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國國情決(jue) 定了我們(men) 不能成為(wei) ‘訴訟大國’。”因此，在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將非訴機製挺在前麵的“訴源治理”，就成為(wei) 必然的選擇。回溯曆史，注重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等非訴糾紛化解機製，做好社會(hui) 矛盾預防，盡力將矛盾化解在基層的製度實踐，在延安時期就已經出現，並形成了以和諧、善治為(wei) 旨歸的治理型司法，其中的有益經驗，值得探索挖掘。

　　司法領導人對“訴源治理”的認識

　　延安時期，老一輩革命家、司法工作者從(cong) 政治、社會(hui) 等多個(ge) 層麵看待司法，認識到司法訴訟不應是社會(hui) 矛盾糾紛的唯一解決(jue) 方式，應重視民間調解等多種糾紛解決(jue) 方式的運用，盡力幫助老百姓節省訴訟的費用，在糾紛源頭、訴訟發生之初化解矛盾，形成“簡約治理”的模式。

　　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4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改善司法工作，使司法工作符合抗戰利益和人民權益的需要，提倡普及雙方自願為(wei) 原則的民間調解，以減少訴訟。民事案件一般推行調解，輕微刑事案件也可調解，區鄉(xiang) 政府應善於(yu) 發動勞動英雄、公正士紳等有威信的人物推廣民間調解工作。通過民間調解，使得多數糾紛能在基層解決(jue) ，減少訴訟的數量。

　　延安時期，由於(yu) 新的婚姻法律推行和社會(hui) 的變革，婚姻案件比較多。對這類案件，陝甘寧邊區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報告指出：貫徹進步的婚姻法令，保障婚姻自由，從(cong) 簡單的處理案件中著手，總是消極的，“積極的方麵，還在從(cong) 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提高女子權利，男女平等，封建的買(mai) 賣包辦婚姻才易於(yu) 根除。”也就是說，片麵通過司法審判的方式，並不能在根本上解決(jue) 婚姻糾紛，隻有消除經濟、文化上的不平等，此類社會(hui) 問題才能得以消弭。從(cong) 社會(hui) 矛盾根源的角度看待和化解的思路，不僅(jin) 適用於(yu) 婚姻糾紛，對其它大多數糾紛也是適用的。

　　司法機關(guan) 如何引領和指導治理

　　司法機關(guan) 的主責是運用法律來審理案件，但在社會(hui) 治理的視域下，它又需要延伸審判職能參與(yu) 治理，而治理過程中，司法機關(guan) 扮演什麽(me) 樣的角色，如何發揮自身的獨特功能，卻直接影響著治理的成效與(yu) 公正。

　　延安時期，以基層司法處、地方法院為(wei) 主的司法機關(guan) ，通過調解等方式參與(yu) 社會(hui) 治理，更好地實現自身的社會(hui) 功能，有一個(ge) 逐漸探索和進步的過程。最初提出的口號是“調解為(wei) 主、審判為(wei) 輔”，要求各地大量地采用調解方式解決(jue) 矛盾，但也出現了某些偏差：有些調解不講政策和法律，遷就和助長了一些落後習(xi) 慣，如披麻戴孝、燒香紙、陰陽看墳，甚至讓發生糾紛的當事人一方傾(qing) 家蕩產(chan) ，損害了經濟的發展;有些調解又缺乏權威和公信，遇到調皮搗蛋的人，調解不動，判決(jue) 後也不服從(cong) ，老百姓很有意見;還有些將不應調解的盜竊、賭博、虐待致死的刑事案件也作了調解，破壞了法律秩序與(yu) 社會(hui) 公正。至1945年底，邊區召開了推事審判員聯席會(hui) 議，討論和確定了新的調解原則：雙方自願，不許強迫，調解不是訴訟的必經程序，同時將原來的照顧政策法令改為(wei) “遵守政策法令，照顧民間善良習(xi) 慣”。在對調解認識的轉變過程中，司法機關(guan) 基於(yu) 政策法律，對調解等治理方式的指導規範作用更加突顯。

　　為(wei) 了有效指導民間調解，司法機關(guan) 深入鄉(xiang) 村，進行法律知識普及和調解培訓。有些司法機關(guan) 還負責打造一些調解糾紛的模範村，幫助製定村民公約，保證村民不打官司，能和睦相處。邊區司法機關(guan) 還進行了製度創新，製定了“刑事和解”的製度，對輕微刑事案件，由司法機關(guan) 介入，在保障法律權利的基礎上，盡力予以調解，恢複社會(hui) 和諧關(guan) 係。

　　可以說，延安時期司法機關(guan) 探索訴訟源頭治理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曆了一個(ge) 曲折的過程，在調解與(yu) 審判、習(xi) 慣與(yu) 法令、效率與(yu) 公正之間反複試錯，最終得出了不少有益經驗，即充分發揮群眾(zhong) 自治組織、進步人士的作用，廣泛地采用調解等簡約治理方法，以法律保障治理的公正性。

　　黨(dang) 政機關(guan) 與(yu) 群眾(zhong) 之協同治理

　　陝甘寧邊區於(yu) 抗戰時期施行了注重調解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並在全邊區予以推廣。1944年6月，邊區政府發布指示，要求學習(xi) 馬錫五同誌的方式，多多采用民間調解，“調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增加農(nong) 村和睦，節省勞力，以從(cong) 事生產(chan) 。”這一“審判方式”的運用，不限於(yu) 司法機關(guan) ，而是要求各方麵一起參與(yu) ，形成了黨(dang) 政機關(guan) 、民間群眾(zhong) 團體(ti) 、士紳、勞模等普通群眾(zhong) 協同治理的新模式。

　　邊區政府提出倡議後，各縣區積極響應，推行調解等多樣化糾紛解決(jue) 方式。在延安縣，政府用三天時間開會(hui) 檢查司法工作，討論普及民間調解，會(hui) 議中決(jue) 定各區有計劃地選擇典型鄉(xiang) 村，培養(yang) 民間調解幹部，“首先政府幹部要領導支持，共同研究學習(xi) 。對於(yu) 調解辦法訂出幾個(ge) 原則”，如要深入群眾(zhong) ，調查研究，弄清是非;要公道，要耐心，要以道理說服雙方同意，不能強製。

　　不僅(jin) 基層幹部深入農(nong) 村解決(jue) 糾紛，不少中高級幹部也參與(yu) 調解工作。隴東(dong) 分區提出口號：“把馬錫五同誌的審判方式推行到各縣司法工作中去!”轄區各縣積極行動，如合水縣縣長王士俊先後調解了三件民事糾紛，其中趙、崔兩(liang) 家土地糾紛，因所持約據年代久遠，土地四至也不清楚，長期爭(zheng) 執不下，王縣長會(hui) 同鄉(xiang) 上幹部及當地有威望的群眾(zhong) 一起調解，一致同意將所爭(zheng) 的二十畝(mu) 灘地從(cong) 中均分，雙方對此解決(jue) 方式都很滿意。

　　在民間，隨著模範鄉(xiang) 村、勞模運動的推行，出現了一批善於(yu) 調解的英雄模範。如在關(guan) 中分區，勞動英雄張清益不但調解本村的糾紛，還走出去幫助別的村，在協助某回民鄉(xiang) 紡織工作時，聽說受惠老馬甚多的夥(huo) 計因受人挑唆，負義(yi) 離開，轉雇於(yu) 楊姓，老馬氣得要自尋短見。張清益當晚就到老馬家，找來全部當事人調解，經過一番說合，當事人最終言歡而散，避免了社會(hui) 矛盾的激化。

　　對於(yu) 民間調解，延安的《解放日報》不僅(jin) 多次予以報道，還附帶評論，提出中肯的建議：農(nong) 村的民事糾紛，都可以在地方上調解，因為(wei) 當地的群眾(zhong) ，對案件內(nei) 容了解最清楚，照顧情理也比外人周到。有些原來可以在村中調解的案件，往往由於(yu) 處理不當，方式不好，反而擴大變成訴訟，因此，要求區鄉(xiang) 幹部調解人民糾紛必須客觀公正，多方占有材料，吸收輿論，在方式上耐心說服，以求真正調解糾紛、平息訴訟。司法下鄉(xiang) 與(yu) 群眾(zhong) 結合，就能迅速而正確地解決(jue) 群眾(zhong) 糾紛，不僅(jin) 不會(hui) 使群眾(zhong) 因為(wei) 打官司而耽誤生產(chan) ，而且更能配合區鄉(xiang) 政府，把當地公正有威信的人組織起來，建立調解工作的基礎。

　　延安時期根據地政權充分依靠群眾(zhong) ，多采取調解等訴訟外的方式解決(jue) 糾紛，既是黨(dang) 的群眾(zhong) 路線在司法領域的體(ti) 現，也是司法製度資源不足、專(zhuan) 門人才匱乏的現實選擇。然而，由此形成的黨(dang) 政幹部、勞模鄉(xiang) 賢一起參與(yu) 矛盾化解，司法機關(guan) 側(ce) 重從(cong) 政策法律的層麵予以指導和規範保障的社會(hui) 治理經驗，與(yu) 當代中國注重源頭治理、非訴機製挺在前的“訴源治理”具有多個(ge) 維度的契合。這其中，如何在黨(dang) 的領導下，有效調動社會(hui) 各方麵力量和資源優(you) 化治理，恰當地發揮人民法院的治理功能，保障治理的合法性與(yu) 合理性，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仍留下諸多現實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