令人感慨的結論。雖然“每一處絲(si) 路遺址中……貿易都存在，但規模有限。年代在三四世紀的尼亞(ya) 佉盧文書(shu) 有近千件，隻有一件提到了‘商人’。”“本書(shu) 中的很多材料證明絲(si) 路貿易常常限於(yu) 當地且規模不大，……難以否認的是，並沒有大量證據支持絲(si) 路上曾出現繁榮的大規模貿易。”而這些貿易中自然也包括“絲(si) 綢”。

　　《絲(si) 綢之路新史》一方麵證實了歐亞(ya) 大陸古代人口、物質流動“路線”的存在，這其中包括宗教、技術、農(nong) 作物，甚至以“玉石”為(wei) 代表的奢侈品。但另一方麵，也提到並沒出現圍繞“絲(si) 綢”展開的大規模貿易活動。這部《新史》恰以非常反諷的方式，向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新”的視角。

　　然而，作者又非常有意思地提供了另外一個(ge) 有趣之處。韓森發現，“羅馬人從(cong) 未用金幣直接購買(mai) 中國絲(si) 綢”，因為(wei) 中國能找到的羅馬金幣都相對較晚。同樣，在西方也很少能找到中國的銅錢。她還注意到在漢朝和唐朝，“絲(si) 綢便有了另一種重要的功能，很多西北地區的軍(jun) 餉是絲(si) 綢。”也就是說，絲(si) 綢的確存在於(yu) 絲(si) 路沿線的眾(zhong) 多地區。她一麵承認了“絲(si) 綢”在歐亞(ya) 大陸腹地從(cong) 東(dong) 向西的廣泛存在，另一麵指出其中又沒有值得注意的貿易記錄，這的確有些無法自圓其說了。

　　因此，當我們(men) 調用一些書(shu) 中沒有提及的知識，給她的絲(si) 路考察提供更大的背景時，才能解開兩(liang) 者的矛盾之處。事實上，在唐宋之間，在整個(ge) 中國西北地區的“茶馬貿易”興(xing) 起之前，便已有了著名的“絹馬貿易”。唐代詩人白居易在《陰山道》一詩中曾經這樣寫(xie) 道：“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元和二年下新敕，內(nei) 出金帛酬馬直。”講的就是回鶻和唐朝之間發生的絲(si) 綢換馬交易。回到韓森在序言中引用的胡商狀紙的案子，她也同樣表明，“素絹，即未染色的平紋絲(si) 綢，在唐朝和銅錢一樣用作貨幣。”這這段敘述中，我們(men) 發現，絲(si) 綢除了被人購買(mai) 的服裝原料外，又多了一層支付功能。

　　現在，我們(men) 終於(yu) 可以從(cong) 韓森提供的所有素材中發現一些她所沒有發掘的“新史”，圍繞絲(si) 綢展開的大宗貿易的確沒有被顯而易見的文獻記錄。誠如她通過大量的文書(shu) 資料發掘的那樣，曆史上並沒有發生過西方人用許多金幣來購買(mai) 絲(si) 綢的貿易活動，中國境內(nei) 自然也就沒有留下能記錄這些買(mai) 賣的金幣或者文獻檔案。因為(wei) ，對於(yu) 中國而言，“絲(si) 綢”本身並不僅(jin) 僅(jin) 是商品，而是貨幣本身。正是這樣一種將“絲(si) 綢”視為(wei) 購買(mai) 對象的刻板觀念，阻礙了她對絲(si) 綢之路的“新”發現。

　　站在中國的角度，絲(si) 綢其實就是貨幣(盡管表麵上看起來非常像“實物稅”)，不但可以用來支付戍卒的薪水，還可以用來支付購買(mai) 馬匹等大宗商品的支出。借助這種新思路，我們(men) 重新省視韓森所描繪的“沒有絲(si) 綢的絲(si) 綢之路”時就會(hui) 發現，中國用絲(si) 綢購買(mai) 回鶻、黨(dang) 項等草原部落提供的畜牧產(chan) 品，而草原人群則沿著天山等大陸腹地的地理通道，將這些絲(si) 綢向西轉換成從(cong) 裏海到地中海的服裝原料。這很難被韓森所考察的綠洲貿易點所記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絲(si) 綢實現了從(cong) 貨幣向商品的轉變，開玩笑地說，西方人隻是把中國古人的貨幣穿在了身上。而這樣一種全新的觀點，也解釋了在“絲(si) 路”的東(dong) 端常能發現羅馬、拜占庭金幣，而在西方很少出土中國銅錢的原因，因為(wei) 絲(si) 綢本身就是絲(si) 路通行的貨幣，不過長期以來被我們(men) 視而不見罷了。

　　完成了“絲(si) 綢是用來支付，而非被人購買(mai) ”的視角轉換，終於(yu) 可以為(wei) 我們(men) 對絲(si) 路的認識提供了新的維度。絲(si) 綢並不是我們(men) 想象的那麽(me) 簡單的一種亮閃閃的昂貴服裝原料，它在曆史的很長時間裏，還承擔著重要的貨幣功能，而且正是以這種獨特的形式在歐亞(ya) 大陸中流動，為(wei) 中國購買(mai) 了馬匹或其他西域的物質產(chan) 品，而這種功能在長期以來可能都被我們(men) 忽視了。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說，這或許就是，韓森教授本應揭開但未能揭示的“絲(si) 路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