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nei) 涵有兩(liang) 個(ge) 維度，一方麵文化領域是國家治理的場域與(yu) 對象，即本身就是治理對象;另一方麵因文化領域的特殊性，對其治理更強調要用文化的手段與(yu) 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是有效整合社會(hui) 意識，使社會(hui) 係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hui) 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麵。

　　信息化條件下，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築牢黨(dang) 的執政基礎和群眾(zhong) 基礎，要求我們(men) 必須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當前，以互聯網為(wei) 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方興(xing) 未艾、日新月異，推動人類社會(hui) 進入了活力迸發、充滿希望的信息時代。對於(yu) 互聯網發展的重大影響和作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用“四個(ge) 前所未有”來概括，即“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影響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是其他科技成果所難以比擬的。互聯網發展給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帶來的變革是前所未有的，給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帶來的深刻調整是前所未有的，給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帶來的衝(chong) 擊是前所未有的，給不同文化和價(jia) 值觀念交流交融交鋒產(chan) 生的影響也是前所未有的”。就文化領域而言，技術的變革、發展與(yu) 應用帶來傳(chuan) 播方式、產(chan) 業(ye) 格局、文化業(ye) 態的深刻變化，極大影響並改變著人們(men) 的認知思維和價(jia) 值觀念。新問題新挑戰不斷湧現，這要求我們(men) 一定要根據科技發展的新趨勢，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推動文化領域的治理理念、政策規劃與(yu) 製度設計、路徑方法的改革和創新。

　　在治理理念上，必須尊重信息化時代的文化生產(chan) 規律

　　馬克思主義(yi) 價(jia) 值理論將生產(chan) 視為(wei) 一種意義(yi) 結構，並將生產(chan) 放在產(chan) 品的分配、交換和流通等社會(hui) 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去考察其價(jia) 值。這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文化生產(chan) 不同於(yu) 物質生產(chan) 的特殊性有方法論意義(yi) 。信息化條件下，我們(men) 既要高度重視文化生產(chan) ，也要高度重視文化的流通領域。

　　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於(yu) 文化生產(chan) 我們(men) 一直給予高度重視。那時的文化格局中，傳(chuan) 統媒體(ti) 壟斷著信息的發布權，知識精英代表著公共輿論中知識信息的權威性，廣大人民群眾(zhong) 則處於(yu) 被動接收信息的狀態。在這樣的格局下，文化符號生產(chan) 鏈條中，誰控製生產(chan) 端，也就控製了信息的整個(ge) 流通。但互聯網和新媒體(ti) 改變了文化生產(chan) 傳(chuan) 播機製，自媒體(ti) 對傳(chuan) 統媒體(ti) 的挑戰，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跨學科發聲，人民群眾(zhong) 文化趣味的快速更迭，尤其是我國網民規模已逾11億(yi) 人，每個(ge) 人都能借助技術的紅利在互聯網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加入互聯網線上線下的公共服務中，展現自己獨特的審美和文化趣味，這一切都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技術和資本市場以及文化市場。網紅、直播、流量明星等固然帶來新奇與(yu) 亂(luan) 象，同時也昭示著我們(men) 在媒介迭代周期下所麵臨(lin) 的深層次文化挑戰是高度複雜的。在當今時代，如果還認為(wei) 符號信息的生產(chan) 、流通與(yu) 接收有著固定的同一性，以為(wei) 加強治理就是簡單追求管理的全麵覆蓋、簡單地“刪號”“封號”，無疑是治理惰性的體(ti) 現。

　　從(cong) 國家治理角度出發，隻考慮文化生產(chan) 層麵信息的真實性，不重視意義(yi) 流通層麵產(chan) 生的傳(chuan) 播效果，會(hui) 對黨(dang) 的文化領導權衝(chong) 擊甚大。哪些信息能被更多看到，哪些信息在意義(yi) 流通中被“過濾”，哪些負麵信息通過轉化能產(chan) 生正麵效果，哪些正麵信息會(hui) 產(chan) 生負麵效應，這都要求我們(men) 進一步改革既有的文化權力格局，改變處於(yu) 過往路徑依賴的文化領域治理方式，更新文化治理理念，尋求更好的文化治理邏輯和手段。

　　質言之，變革是互聯網技術興(xing) 起與(yu) 普及給文化領域治理帶來深刻變化的內(nei) 在要求。變革所指向的，就是那些尚未被理論言說，甚至無法被有效識別的阻礙文化發展與(yu) 繁榮的體(ti) 製機製。唯有變革，才能真正增強文化領域作為(wei) 國家基礎能力的“濡化能力”，提升文化治理能力。

　　在政策規劃和製度設計層麵上，要進一步深化文化體(ti) 製機製改革

　　當前，媒體(ti) 格局、輿論生態、受眾(zhong) 對象、傳(chuan) 播技術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互聯網正在媒體(ti) 領域催發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網絡媒體(ti) 具有跨時空、大容量、開放性、交互性、移動化等傳(chuan) 播特點，日益成為(wei) 信息傳(chuan) 播的主渠道、主平台。新的文化產(chan) 品類型如雨後春筍般不斷產(chan) 生，比如網絡文學、網絡表演、網絡影視劇、網絡音視頻、網絡動漫、網絡遊戲等。

　　在資本的逐利趨向和流量加持下，文化市場難免出現一些畸形現象，甚至出現對主流意識形態庸俗化、媚俗化乃至低俗化表達的亂(luan) 象。比如，粉絲(si) 經濟驅動下“飯圈”文化不斷壯大並蔓延至社會(hui) 各領域，流量邏輯從(cong) 網絡世界走向現實社會(hui) ，對社會(hui) 治理和傳(chuan) 統文化行業(ye) 構成挑戰等等，不一而足。從(cong) 文化領域治理的角度，這就需要推進文化體(ti) 製機製改革。這種改革，是重塑政府與(yu) 社會(hui) 等不同文化主體(ti) 間的關(guan) 係，是對主體(ti) 間彼此關(guan) 係的“規範化表達”。之所以要重塑，就是因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發展至今，對人的欲望的開拓已經成為(wei) 社會(hui) 經濟良性運轉的前提條件。從(cong) 空間意義(yi) 上講，意味著對外在文化疆域的擴張達到某種極限之後，必須內(nei) 轉為(wei) 拓展和開掘人的欲望、情感、想象等“內(nei) 在心理空間”，在經濟上就表現為(wei) 消費與(yu) 生產(chan) 的統一。在互聯網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hui) 中，消費和娛樂(le) 本身與(yu) 生產(chan) 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人的情感內(nei) 嵌於(yu) 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的邏輯中，這也是人文經濟學的本質性特征。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深刻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做網上工作，不能見網不見人，必須下大氣力做好人的工作，把廣大網民凝聚到黨(dang) 的周圍”，“做好網上正麵宣傳(chuan) ，不能搞廣譜適用、大水漫灌那一套，不能‘一招鮮，吃遍天’，靠一個(ge) 腔調、一種風格包打天下”。所以，從(cong) 文化領域治理的角度看，文化體(ti) 製機製改革最終落腳點還是落在人本身這一基礎之上。

　　在路徑方法上，實現多主體(ti) 協同治理，堅持多手段綜合發力

　　文化領域治理的問題與(yu) 難題由來已久，在信息化條件下，應對好其帶來的挑戰是對我們(men) 政治意誌和實踐智慧的檢驗。數字信息技術催生融合性文化，原本邊界清晰的行業(ye) 比如廣播電視電影、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相互交織涵蓋，呈現模糊性特征。另外，新技術因素賦予了社會(hui) 更多的行動主體(ti) 挑戰傳(chuan) 統國家權力邊界的能力，社會(hui) 的再組織化也塑造著更多政治空間。不僅(jin) 如此，新技術環境下，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也發生重大變化，政治體(ti) 係運行的結構和規則也發生著改變。因此，協同治理必然會(hui) 成為(wei) 文化領域治理的基本思路。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協同治理必須處理好管理者、網絡平台與(yu) 文化內(nei) 容生產(chan) 者的關(guan) 係。一方麵，管理者要借助平台的技術與(yu) 資源優(you) 勢進行“代理監管”，但重視商業(ye) 利益是任何平台生存的基本邏輯。平台對文化領域的政治性基本保持冷感狀態，在服從(cong) 法律相關(guan) 規定，保障信息安全、規範傳(chuan) 播秩序、維護良好生態方麵發揮主體(ti) 作用外，並無動力與(yu) 意願主動承擔政治風險，在文化治理實踐中多存在失職現象，單純依靠平台的自我規製難以有效杜絕對政府監管陽奉陰違的現象，所以並不能過於(yu) 期待它們(men) 作為(wei) 主體(ti) 來實現文化治理的目標。另一方麵，管理者要時時刻刻加強與(yu) 文化內(nei) 容生產(chan) 者之間的血肉聯係。這也是信息化時代背景下，文化領域治理工作踐行群眾(zhong) 路線的內(nei) 在要求。隻有珍惜數量龐大的文化內(nei) 容生產(chan) 者及擁有的文化權力，尊重內(nei) 容生產(chan) 所源自的複雜土壤，才能避免對輿論環境的誤判風險，才能在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zheng) 中占據主動，真正掌握文化領導權。

　　總之，文化領域多主體(ti) 的協同治理是一項綜合性和係統性工程，必須綜合運用經濟、法律、技術等多種手段，必須調動各方麵積極性，發揮各主體(ti) 作用，廣泛匯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落實好各相關(guan) 方責任，實現黨(dang) 委領導、政府管理、企業(ye) 履責、社會(hui) 監督、網民自律的有機統一。在協同治理過程中，推動治理觸角前置、治理流程重塑，實行事前、事中、事後的全過程治理轉變，實現管內(nei) 容、管行為(wei) 、管主體(ti) 統一，提高文化治理的係統性和有效性，最終目的則是構建鼓勵優(you) 質內(nei) 容生產(chan) 的文化生態。

　　作者係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