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秤砣稱“權”，秤杆稱“衡”，合起來便是“權衡”。作為(wei) 國家法定的計量工具，秤成為(wei) 公平公正的象征，一筆筆交易就在權衡的此起彼伏間完成。權衡器不但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商品貿易等必要的經濟活動密切相關(guan) ，而且還關(guan) 乎經濟、政治和社會(hui) 的穩定與(yu) 發展。秦至宋元時期，權衡器的單位量值大體(ti) 呈現增長態勢，這與(yu) 國家經濟和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程度相關(guan) ，生產(chan) 力提高，需要稱重的糧食、鹽等物品越來越多，單位量值也會(hui) 逐漸增高。但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hui) 狀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單位量值可能也會(hui) 趨於(yu) 穩定。

　　權衡作為(wei) 中國古代度量衡製度中的一部分，發展至宋元時期已經相對成熟。迄今為(wei) 止，元代銅權出土、傳(chuan) 世以及著錄的數量最多，高達400 多枚，不僅(jin) 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研究元代權衡製度和財政政策的實物資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的社會(hui) 經濟情況。中國財稅博物館館藏的這枚元代銅權為(wei) 六棱形，正麵銘“大德四年大都路造”，背麵銘“二十五斤秤”“斤半錘(八思巴文)”，其餘(yu) 四麵銘波斯文和回鶻蒙文“二十五斤秤”“斤半錘”。銅權實重771克，懸鈕部有明顯的係繩磨痕。

　　元朝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民間私自製造度量衡器，製造的權力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中央將標準器頒發給各路，由各路控製實際的鑄造使用，因此元代銅權往往刻有路、府、州等各級監鑄官府名稱;如遇帝位更迭、年號變更，中央政府會(hui) 重新鑄造新權，並銘刻年號。“大德”是元成宗的年號，“大德四年”即公元1300年。經過元世祖的一係列有效製度，這一時期社會(hui) 生產(chan) 已逐漸恢複，元成宗繼續采行漢法、振興(xing) 文治，使銅權在類型、銘文、重量等方麵都趨於(yu) 完善。

　　“大都路”隸屬中書(shu) 省，是元代中央直接管轄的地區，即今京津及河北北部地區。在元代所有刻銘銅權中，“大都路”銅權分布範圍最廣，東(dong) 至遼寧東(dong) 部地區，西逾內(nei) 蒙古托克托縣，北及內(nei) 蒙古赤峰地區，南達河北滄州地區，也反映了河北、內(nei) 蒙古、遼寧等地和元大都(今北京)之間的貿易往來。

　　元代的統一、農(nong) 業(ye) 和手工業(ye) 生產(chan) 的恢複以及全國交通運輸網的完善都為(wei) 商品流通創造了條件，各種商品均可在市場流通獲得，大都路作為(wei) 元代的政治、商業(ye) 中心，商賈雲(yun) 集，經濟輻射能力最強。元人曾讚其“東(dong) 至於(yu) 海，西逾於(yu) 昆侖(lun) ，南極交廣，北抵窮發，舟車所通，珍寶畢來”。大都城內(nei) 有米市、麵市、菜市、蒸餅市、胭粉市、果市等各種行市，這些商品的流通和交易都離不開銅權。除了經營店鋪的坐商外，還有從(cong) 事長途販運的行商。吐魯番柏孜克裏克石窟就曾發現4件元代杭州商家製佛像金箔的商業(ye) 廣告，由此可見當時的西北與(yu) 東(dong) 南之間發達的商業(ye) 貿易與(yu) 商品流動，銅權的異地分布多是這些商人貿易往來的結果。銅權鑄刻的八思巴文、回鶻蒙文、波斯文等銘文，表明元朝貿易的國際性。

　　中國古代社會(hui) 長期奉行重農(nong) 抑商政策，農(nong) 業(ye) 為(wei) 本，商業(ye) 為(wei) 末，商人社會(hui) 地位很低。但元朝的情況不太一樣。無論官營商業(ye) 還是私營商業(ye) ，不論是色目人、西域人，隻要納稅就都受到政府保護。元朝征稅始於(yu) 太宗窩闊台，伴隨著國家的相對穩定，政治體(ti) 製的形成，國家財政的支出越來越多，僅(jin) 靠戰爭(zheng) 劫掠已無法滿足。1229年，在耶律楚材的建議下，太宗正式設立十路課稅使,此後還設立了專(zhuan) 門管理商業(ye) 稅的機構。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裏就提到，在成都，“城內(nei) 有一座大橋橫跨其中的一條大河，……整個(ge) 橋麵上有許多別致的小屋和鋪子，買(mai) 賣眾(zhong) 多的商品，其中有一個(ge) 較大的建築物是收稅官的居所。所有經過這座橋的人都要繳納一種通行稅，據說大汗每天僅(jin) 從(cong) 這座橋上的收入就有一百金幣”。那麽(me) ，元朝的商業(ye) 稅稅率是多少呢?為(wei) 了鼓勵商業(ye) 經濟發展，元朝統治者製定了較低的商業(ye) 稅稅率。太宗八年(1236年)定天下賦稅，商稅三十取一。馬可·波羅在遊記中也談道：“我們(men) 曾經說過那些擁有上千工場的十二種工匠，以及在京師和內(nei) 地往來買(mai) 賣的商人，或海外商旅也同樣要支付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的稅”。與(yu) 商業(ye) 都會(hui) 不同，邊遠地區由於(yu) 交通不便，物價(jia) 較高，商旅艱難。黑水城出土的一封元代家書(shu) 中記載了至正四年 (1344年)甘肅行省甘州路的真金、錦、絹等商品的價(jia) 格，較之同一時期江浙一帶，金價(jia) 高出1.6倍，絹價(jia) 高出2.1倍。因此元朝統治者對邊遠地區實行了六十取一的稅率，每遇災荒還常有減免。這些都體(ti) 現了元朝重商的經濟思想和財政政策。

　　有了稅收製度的標準化、規範化，地方官員便無法盤剝壓榨商人，自然有利於(yu) 商業(ye) 的發展。另一方麵，當時還規定，商人必須按月納稅後才可以進入城鄉(xiang) 市場進行貿易。如果沒有納稅憑證或不出示憑證則為(wei) 匿稅，“物資一半沒官”。為(wei) 了打擊偷漏稅行為(wei) ，又規定“於(yu) 沒官物內(nei) 一半付告人充賞”。由於(yu) 商業(ye) 繁榮和相當嚴(yan) 格的商業(ye) 稅法規，元朝的商業(ye) 稅收入非常可觀，從(cong) 1270年到馬可·波羅離開中國前夕的1289年，二十年的時間增長了近十倍。由於(yu) 商業(ye) 日臻繁盛，兼有統治者的巧取豪奪，商業(ye) 稅稅種不斷增加，稅額激增，逐漸成為(wei) 元朝財政的重要收入之一。

　　當13世紀初期的世界還處於(yu) 動蕩不安之時，中國北方草原的蒙古部落把握住了發展壯大的機會(hui) 。從(cong) 逐水草而居，到擁有自己的城市，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同時，自身也在發生變化。“大德四年大都路造”銅權提供的各種信息，為(wei) 我們(men) 研究中國元代的行政區劃、機構職責、貿易往來以及財政政策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