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經濟學學者。在教育領域，我是一名教育實踐者，是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改革者。

　　今年是我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第九年。九年來，我有機會(hui) 從(cong) 經濟學視角和管理者角色，對中國教育問題進行思考並實踐。於(yu) 是，我觀察到中國教育問題的“四大特點”，以及在教育改革實踐中對應的“四項行動”。

　　說到教育，人們(men) 總愛說，中國的教育問題太複雜。其實，世間的事都很複雜。經濟問題不複雜嗎？但是經濟學把複雜的經濟問題簡單化，從(cong) 而把握問題的要害，並給出清晰的分析。經濟學研究兩(liang) 類經濟問題，一類是資源配置問題，核心是如何把資源配置給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業(ye) 和機構；另一類是激勵機製問題，重點是如何把激勵搞對，讓每個(ge) 人、企業(ye) 和機構都有提高效率的動機和積極性。

　　經濟學還提供了回答這兩(liang) 類問題的思路和路徑，就是在約束條件下使資源配置效率和人的積極性最大化或最大限度地提高。約束條件包括財務約束、技術約束、信息約束、製度約束等。回顧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正是圍繞這兩(liang) 類問題推進的；而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也正是在各種約束條件下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調動各方麵積極性的過程。

　　經濟學視角對我們(men) 思考教育問題很有啟發。在我看來，教育產(chan) 出有兩(liang) 個(ge) 維度，就是“人”與(yu) “才”。關(guan) 於(yu) “才”，談得很多。說到教育，十有八九都是談“才”，比如談拔尖創新人才、傑出人才、人才引進和培養(yang) ，以至望子成龍，講的都是“才”。“才”與(yu) 經濟發展密切相關(guan) ：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人才是創新驅動發展的動力；知識經濟是新經濟的特點等等。

　　但是，教育隻是為(wei) 了育“才”，為(wei) 了經濟發展嗎？不是。教育產(chan) 出除了“才”的維度，還有“人”的維度。“人”不僅(jin) 是經濟發展的投入品，更是經濟發展的目的，而且，“人”本身的價(jia) 值可以超越經濟發展本身。人的自由、人的尊嚴(yan) 、人的幸福，雖然與(yu) 財富有關(guan) ，但並非由財富唯一決(jue) 定。做“人”和為(wei) “人”不同於(yu) 成“家”和為(wei) “學”。“人”的世界觀、價(jia) 值觀、人生觀，人的現代化，都是“人”作為(wei) 目的的維度。

　　在“才”與(yu) “人”這兩(liang) 個(ge) 維度上，我觀察到中國教育問題中呈現出四大特點，可以分別用“均值”（mean）與(yu) “方差”（variance）兩(liang) 個(ge) 度量來描述。“均值”是指“平均值”，而“方差”是指偏離平均值的分散程度。

　　中國教育問題中的第一個(ge) 特點是在“才”的維度上“均值高”。意思是，在知識和技能方麵，在同一年齡段，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與(yu) 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教育出來的學生的平均水平較高。這是中國教育的成就，形成中國經濟現階段的一種競爭(zheng) 優(you) 勢。“均值高”這個(ge) 特點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中國教育中的第二個(ge) 特點是在“才”的維度上“方差小”。意思是，中國教育出來的學生中出類拔萃的人才太少。創新主要靠傑出人才的創造性活動。當經濟發展更多地由創新驅動時，特別是在“贏者通吃”的互聯網時代，“方差小”和創造性人才少對經濟發展就很不利了。雖然我們(men) 對“均值高”對中國經濟過去的貢獻感到欣慰，但是我們(men) 對“方差小”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影響深感憂慮。

　　中國教育問題中的第三個(ge) 特點和第四個(ge) 特點分別是在“人”的維度上“均值低”和“方差大”，正好與(yu) 第一、二個(ge) 特點相反。這裏的“均值低”的意思是，在人的素養(yang) 和價(jia) 值方麵，平均水平低。這正是人們(men) 通常對國人的文明程度和素養(yang) 水平低的批評。而“方差大”則是指素養(yang) 低、人格低的程度令人驚訝，而且人數不在少數。這在近期反腐中暴露出來的案例中可見一斑。中國教育問題中在育“人”的維度上的“均值低”和“方差大”這兩(liang) 個(ge) 特征，比在育“才”維度上的“方差小”的特征更值得擔憂，因為(wei) 它不僅(jin) 不利於(yu) 經濟發展，更有礙於(yu) 人的現代化，影響民族的進步。

　　另一方麵，我們(men) 不僅(jin) 要觀察問題，更要解決(jue) 問題。上述中國教育中的這些問題，如何改，是更重要的。近年來，清華經管學院探索教育改革的路徑，在改革本科、博士、碩士、MBA、EMBA等教學項目中，聚焦育“才”和育“人”兩(liang) 個(ge) 維度，並針對上述四大特點，實施了“四項行動”。這四項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在育“才”方麵，保持均值，提高方差；在育“人”方麵，提高均值，減少方差。具體(ti) 有以下一些做法。

　　第一項行動，在育“才”方麵保持均值，同時提高效率。中國教育的優(you) 勢是基礎知識紮實，特別是數理和外語的訓練良好，從(cong) 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從(cong) 精英學校到普通學校，都比較整齊。在這點上，我們(men) 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還強。但這其中部分原因是學生學業(ye) 上大量時間投入，所以我們(men) 有改進的空間。我們(men) 學院本科一、二年級課程改革保留了四門數學和統計課程，比美國頂尖大學對經濟學專(zhuan) 業(ye) 的數學要求要高，為(wei) 的是保持基礎知識紮實的優(you) 勢。但改革後課程更加精煉，並開出多個(ge) 係列，讓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係列。這就是保持均值，提高效率。

　　第二項行動，在育“才”方麵增加方差，做法是鼓勵差異。方差小的表現是學生同質化。同質化不是學生天生的，而是後天經過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造成的。減少同質化，增加方差，就應該鼓勵差異，至少不要扼殺差異。我們(men) 強調學生自由的、不同的“個(ge) 性發展”，強調為(wei) 學生成長創造自由寬鬆的環境，從(cong) 重“培養(yang) ”轉到重“培育”，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調動學生自身天生的、內(nei) 在的力量。

　　第三項行動，在育“人”方麵提高均值，重點是提高每一位學生的素養(yang) 。教育改革不能隻關(guan) 注少數拔尖人才，而要關(guan) 注每一位學生。我們(men) 並不是指望他們(men) 人人成才，而是期望他們(men) 人人都成為(wei) 真正的“人”。我們(men) 學院提出的本科教育目標，首先是要培養(yang) 每一位學生成為(wei) 有良好素養(yang) 的現代文明人，就是為(wei) 了提高“人”的素養(yang) 的平均水平。我們(men) 推動在本科一、二年級以通識教育為(wei) 主，汲取中國與(yu) 世界文明的精華和全人類文明的核心。通識教育既不是專(zhuan) 業(ye) 教育的補充，也不是專(zhuan) 業(ye) 教育的基礎，通識教育本身就是價(jia) 值，因為(wei) 它提高人的素養(yang) ，提升人的文明程度，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第四項行動，在育“人”方麵減少方差，特別強調恪守底線，尤其是人格底線。當每一個(ge) 人都能守住自己的人格底線，整個(ge) 社會(hui) 中“人”的素養(yang) 的方差就會(hui) 減小。恪守人格底線聽上去似乎不夠崇高，但是這是減少方差最為(wei) 現實和有效的辦法。從(cong) 反腐案例中我們(men) 發現，一些越是唱高調的人，越是虛假，越是沒有底線，越是人格扭曲。我們(men) 強調人格底線，從(cong) 講真話，講實話做起。我們(men) 開設了“批判性思維與(yu) 道德推理”課程，引導學生思考倫(lun) 理道德問題，用批判性思維評判不同價(jia) 值間的取舍。

　　中國教育改革遠滯後於(yu) 中國經濟改革，現在，中國人對教育問題比對經濟問題更加關(guan) 注，也更加憂慮。這裏的原因顯而易見：教育不僅(jin) 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而且關(guan) 乎在座各位的後代，更決(jue) 定我們(men) 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中地位的前景。

　　教育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學校改革比企業(ye) 改革更艱難。我們(men) 看到了問題：人才中重“才”輕“人”；教育中有“教”無“育”。我們(men) 提出了理念：“人”要重於(yu) “才”，教育既要“教”更要“育”。我們(men) 正在探索教育改革的現實路徑。中國的教育改革，既需要新的理念，更需要新的行動。我們(men) 正在中國教育改革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