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了豐(feng) 富的宏觀治理思想。其主旨思想是以“道”為(wei) 核心來管理和協調國家治理所涉及的各種關(guan) 係。“道”一詞，包含萬(wan) 物根源的道體(ti) 、總結規律的規則、約束行為(wei) 的道德三個(ge) 層次的意思。其中，第一種和第二種含義(yi) 常稱為(wei) 道，第三種含義(yi) 常稱為(wei) 德。在《道德經》中，道和德融為(wei) 一體(ti) 、不可分割，有道才能有德，有德有助於(yu) 有道。《道德經》中蘊含了六大治理思想，與(yu) 當今主流宏觀調控理論的內(nei) 涵相通。

　　第一，《道德經》倡導治理定位於(yu) 國家要有所作為(wei) ，並反對亂(luan) 作為(wei) ，這與(yu) 宏觀調控的功能定位相一致。

　　宏觀經濟理論在發展曆程中曾出現兩(liang) 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wei) 宏觀調控應積極有為(wei) ，即政府應采取宏觀政策積極對經濟波動進行逆周期調節。另一種觀點認為(wei) ，宏觀調控應消極無為(wei) ，即政府不應對經濟波動進行調節。宏觀調控應該積極有為(wei) 已經成為(wei) 主流共識，因為(wei) 隻有靠宏觀政策才能避免市場失靈導致的嚴(yan) 峻問題。不過，宏觀調控定位積極有為(wei) 的目的是解決(jue) 僅(jin) 靠市場機製無法恢複或恢複正常狀態偏慢的問題，而非為(wei) 了取代市場和過多幹預經濟運行。

　　與(yu) 之類似，《道德經》明確指出國家需要有所作為(wei) ，而且明確反對亂(luan) 作為(wei) 。《道德經》第二章指出，“為(wei) 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清晰地表明了國家需要有所作為(wei) ，隻是要做到“不恃”。第三十七章指出，“道常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侯王若能守之，萬(wan) 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這完整和清晰地描述了國家宏觀治理與(yu) 經濟運行之間的逆周期調節關(guan) 係。此外，第二十九章指出，“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這要求政府不能強行作為(wei) 和不能采用極端措施亂(luan) 作為(wei) 。第八章中的“水善利萬(wan) 物而不爭(zheng) ”和第六十四章中的“以輔萬(wan)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wei) ”都說明，國家看似無為(wei) ，但實際上是不與(yu) 民爭(zheng) 利、是“有為(wei) ”地提供市場所難以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這也展示了《道德經》的“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之道和“不爭(zheng) ”之德兩(liang) 者融為(wei) 一體(ti) 。

　　第二，《道德經》倡導治理要“以百姓心為(wei) 心”，這與(yu) 宏觀調控的最終目的相一致。

　　雖然西方主流宏觀理論從(cong) 社會(hui) 福利最大化視角來闡述最優(you) 貨幣政策，但在實踐操作上建議主要追求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的雙穩定目標。對於(yu) 這一問題，中國宏觀經濟實踐有新的認識。我們(men) 必須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作為(wei) 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道德經》明確指出，國家沒有自己的一貫利益，而是把人民利益當作自己的核心利益、最高利益。《道德經》第四十九章指出，“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wei) 心”，其中的聖人可以解讀為(wei) 宏觀政策製定者或國家。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核心思想在《道德經》中具有多方麵體(ti) 現。第四十九章指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這要求國家要沒有選擇性地善待他人。第八十一章指出，“聖人不積，既以為(wei) 人己愈有，既以與(yu) 人己愈多。”這表明人民幸福和國家利益並不矛盾，人民越是幸福和富足，國家就越是強盛。

　　第三，《道德經》強調規則化治理，這與(yu) 主流宏觀調控理論倡導規則重要性高於(yu) 相機調控的基本原則相一致。

　　按規則實施的宏觀調控是指政策製定者事前公布政策對各種情況的反應機製，並承諾遵循所公布的規則。相機調控是指政策製定者自由地做出判斷並選擇當時看來合適的政策。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建議使用通脹目標製等規則進行宏觀調控的理論觀點要更為(wei) 主流。不過，近年來理論界和政策界認識到僅(jin) 僅(jin) 是物價(jia) 穩定還不足以保證經濟穩定與(yu) 金融穩定，故宏觀政策應保持一定的靈活性。

　　《道德經》有多處蘊含了規則化的治理思想，高度重視按“道”，即遵循規則化治理。其一，經濟運行本身有規律和有恢複至動態化穩態的趨勢，規則化治理才不會(hui) 破壞經濟運行規律和趨勢。例如，第十六章指出，“萬(wan) 物並作，吾以觀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不遵循規則化治理會(hui) 導致嚴(yan) 重後果。其二，由於(yu) 有限信息和萬(wan) 物演化，因此需要兼顧規則和相機調控。第七十一章闡述了有限信息問題，“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同時，《道德經》多處提及了萬(wan) 物的不穩定性與(yu) 演化性。除了第三十七章和第十六章之外，第十五章形象生動地討論了演化的動與(yu) 靜：“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由於(yu) 經濟運行廣泛存在有限信息和演化性，宏觀治理難度很大，需要在遵循規則的基礎上兼顧相機調控，才能幫助經濟體(ti) 實現穩定化目標。

　　第四，《道德經》倡導治理者要懷不爭(zheng) 之德，這與(yu) 宏觀調控理論要求政府與(yu) 市場要和諧相處的基本前提相一致。

　　如何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之間的關(guan) 係是宏觀調控理論麵對的核心問題，既有國際實踐經驗難以給出較好答案，要麽(me) 過於(yu) 看重政府的作用，要麽(me) 過於(yu) 看重市場的作用。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對於(yu) 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理解則更加合理：“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遵從(cong) 《道德經》的思想，國家對民眾(zhong) 、政府對市場、強者對弱者，都要懷不爭(zheng) 之德，其本質就是政府與(yu) 市場要和諧相處。例如，第八章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wan) 物而不爭(zheng) ，處眾(zhong) 人之所惡，故幾於(yu) 道。”宏觀政策的最終目的是提升民眾(zhong) 福利，因而國家不能與(yu) 民爭(zheng) 利，宏觀調控不能與(yu) 市場爭(zheng) 長短。凡是市場和民眾(zhong) 能夠做的、願意做的，就要讓市場和民眾(zhong) 發揮作用。凡是市場和民眾(zhong) 不能做的、不願意做的，出現了市場失靈，國家就要勇挑重擔、發揮作用。

　　第五，《道德經》倡導治理要行長久之道，這與(yu) 宏觀調控理論倡導政策空間管理和退出機製以增強政策可持續性的新共識相一致。

　　在各國宏觀政策實踐中，政策空間管理非常重要。如果政策空間不足，就容易發生政策急轉彎，這會(hui) 打擊市場信心，進而導致宏觀調控效果大打折扣。《道德經》也蘊含了這一道理。第五十九章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嗇。夫為(wei) 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由此表明，宏觀經濟治理需要留出空間和更好地保持連續性。同時，政策空間不是越大越好，需要適度。政策空間過小，會(hui) 導致宏觀政策可持續性較差。政策空間過大，會(hui) 導致宏觀政策成本過高。其中，第四十四章指出，“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這意味著政策空間過大是一種浪費。第二十三章進一步指出，“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wei) 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yu) 人乎?”這意味著政策發力要兼顧空間管理，否則將難以持續。

　　宏觀政策退出機製是指當經濟麵臨(lin) 的不利衝(chong) 擊已經結束或快要結束時，需要使應對衝(chong) 擊所采取的宏觀政策有序退出。尤其是對於(yu) 一些特殊時期采取的非常規宏觀政策，更是需要退出機製，這有利於(yu) 節省和預留政策空間。對此，《道德經》第九章強調，“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不難發現，其中蘊含了與(yu) 退出機製相關(guan) 的處世與(yu) 治理智慧。

　　第六，《道德經》多處蘊含了治理可信度思想，這與(yu) 宏觀調控理論所倡導的預期管理以提高宏觀治理效率的理念相一致。

　　預期顯著影響經濟主體(ti) 行為(wei) 和經濟運行。新凱恩斯主義(yi) 與(yu)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都認同理性預期，不同之處在於(yu) 前者強調短期內(nei) 價(jia) 格具有黏性。由於(yu) 預期會(hui) 顯著影響經濟運行，所以宏觀政策效果取決(jue) 於(yu) 公眾(zhong) 對於(yu) 政策的信心。正因如此，現代宏觀調控理論更加強調預期管理，通過加強與(yu) 公眾(zhong) 的信息溝通來引導公眾(zhong) 預期，從(cong) 而提高宏觀政策的效率。

　　《道德經》的多處論述與(yu) 預期管理相關(guan) 。第十七章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其中就蘊含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第六十三章的“夫輕諾必寡信”蘊含了政策製定者的聲譽與(yu) 道德對於(yu) 政策可信度有直接影響的思想。進一步地，第七十章強調，“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這其中蘊含了規則化宏觀調控可以更好地管理預期的重要理念。

　　作者：陳彥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