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國內(nei) 變局的相互影響及挑戰

　　(一)中國發展變化的全球性影響

　　中國經濟的發展變化，為(wei) 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難得機遇，但也不可避免地產(chan) 生長期性挑戰。第一貿易大國地位的形成及穩固，中國入世時被賦予的發展中國家貿易地位及相應的國際貿易條件，對現有貿易秩序尤其是對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結構平衡帶來強烈衝(chong) 擊;製造業(ye) 大國地位的形成及其對國際社會(hui) 產(chan) 業(ye) 發展和就業(ye) 崗位的替代，不可避免地會(hui) 與(yu) 包括發展中經濟體(ti) 在內(nei) 的部分貿易夥(huo) 伴產(chan) 生矛盾和衝(chong) 突;

　　科技立國戰略及其成就、包括被一些張揚自信和優(you) 越性的自娛自樂(le) 式的不適當溢美與(yu) 浮誇，對西方主要經濟體(ti) 構成了大國博弈壓力和心理性挑戰;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及其製度公共品提供能力，對西方社會(hui) 的傳(chuan) 統優(you) 勢、製度模式和文化優(you) 越感產(chan) 生了巨大衝(chong) 擊;

　　綜合國力、軍(jun) 事實力和體(ti) 製張力的增長，明顯引起西方主要大國的疑慮、忌憚甚至恐懼。主動以我國為(wei) 競爭(zheng) 對手發動貿易戰、要求重談雙邊甚至多邊貿易條件，全麵挑起貿易、科技、教育、軍(jun) 事等方麵的矛盾和衝(chong) 突，包括對我國國內(nei) 問題橫加指責幹涉、對國際事變事務甩鍋推責等，都是其經濟、政治、製度、文化的本能，也是必然的反彈。

　　(二)國際變局對中國的全方位挑戰

　　國際經濟政治變局的複雜性不僅(jin) 僅(jin) 停留在大國競爭(zheng) 範圍。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產(chan) 業(ye) 和市場與(yu) 我國基本同構、發展階段也大致同步，在國際貿易中或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與(yu) 我國的貿易摩擦日漸增多，不時引起貿易爭(zheng) 端、提起反傾(qing) 銷訴訟;部分發達國家因產(chan) 業(ye) 轉移和就業(ye) 崗位流失對中國的抱怨日甚一日並被其政治人物惡意操弄，直至爆發全麵的貿易戰;

　　一些西方大國利用其綜合性傳(chuan) 統優(you) 勢及其極端化利用，打壓我國企業(ye) 或抬高我方的對外貿易和投資門檻，對中國崛起形成巨大壓力和經常性挑戰;少數西方大國競爭(zheng) 信心的不足，利用新冠疫情突發或其他重大事變背景下的國際經濟貿易環境劇變，奉行單邊主義(yi) 或“小院高牆”“去全球化”尤其是“去中國化”政策對我國產(chan) 生近在眼前的現實衝(chong) 擊;西方主要大國刻意操弄大國博弈，力圖將中國推至“中等收入陷阱”，或惡意製造“塔西佗陷阱”，甚至有可能冒萬(wan) 劫不複的“修昔底德陷阱”風險。

　　二、市場化改革難點及其原因解析

　　(一)市場化改革雙重目標的兼顧難點

　　以建立和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為(wei) 指向、全黨(dang) 全社會(hui) 傾(qing) 力而為(wei) 的包括全麵深化改革在內(nei) 的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已持續延綿近半個(ge) 世紀之久，取得了驕人的體(ti) 製建設和經濟發展成就，但許多重大體(ti) 製難題甚至若明若暗的目標模式，不時地成為(wei) 社會(hui) 觀感焦點。

　　長期的經濟欠發達狀況，即使在體(ti) 製變革的重大曆史關(guan) 頭，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改革與(yu) 發展相互加持，創造了經濟成長的“中國奇跡”，在經濟短缺時期和工業(ye) 化早期表現得尤為(wei) 突出。

　　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國告別經濟短缺時代和國際經濟政治變局的影響，宏觀政策的主要任務無疑是穩定經濟增長。除少數年份外，需求側(ce) 名為(wei) “積極”實為(wei) 擴張的財政政策和名為(wei) “穩健”實則寬鬆的貨幣政策成為(wei) 政府調控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主旋律。曆時十多年的“全麵深化改革”也正是中國經濟由中高速向中低速增長的轉換以致成為(wei) “新常態”的曆史時期，“穩增長”的壓力顯然大於(yu) “促改革”的動能。

　　持續實施的擴張型財政貨幣政策，不免以發展優(you) 先而放緩或延遲與(yu) 長期性製度建設有關(guan) 的體(ti) 製改革。擴張型宏觀政策的另一個(ge) 結果是政府投資直至幹預經濟活動的需求和機會(hui) 大大增加，自然提升國有經濟的比重和“看得見的手”的舉(ju) 動，國有經濟的政策性賦能、體(ti) 製性回歸及其利益格局的重塑或固化勢所難免。

　　此外，市場化改革會(hui) 增進經濟效率，但市場經濟的效率與(yu) 公平的基本矛盾也會(hui) 暴露無遺以致加劇。扶貧政策固然取得決(jue) 定性進展，但持續擴大的相對貧困化無時不在衝(chong) 擊著社會(hui) 敏感神經直至質疑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中的非公有製經濟成分和市場經濟體(ti) 製。實踐性政策傾(qing) 向和體(ti) 製性兼顧難點的雙重悖論，不時地將市場化改革推入進退維穀的境地。

　　(二)國企國資改革的多元目標及其影響

　　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是十多年來國有企業(ye) 改革的重要進展、基本特征也具有正當必要性質。分類改革的本意在於(yu) 推動國有企業(ye) 同市場經濟深入融合，實現企業(ye) 經濟效益和社會(hui) 效益的統一。但需求管理政策及其政府投資所推動的國資增長、國企依賴，“做大做強”“提高影響力、控製力”的無差別發展訴求，長期以來關(guan) 鍵領域的先占獨占優(you) 勢及其功能性價(jia) 值賦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稀釋了分類改革意義(yi) 。

　　一般競爭(zheng) 性領域內(nei) 商業(ye) 類國有企業(ye) 和資本比重大、範圍廣、戰線長、機製舊仍是痼疾，呈現出與(yu) 其改革初衷並不完全相符的軌跡邏輯、發展態勢和體(ti) 製影響。在全國企業(ye) 總資產(chan) 中，國有企業(ye) 資產(chan) 占比基本持平於(yu) 20世紀90年代前期確立市場化改革目標之時的水平。

　　具有標誌性的混合所有製改革，近乎單邊式蛻化成國資國企控製民資民企甚至成為(wei) “食利者”。一眾(zhong) 民營企業(ye) 也接受“招安”成為(wei) 競爭(zheng) 性領域國有控股企業(ye) 組成部分，或掛靠國有企業(ye) 、以繳納管理費形式參與(yu) 項目投資或工程招投標。由此形成的不平等關(guan) 係和扭曲的運營機製，以及國有資本走強的“擠出效應”和民營資本漸弱的發展活力，社會(hui) 並非沒有感知和微詞。或許需要像當年那樣，重新審視國有企業(ye) 、國有資本改革和發展的理念、目標、路徑以及維度、力度等問題。

　　(三)民營經濟成長的結構性矛盾和體(ti) 製性因素

　　十餘(yu) 年來，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的改革政策不可謂不多，僅(jin) 近兩(liang) 三年國家及部委層麵出台的激勵措施即逾百條之多。但民營企業(ye) 仍然活力不足，不少企業(ye) 困擾於(yu) 市場不振、營商艱難乃至體(ti) 製疑惑之中。

　　其中有結構性矛盾，如國內(nei) 外市場條件變化所引起的產(chan) 能過剩或供求脫節，數字技術進步對低端產(chan) 業(ye) 相對集中的民營企業(ye) 所形成的轉型升級壓力，日漸規範的市場體(ti) 製使改革開放初期民營企業(ye) 相對於(yu) 其他類型企業(ye) 不再具有體(ti) 製機製先發優(you) 勢及其競爭(zheng) 能力，成長於(yu) 短缺時代、精道於(yu) 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的民營企業(ye) 家逐漸步入老年、未必適應新技術新經濟發展，新生代傳(chuan) 承人無能力或無意願繼續經營產(chan) 業(ye) 和管理企業(ye) 。

　　也有體(ti) 製性因素，如在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政策中恰恰對“平等使用生產(chan) 要素”的關(guan) 鍵性措施幾無著墨，部分大型企業(ye) 先占獨占的要素配置環境不免使“公平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有落空之虞。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理論創新的失速，使任何“學問家”弱弱地念叨一句“消滅私有製”“消滅剝削”，就足以讓民營企業(ye) 家噤若寒蟬、惶恐不安，一些民營頭部企業(ye) 選擇注冊(ce) 境外或紛紛移民海外已為(wei) 其注腳。其間除享受優(you) 惠政策的考量外，更多地或帶有體(ti) 製疑慮乃至恐懼因素。

　　“此心安處是吾鄉(xiang) ”，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需要支持政策，更需要中性的市場環境和安心的體(ti) 製環境。

　　(四)宏觀體(ti) 製改革的特點及薄弱環節

　　以短期需求管理和穩定經濟增長為(wei) 主旋律的宏觀政策，也左右了自身的改革進程及其製度建設，包括給經濟發展增加體(ti) 製注入型風險。

　　改革投融資體(ti) 製、引導和激勵社會(hui) 投資的體(ti) 製效應，不免被政府投資增加和幹預措施所消減。完善預算管理、轉移支付、風險管控和公共財政製度的努力，往往不得不讓位於(yu) 具有馬太效應的專(zhuan) 項投資增加、重大項目擴容等“積極財政政策”，中央財政赤字破限、地方債(zhai) 務雪球滾大幾成趨勢。配套於(yu) 政府投資、重大項目和國有企業(ye) 的融資放量，既集中金融機構的資產(chan) 風險又擠壓中小微企業(ye) 融資和普惠金融資源。

　　由政府債(zhai) 務和國有銀行加持的投融資平台及其建設項目大多不具備自負盈虧(kui) 或保值增值能力，需要持續融資輸血、繼續加重財政金融負擔或風險因素。

　　複雜精細的財政金融領域的“技術性改革”難以避免或抵禦穩定經濟增長的“戰略性選擇”，形成國有體(ti) 製注入型、財政債(zhai) 務積累型和金融資產(chan) 集中型風險相互疊加以及由此構成的極其複雜的利益關(guan) 係與(yu) 治理格局，未必不會(hui) 成為(wei) 今後宏觀體(ti) 製改革的難點、痛點甚至痼疾。

　　(五)民生服務體(ti) 係建設的製度公平期待

　　十年來，公共服務、社會(hui) 保障、民生服務以及城鄉(xiang) 建設等各項改革各有進展。但供給能力與(yu) 需求結構脫節、公平共享訴求與(yu) 城鄉(xiang) 地區差距過大依然存在，深層改革依然在路上。與(yu) 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相關(guan) 的傳(chuan) 統大宗和新型高端消費等，供求兩(liang) 側(ce) 限製過多。

　　如房地產(chan) 領域，先是舉(ju) 措失當、售罄公房，後是政商共利、專(zhuan) 注於(yu) 商品房發展，繼而采取限購、限套、限貸、限地以及抽簽搖號、人為(wei) 地扭曲市場機製、製造社會(hui) 不公等不得要領、於(yu) 事無補的行政性限製政策，政府缺位及越位行為(wei) 使民生困窘也使房地產(chan) 業(ye) 漸入困境。公共教育、公立醫院等領域的改革不徹底，社會(hui) 各類教育、私立醫療機構發展政策多變、限製過多、供求失衡，入學就醫等難貴問題沒有根本改觀。

　　改革幾未破題的收入分配製度對內(nei) 需主導型經濟成長和社會(hui) 共同富裕目標達成存在諸多體(ti) 製製約。具有馬太效應的非均衡性區域發展戰略慣性仍在，城鄉(xiang) 、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和公共服務落差過大甚至拉大。基本公共服務和國家發展政策的均等化體(ti) 製機製建設，仍然是改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窘局困境的“關(guan) 鍵一招”。

　　(六)製度型開放及其風險防範

　　持續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體(ti) 製建設和實施製度型開放，使我國得以應對西方主要大國“去全球化”“去中國化”逆流和脫鉤斷鏈的“小院高牆”圖謀，保持了內(nei) 外部經濟運行基本穩定。但貫通內(nei) 外循環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中性便利度短板影響了中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全球要素資源引力場效應。傳(chuan) 統貨物貿易和實體(ti) 投資的開放體(ti) 製相對健全，智能製造、服務貿易、人才引進、科技研發、數字貿易等體(ti) 製創新起步較晚，滯後於(yu) 全球知識密集型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重構速度。

　　平衡開放尤其是向西向南開放的布局調整和體(ti) 製建設難以適應世情變局的複雜局麵。高水平開放及其經貿規則所涉及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麵清單管理、知識產(chan) 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以及政府中性政策等仍有破題探路任務。跨境交叉投資和金融全麵開放的穿透性風險監管能力薄弱，防控體(ti) 製建設亟待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