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hui) 第一次會(hui) 議上強調：“構建中國特色人口理論體(ti) 係”。按照這個(ge) 要求提高人口理論和政策研究水平，是相關(guan) 領域學者義(yi) 不容辭的職責。人口學作為(wei) 一門學科，關(guan) 注對諸如生育、死亡、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等人口發展現象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人口特征的諸多方麵，既作為(wei) 人口轉變過程的影響因素，也在人口轉變結果中得到具體(ti) 體(ti) 現。同時，人口研究還與(yu) 經濟學、社會(hui) 學、人文地理學等學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共同研究人口轉變與(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關(guan) 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jin) 取得了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的偉(wei) 大成就，也經曆了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轉變，以及經濟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偉(wei) 大的實踐必然要求研究者做出宏大的敘事，因而呼喚理論的構建和創新。以生育率下降為(wei) 核心、以年齡結構變化為(wei) 重要表現特征的人口轉變，是各國現代化都會(hui) 經曆的過程。中國的人口轉變既體(ti) 現這些共同特征，也具有國情決(jue) 定的自身特色。把握和認識人口理論和實踐中的中國特色，是構建中國特色人口理論體(ti) 係中重要的一環。本文根據人口轉變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實踐曆程，簡述人口理論研究中應該關(guan) 注的中國特色及其涵義(yi) 。

　　一、 人口轉變始終與(yu) 改革和發展相伴

　　如果說一個(ge) 完整的人口轉變過程是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為(wei) 起點，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階段，抵達“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即開始了人口轉變，從(cong) 第一階段迅速轉變到第二階段。而完成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變，則發生於(yu) 改革開放之後。相應地，以生育率下降為(wei) 核心的人口轉變，同二元經濟發展，以及市場取向的經濟體(ti) 製改革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並共同推進。在以下幾個(ge) 時間點上，相應的人口特征變化對人口轉變的關(guan) 鍵階段做出清晰的刻畫。

　　首先，20世紀80年代初既是改革開放的開啟時期，也可以說是人口紅利的元年。由於(yu) 60年代以來特別是70年代之後總和生育率的迅速而大幅度下降，80年代開始形成勞動年齡人口加速增長，同時依賴型人口接近零增長的局麵，人口年齡結構具有了“食之者寡、生之者眾(zhong) ”的生產(chan) 性特征。這個(ge) 人口特征進而轉化為(wei) 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增長、儲(chu) 蓄率和投資回報率保持高位、資源重新配置帶來勞動生產(chan) 率提升等方麵的優(you) 勢，在改革開放條件下被兌(dui) 現為(wei) 高速經濟增長。這個(ge) 時期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因應了特定階段的現實國情，以創造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支撐了改革開放特定時期的高速發展。

　　其次，從(cong) 21世紀第二個(ge) 十年的最初幾年開始，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人口紅利開始減弱並趨於(yu) 消失。隨著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並轉入負增長，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特征迅速消失，不再能夠提供經濟合理增長所需的動力，要求經濟增長模式從(cong) 投入驅動型轉向生產(chan) 率驅動型。相應地，生育政策也逐步得到優(you) 化調整，國家相繼多次放寬家庭生育子女數的規定。黨(dang) 的二十屆三中全會(hui) 做出以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為(wei) 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旨在通過健全生育支持和人口服務體(ti) 係，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hui) ，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

　　最後，隨著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ge) 十年，中國人口進入中度老齡化和總量負增長階段，區域人口增減分化也日益明顯，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對人口高質量發展提出更緊迫的要求。中國人口呈現的趨勢性特征，也標誌著人口發展的一個(ge) 新常態。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時間上是同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峰和減量增長相吻合的，包括經濟增速下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增長動能轉換等特征，也受到人口轉變結果的直接和顯著影響。類似地，由於(yu) 在經濟發展和人口發展兩(liang) 個(ge) 新常態之間具有內(nei) 在關(guan) 聯、時空並存和相互影響的關(guan) 係，對兩(liang) 者的應對必然要求協調一致，在戰略和措施的部署上同步推進。

　　二、 未富先老成為(wei) 一個(ge) 國情特點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我國人口少子化、老齡化發生在現代化完成之前，這會(hui) 帶來一些新的困難和挑戰，要積極加以應對。”①中國的人口轉變與(yu) 現代化兩(liang) 個(ge) 過程之間的這種“錯位”現象，得到跨國數據的印證。例如，按世界銀行數據口徑，2023年中國人均GDP為(wei) 12 614美元，接近於(yu) 13 170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中國的老齡化率卻達到14.3%(國家統計局數據為(wei) 15.4%)，明顯高於(yu) 10.0%這一世界平均水平。這種被學術界表述為(wei) “未富先老”的現象，構成人口理論研究的一個(ge) 中國特色。

　　由於(yu) 中等收入國家通常也經曆著老齡化過程，因此未富先老特征也會(hui)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從(cong) 總體(ti) 來看，在2013～2023年期間，與(yu) 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相比，不僅(jin) 中國老齡化率的提高速度快30%，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平均也快23%，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快26%。因此，中國積極應對老齡化，以及在未富先老條件下挖掘增長潛力的經驗，同時也具有普遍意義(yi) ，完全可以在人口研究中被歸納為(wei) 特征化事實，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yi) 。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以中國經驗為(wei) 依據，我們(men) 可以概括應對人口變化挑戰的政策取向和實踐特點。

　　首先，從(cong) 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同時著力，保持經濟增長處於(yu) 合理和可持續的速度區間。一方麵，通過深入推進經濟體(ti) 製和機製改革，促進新要素的產(chan) 生和新要素組合的發生，形成新的生產(chan) 函數，因地製宜發展新質生產(chan) 力，進而達到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和潛在增長率的目的。另一方麵，從(cong)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入手，增加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和財富差距，擴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覆蓋率和均等化程度，顯著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以更加均衡的社會(hui) 總需求結構，促進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的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支撐潛在增長率的實現。

　　其次，從(cong) 各年齡群體(ti) 的人力資本培育入手，挖掘新(廣義(yi) )人口紅利。傳(chuan) 統人口紅利主要表現為(wei) 勞動年齡人口更快增長，人口撫養(yang) 比處於(yu) 較低水平。當這種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或者說“低垂的果子”被摘盡，促使我們(men) 摒棄傳(chuan) 統觀念，著眼於(yu) 從(cong) 各年齡人口群體(ti) 中挖掘和培育新人口紅利，並將其轉化為(wei) 新的增長動能。從(cong) 人力資源的角度來考慮，通過教育深化與(yu) 終身學習(xi) 相結合，在增強勞動者對勞動力市場長期適應能力的同時，也滿足當下對新產(chan) 業(ye) 技能的需求，實現人力資本的不斷更新。此外，戶籍製度和退休製度改革，以及公共就業(ye) 服務提升，可以明顯增加勞動力供給。從(cong) 消費需求的角度來看，通過加強基本公共服務消除各年齡群體(ti) 的後顧之憂，幫助大齡勞動者克服結構性就業(ye) 困難，提高老年人勞動參與(yu) 率，進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

　　最後，通過社會(hui) 政策和產(chan) 業(ye) 政策的協同實施，促進養(yang) 老事業(ye) 和養(yang) 老產(chan) 業(ye) 的同步發展。中國積極應對老齡化的戰略部署，是以提高老年人福祉為(wei) 出發點，以做到老有所養(yang) 、老有所為(wei) 、老有所樂(le) 為(wei) 努力方向，通過健全養(yang) 老保障體(ti) 係等社會(hui) 政策，以及為(wei) 老年人提供更多更好基本服務等產(chan) 業(ye) 政策得到實施的。老齡化這個(ge) 一般趨勢和未富先老這個(ge) 國情特征都足以向我們(men) 揭示，發展銀發經濟兼具事業(ye) 和產(chan) 業(ye) 、公益和市場、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等多重戰略定位。例如，照護經濟的發展，即可充分體(ti) 現以“一老一小”為(wei) 重點，相關(guan) 服務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充分覆蓋，取得一舉(ju) 數得的效果。

　　三、 中國人口理論研究既是現實機遇也是理論“富礦”

　　2020年，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經濟社會(hui) 領域專(zhuan) 家座談會(hui) 上指出，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力。鑒於(yu) 人口發展關(guan) 乎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人口發展質量關(guan) 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及其成色，認識、適應和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是當前人口理論研究的最優(you) 先課題，也期待著更多來自經濟學、社會(hui) 學和人口學領域的學者投身其中。僅(jin) 從(cong) 人口學與(yu) 經濟學的融合、交叉視角來看，人口轉變的中國特色和中國經驗，一方麵，可以豐(feng) 富經濟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福利經濟學、產(chan) 業(ye) 經濟學等諸多經濟學理論分支的研究;另一方麵，也賦予人口理論更多的觀察視角、更鮮明的分析銳度和更曆久彌新的洞見。

　　首先，回顧曆史，總結經驗。同早期工業(ye) 化國家相比，中國用短得多的時間走過了完整的人口轉變過程以及相對應的政策演變過程。這包括新中國成立以來持續快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出生預期壽命的大幅度提高;因應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資源環境壓力，從(cong)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嚴(yan) 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長期處於(yu) 低生育水平的條件下，人口發展呈現的一係列趨勢性特征，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和養(yang) 老保障帶來挑戰，人口政策不斷做出優(you) 化調整;圍繞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的人口發展戰略的完善與(yu) 調整，將演繹出新的人口發展故事，創造出新的人口發展經驗。這些曆程和經驗，都迫切需要在理論上得到提煉和升華。

　　其次，應對挑戰，抓住機遇。理論創新歸根結底是為(wei) 了指導實踐。未富先老帶來特別的挑戰，也蘊含著獨特的機遇。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之前，這種機遇主要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同處在相同老齡化過渡階段(從(cong) 中度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以及人均GDP提高階段(從(cong) 臨(lin) 近或初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成為(wei) 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體(ti) 相比，中國明顯具有更強勁的增長潛力。另一方麵，在以合理速度增長的同時，人口結構變化仍使中國處於(yu) 公共資源的相對充沛期。例如，在少子化與(yu) 老齡化同時發生的這個(ge) 階段，少年兒(er) 童撫養(yang) 比的下降，可以部分抵消老年撫養(yang) 比提高的不利效應，減輕與(yu) 人口轉變相關(guan) 的負擔，有利於(yu)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這要求主動整合公共政策體(ti) 係，統籌公共資金使用方向，重新配置存量資源。

　　最後，共同曆程，獨特經驗。少子化、老齡化是各國現代化過程中都要應對的人口轉變現象，既對理論研究提出共同的課題，也期待著符合各自國情的答案。因此，理論研究中彰顯中國特色，並不意味著中國故事不具有一般規律性，也不能否認中國經驗對於(yu) 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yi) 。由於(yu) 人口轉變、經濟發展和結構性改革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經曆的過程，這幾個(ge) 過程之間彼此交織和相互影響的關(guan) 係，也常常以相似的方式在各國有所體(ti) 現。並且，即便在表現相異的情況下，也蘊藏著普遍性和規律性。因此，中國特色的人口理論及其政策應用也具有一般借鑒意義(yi) ，從(cong) 而為(wei) 世界發展特別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