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倉(cang) ：唐代糧倉(cang) 的明珠

唐朝主要有五種糧倉(cang) ，分別是太倉(cang) (正倉(cang) )、轉運倉(cang) 、軍(jun) 倉(cang) 、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太倉(cang) 是都城的大型糧倉(cang) ，正倉(cang) 設在地方各州縣，由各州縣官員管理，儲(chu) 存地方糧食，太倉(cang) 其實就相當於(yu) 長安城的正倉(cang) 。轉運倉(cang) 一般沿交通要道設立，負責糧食的臨(lin) 時搬轉、水路互換和臨(lin) 時存放等。軍(jun) 倉(cang) 顧名思義(yi) 就是儲(chu) 存軍(jun) 用糧食的倉(cang) 庫，一般位於(yu) 軍(jun) 事重地。常平倉(cang) 是穩定市場的隱形助手，豐(feng) 收時，常平倉(cang) 會(hui) 以合理的價(jia) 格將糧食收購並儲(chu) 存，歉收時再以正常價(jia) 格出售儲(chu) 糧，以防通貨膨脹。義(yi) 倉(cang) 則一般在饑荒災荒時出麵，負責穩定糧價(jia) ，救濟災民。這五種分布在各個(ge) 地區不同形式的糧倉(cang) 相輔相成，共同保障大唐百姓的溫飽問題。

既然太倉(cang) 屬於(yu) 正倉(cang) ，那麽(me) 首要任務就是為(wei) 皇室服務，《唐六典》卷十九載，“凡京官之祿”均由隸屬司農(nong) 寺的太倉(cang) 署按其品級發放，並在其中詳細記載“受領粟官吏姓名”“與(yu) 某年日月”，除了朝廷百官，當時國子監和醫學院的學生的口糧、調味品也是在太倉(cang) 署領取的。可見太倉(cang) 幾乎能滿足宮廷內(nei) 所有的糧食需求。

由此，便引發了另外一個(ge) 問題——這麽(me) 多的人都要從(cong) 太倉(cang) 署領取祿米，若是集中下發，恐怕場麵混雜，很容易發生紕漏。因此為(wei) 了避免太倉(cang) 門前排起“長龍”，朝廷規定各級官員按照所屬部門不同，於(yu) 不同日期發放祿米。據《唐六典》附錄可查各單位分期支俸的具體(ti) 時間：

“中書(shu) ，門下，禦史台，尚書(shu) 省，殿中省，內(nei) 侍省，九寺，三監，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並第一般(班)，上旬給;十八衛，諸王府，率更、家令、仆寺，京、都總監，內(nei) 坊，並第二般(班)，中旬給;諸公主府邑司，東(dong) 宮十率府，九成宮總監，兩(liang) 京畿府官，並第三般(班)，下旬給。餘(yu) 司無額，準下旬。”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完全避免混亂(luan) 的場麵，因為(wei) 此時唐朝京官的俸祿極為(wei) 優(you) 厚，可以領取的祿米數量龐大，個(ge) 人搬運困難，太倉(cang) 署便專(zhuan) 門雇傭(yong) 役夫來幫助京官搬運祿米回家。而這些役夫數量多達幾萬(wan) ，他們(men) 或是因災荒饑饉，或是為(wei) 逃避賦稅，總之大多是逃到長安的破產(chan) 農(nong) 民，皆因無“土著生業(ye) ”而成為(wei) “遊手墮業(ye) 者”。時日稍久，這些役夫中的有些人便開始攀附權勢，依靠太倉(cang) 署的不良官員或地方上的土豪作為(wei) 後台，甚至結成團夥(huo) ，進行欺行霸市的行為(wei) 。

小說《朝野僉(qian) 載》中有一個(ge) “李佘(shē)之母退糧責子”的故事，裏麵就有一個(ge) “看人下菜碟”的役夫：這位送糧差使去監察禦史李佘家送祿米，恰巧是李母代為(wei) 接收，查收時把祿米稱了稱，結果發現多了15鬥米，就問其原因，差使說：“按慣例給禦史量米，不平掉冒尖的部分，所以就多了點。”又問其運費多少，差使說：“給禦史家運送貨物從(cong) 來不收運費。”李母當即付上運費並遣差使將多餘(yu) 的祿米帶回，待李佘回家又將其訓斥一頓，教他為(wei) 官要清廉。這本是嚴(yan) 母教子的故事，卻能從(cong) 中看出太倉(cang) 運行之下的漏洞。

但總的來說，太倉(cang) 作為(wei) 唐代的重要糧倉(cang) ，其作用不容小覷。2023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大白楊村發掘出的11座唐代糧倉(cang) 遺址，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關(guan) 於(yu) 太倉(cang) 規模的直接證據。這些遺址是太倉(cang) 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主體(ti) 倉(cang) 儲(chu) 區，太倉(cang) 還包括漕河碼頭及周邊區域的納糧區以及用於(yu) 鋪開和揚穀物的場區。

根據史料和考古發現，大白楊唐代糧倉(cang) 遺址位於(yu) 長安城北的禁苑內(nei) ，這一地理位置既便於(yu) 及時向宮城和皇城供糧，又確保了糧食的安全。太倉(cang) 位於(yu) 龍首原高地，地勢高且地下水位低，這有利於(yu) 保持倉(cang) 內(nei) 空氣幹燥並及時排水。

而龍首原附近有多條漕渠，如廣通渠、永安渠、通濟渠等，其中永安渠直通繁華的西市。西市不僅(jin) 是商品集散地，也是手工業(ye) 和娛樂(le) 業(ye) 的中心，擁有商鋪、手工作坊、酒樓、茶肆和戲院等。周邊還有波斯邸、北坊新宅等住宅區，住著各種身份的外國人。太倉(cang) 的糧食被運至集市，經過加工後就可以成為(wei) 滿足都城居民日常飲食需求的農(nong) 產(chan) 品。

在長安城遭遇饑荒時，太倉(cang) 還會(hui) 充當常平倉(cang) 和義(yi) 倉(cang) 的補充，賤糶(tiào)(以便宜的價(jia) 格賣糧食)以濟長安貧民。比如“開元二十一年(733)出太倉(cang) 米二百萬(wan) 石”“元和九年(814)太倉(cang) 出倉(cang) 米七十萬(wan) 石”“長慶四年(824)出倉(cang) 米四十萬(wan) 石”……這些史實記載的數字表明，太倉(cang) 不僅(jin) 服務於(yu) 朝廷，還承擔著保障長安城百姓溫飽的重任。

太倉(cang) 的糧食供應鏈與(yu) 古代儲(chu) 糧智慧

那麽(me) 太倉(cang) 是如何保持這樣龐大的規模和運作體(ti) 係的呢?

長安城地處關(guan) 中地區，因為(wei) 土地兼並和鹽堿化等原因，相較於(yu) 地勢平坦、農(nong) 業(ye) 曆史悠久的河東(dong) 地區(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糧田較少，所以太倉(cang) 的糧食大多來自這裏。

為(wei) 了保證糧產(chan) ，河東(dong) 地區的糧地安全就尤為(wei) 重要。唐代曆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最著名的當數姚崇滅蝗，當時，河南一帶遭遇了一場嚴(yan) 重的蝗災，民眾(zhong) 普遍認為(wei) 這是天降的災難，隻能無助地看著莊稼被毀，同時祈求神靈的庇護。姚崇卻采取了一種創新的方法，他利用蝗蟲的趨光性，指導百姓在夜間點燃火堆，吸引蝗蟲飛向火光並集中捕殺。盡管副宰相盧懷慎和汴州刺史倪若水對此表示反對，認為(wei) 天災不可避免，若執意殺蟲反而有傷(shang) 天和之氣。但姚崇力排眾(zhong) 議甚至向唐玄宗以性命擔保，最終成功地控製了蝗災。

而太倉(cang) 的糧食除了有河東(dong) 地區作為(wei) 保障之外，還會(hui) 從(cong) 各州縣正倉(cang) 進行調撥：每到收獲季節，州縣正倉(cang) 會(hui) 將一定比例的糧食上繳，其中一部分便被調撥至太倉(cang) 。並且在製度上，唐朝實行租庸調製，這些通過賦稅收集上來的糧食，經過篩選和處理，最終也會(hui) 有一部分被送往太倉(cang) 。

還有官營屯田製度，本是將屯田置於(yu) 邊疆地區及交通要道以滿足當地軍(jun) 需民用，但在糧產(chan) 豐(feng) 腴之時，也會(hui) 將多餘(yu) 的糧食送往太倉(cang) 。

太倉(cang) 在接收了這些糧食之後，會(hui) 采用一係列的倉(cang) 儲(chu) 技術來存放這些糧食，從(cong) 形製上來說，太倉(cang) 的建築多為(wei) 土木結構，倉(cang) 內(nei) 貨架也是木質，可以保持良好的通風和防潮性能，防止糧食黴變。

在存放時，太倉(cang) 署的官員會(hui) 采用堆垛技術：糧食被裝入特製的糧袋中，然後按照一定的順序和方式堆放，糧袋間放置幹燥的草木，以吸收多餘(yu) 的水分。據說白居易那首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就是那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是在參觀太倉(cang) 後深受啟發創作出來的，以往這首詩都被認為(wei) 是在描繪草原景象，但可能也隱喻了糧食的循環生長和儲(chu) 備。

為(wei) 防蟲害，窖倉(cang) 通常被設計成口大底小的缸形，並且采用地下窖藏的方式，倉(cang) 內(nei) 會(hui) 定期撒放石灰、草木灰等物質，輔以花椒、桂皮等香料來驅蟲防蟲。

在糧食管理上，朝廷為(wei) 防止貪汙腐敗，建立了嚴(yan) 格的收納查驗和監察管理製度。太倉(cang) 接收糧食時，必須進行“揚擲”以清除雜質，並按照規定的損耗標準由交糧的州縣補足。經過檢查確認後，由司農(nong) 寺、太倉(cang) 署官員以及各地押糧吏共同監督糧食入倉(cang) 。出倉(cang) 時，官員需使用契符驗證身份，以防止糧食被盜或被私吞。

為(wei) 了方便分區管理糧食，每個(ge) 倉(cang) 窖都有編號，並且會(hui) 詳細記錄糧食的來源、品種、時間、數量以及經手官員的姓名等信息在銘磚和牌子上。如果發現倉(cang) 窖中儲(chu) 存的糧食數量與(yu) 銘磚上的記錄有較大出入，將追究相關(guan) 管理人員的責任。

盡管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地方官員可能還是存在不當行為(wei) ，但從(cong) 整體(ti) 上看，朝廷在太倉(cang) 的管理製度和設施建設上實在用心良苦。

太倉(cang) 變遷：唐朝興(xing) 衰的曆史印記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wan) 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在重農(nong) 抑商的古代，太倉(cang) 作為(wei) 國家級大型糧倉(cang) ，與(yu) 王朝命運息息相關(guan) 。

貞觀年間，唐太宗為(wei) 穩固唐王朝邊疆安全多次出兵，而能支持唐王朝連年征戰的其中一個(ge) 原因，就是糧草充足。

據《舊唐書(shu) 》記載，貞觀四年(630)，唐太宗李世民為(wei) 了徹底解決(jue) 突厥邊患，派遣李靖、李勣(jì)等將領率軍(jun) 北伐，在這一軍(jun) 事行動中，太倉(cang) 儲(chu) 備的大量糧食和物資，確保了唐軍(jun) 的後勤補給。由於(yu) 糧食供應充足，唐軍(jun) 能夠在邊疆長期駐紮和作戰，無需擔心糧草問題。最終，這次北伐取得了勝利，俘虜了突厥的頡利可汗，為(wei) 唐朝北部邊疆帶來了長期的安寧。

進入開元時期，唐玄宗的治理使得唐朝達到了全麵鼎盛的狀態，文化包容並蓄，社會(hui) 風氣開放。玄宗皇帝喜歡在皇宮內(nei) 設宴，款待來自各地的使節和文人。其中，最為(wei) 盛大的宴會(hui) 是慶祝玄宗誕辰的千秋節。

《唐會(hui) 要》記載，開元十七年(729)的千秋節，玄宗皇帝在花萼相輝樓舉(ju) 行了盛大的宴會(hui) ，邀請了數千名賓客，包括各國使節、文武百官和民間藝人，共同慶祝“萬(wan) 方同樂(le) 奏千秋”。作為(wei) 國家級的糧食儲(chu) 備中心，太倉(cang) 在這一天敞開倉(cang) 門，為(wei) 這場國宴提供了充足的物資支持。

而在這兩(liang) 個(ge) 盛世之中，長安城也曾有過一段失權的曆史。

天授元年(690)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wei) 周，遷都洛陽，並稱其為(wei) 神都。對於(yu) 遷都一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解釋為(wei) ：

“武後數見王、蕭為(wei) 崇，被發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複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但這樣的說法顯然帶有大量的封建迷信的色彩，可能並不完全符合曆史真相。

武則天遷都洛陽的真正原因，一方麵可能是因為(wei) 長安城中李唐皇族的傳(chuan) 統勢力較強，不利於(yu) 她鞏固武周政權，因此她選擇在已有基礎的洛陽建立新都;另一方麵，也可能與(yu) 長安城人口持續增長導致城市超負荷發展有關(guan) 。那時長安城的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人口增長的步伐，加之長安作為(wei) 古都，長期大興(xing) 土木，對土地造成了嚴(yan) 重破壞，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逐年下降，導致太倉(cang) 無法滿足長安城居民的糧食需求。相比之下，洛陽的含嘉倉(cang) 卻能保持穩定的糧食供應。據史書(shu) 記載，當時洛陽“帑藏積累，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而長安“府庫及倉(cang) ，庶事實缺，皆籍洛京傳(chuan) 輸”。足可見糧食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yi) 。

“民以食為(wei) 天”，如今當我們(men) 回望太倉(cang) 的曆史，這種“重農(nong) ”“重儲(chu) ”的傳(chuan) 統，直到今天也依然有啟示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