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質生產(chan) 力是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新質生產(chan) 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並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men) 從(cong) 理論上進行梳理、概括。新質生產(chan) 力是生產(chan) 力發展的質的飛躍，是一種先進的生產(chan) 力質態。我們(men) 要認真總結人類曆史生產(chan) 力發展特別是生產(chan) 力革命的經驗，從(cong) 曆史維度把握新質生產(chan) 力的發展規律。

　　一

　　生產(chan) 力是人類生產(chan) 過程中改造自然的能力。工業(ye) 革命以來的曆史表明，每一次生產(chan) 力的質變，都會(hui) 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後發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必須實現生產(chan) 力發展，從(cong) 追趕到並跑乃至於(yu) 領跑。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們(men) 所達到的生產(chan) 力的總和決(jue) 定著社會(hui) 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曆史’同工業(ye) 和交換的曆史聯係起來研究和探討。”一方麵，從(cong) 人類經濟社會(hui) 發展進程看，不同時期的新生產(chan) 力對應著不同的技術係統、不同的產(chan) 業(ye) 門類和不同的生產(chan) 組織方式;不同時期的新生產(chan) 力對舊的生產(chan) 力的替代，也因其內(nei) 容不同，在新舊轉換的內(nei) 容、程度和方式上也存在明顯差異。另一方麵，生產(chan) 力的質變進程從(cong) 來不是均衡的，在世界經濟體(ti) 係內(nei) ，新生產(chan) 力的產(chan) 生總是由核心地區發起和引領，而邊緣地區往往處於(yu) 新生產(chan) 力的衝(chong) 擊之中。從(cong) 英國蒸汽機和紡織業(ye) 對印度手工業(ye) 的衝(chong) 擊，到拉美的依附型發展，都說明新質生產(chan) 力的形成和擴散，在進程上具有空間和時間的差異性。對於(yu) 後發國家而言，要真正把握、促進和形成新生產(chan) 力，不能僅(jin) 僅(jin) 對標自己既有的經濟發展基礎，而要以技術革命的前沿方向為(wei) 引領，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完成從(cong) 跟隨到局部領域的並跑甚至領跑的變化。在中國逐步實現從(cong) 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進程中，對標前沿技術和生產(chan) 力發展最新趨勢，是把握新質生產(chan) 力發展的基本依據。

　　緊跟生產(chan) 力發展最新趨勢，是實現生產(chan) 力發展“趕”和“超”的關(guan) 鍵。先進生產(chan) 部門具有更高的生產(chan) 率、更強的產(chan) 業(ye) 帶動效應、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術創新速度和更寬廣的創新範圍。其特征是：生產(chan) 率提升的可能性大、技術進步快、研究與(yu) 發展密度高、幹中學、動態不完全競爭(zheng) 性，等等。從(cong) 第一次工業(ye) 革命的水力、蒸汽機到第二次工業(ye) 革命的電力、汽車，航空和石油化工，直至第三次工業(ye) 革命的計算機、互聯網和當前的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每一次生產(chan) 力的質變，都對應著先進生產(chan) 部門的重新定義(yi) 。不同國家自身稟賦和發展基礎的差異，所麵臨(lin) 的技術周期和機會(hui) 窗口的不同，以及全球生產(chan) 體(ti) 係、貿易體(ti) 係和金融體(ti) 係的變化，決(jue) 定了不同發展水平、不同規模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生產(chan) 力質變之路。大國生產(chan) 力質變不同於(yu) 小國的關(guan) 鍵之處，就是需要通過更大規模、更多行業(ye) 的先進生產(chan) 部門的經濟活動，為(wei) 生產(chan) 力的質變提供足夠持久和足夠強勁的的動力，這是我國發展新質生產(chan) 力的一個(ge) 特殊優(you) 勢。

　　二

　　曆史經驗表明，生產(chan) 力的質變是新技術所對應的新部門增長所帶動的。由於(yu) 新部門的創生、新舊部門的技術滲透、融合是一個(ge) 技術逐步成熟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ge) 逐步發展的過程。

　　新技術的發展需要經曆一個(ge) 從(cong) “粗糙”到“精細”的過程。比如，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的第一個(ge) 十年的近四十年間裏，鐵路運輸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貨車和機車設計等方麵的漸進改良造成的，這種漸進改良使鐵路機車的有效功率增加了一倍，貨車的容量增加了三倍。蒸汽機的改良曆時近百年，才成為(wei) 普遍的動力來源，而電力取代蒸汽動力也經曆了近四十年時間。直到今天，電力在超遠距離傳(chuan) 輸以及智能調配等領域仍在繼續發展。每一次突破性技術的產(chan) 生和發展，不僅(jin) 本身所衍生、配套的新技術係統不一樣，而且所對應的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部門也不一樣。由於(yu) 技術發展具有一種自演化、自組合的特征，技術會(hui) 在不斷地重新組合過程中產(chan) 生出更多的新技術。一方麵，生產(chan) 力的質變表現為(wei) 不同類型的突破性技術的連續性繼起，技術係統周期曲線的複雜疊加。另一方麵，又表現出對更為(wei) 複雜、更為(wei) 多樣的傳(chuan) 統部門的滲透。每一次生產(chan) 力的質變在催生新部門、滲透舊部門以及生產(chan) 率增速方麵存在明顯差異。隨著產(chan) 業(ye) 體(ti) 係的複雜化，突破性的新技術不僅(jin) 數量更多，新技術係統的結構也更為(wei) 複雜，技術的擴散和新部門的形成、協同也需要更長的時間。把握生產(chan) 力的質變，不僅(jin) 需要盯住技術的革命性突破，還要關(guan) 注這革命性技術的滲透效應和協同效應。

　　由於(yu) 新部門的創生、新舊部門的技術滲透、融合是一個(ge) 技術逐步成熟的過程，因此，不能把新生產(chan) 力的形成簡單等同於(yu) 經濟增長，質變和量變有著本質的區別，量的增長不等於(yu) 質的飛躍，而質的飛躍也絕不意味著量的同步增長。一次工業(ye) 革命由兩(liang) 個(ge) 跨度接近40-60年時間的長周期組成，而每一個(ge) 長周期中，充斥著若幹中周期和短周期。投資波動、部門興(xing) 衰是生產(chan) 力質變過程中的常態。生產(chan) 力質變既不是短期突變，也不是一路朝上高歌猛進地展開，而是在波動中逐步完成新、舊產(chan) 業(ye) 的滲透、融合和替代。無論是新技術係統所驅動的新部門增長，還是新技術對舊產(chan) 業(ye) 部門的改造，都不意味著同步對應的經濟增長，而是一個(ge) 複雜的波動過程。在新、舊生產(chan) 力的交替過程中，新的關(guan) 鍵技術、主導產(chan) 業(ye) 、基礎設施，以及與(yu) 之對應的新的生產(chan) 組織方式的萌芽、擴散和支配地位的取得，是在導入期、拓展期、協同期和成熟期四個(ge) 階段中逐步完成的。在這一波動發展的過程中，新生產(chan) 力也完成了量變開始、量變積累到局部質變和整體(ti) 質變的變化。這就告訴我們(men) ，發展新質生產(chan) 力不是忽視、放棄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而是要在新舊產(chan) 業(ye) 的滲透融合中形成新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

　　三

　　生產(chan) 力的質變是一個(ge) “新陳代謝”的過程。一方麵，創造新生產(chan) 力，另一方麵，淘汰落後生產(chan) 力，這是一個(ge) 破舊立新、以新帶舊的過程。這意味著，要使生產(chan) 力質變過程順利、平穩和持續展開，既要充分釋放創造性效應，如新部門、新行業(ye) 的發展和協同，新技術、新的生產(chan) 方式對傳(chuan) 統舊部門的改造升級，也要盡可能避免破壞性效應。比如，新部門發展初期的無序競爭(zheng) 、新舊部門替代、滲透和融合過程中，因要素適用性差異所帶來的要素損失等，從(cong) 而盡可能在經濟係統的穩定發展中，獲得更高的淨創造性效應。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ye) 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men) 一下子崩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luan) ——可能變為(wei) 加重蕭條後果的中心——變成有秩序的撤退”。

　　從(cong) 破舊的角度看，典型的破舊效應往往體(ti) 現在如下方麵：第一，新技術展開初期的金融投資與(yu) 投機並存。新生產(chan) 力的萌生時期，往往是上一個(ge) 技術革命浪潮達到潛力耗盡的頂端時期。舊的技術機會(hui) 的耗盡和利潤率的不斷下降與(yu) 對新技術長期增長的預期，會(hui) 引發大量的金融資本進入並帶來較長一段時期的投資繁榮，但由於(yu) 此時新部門的技術還在導入期，部門協同尚未充分展開，缺乏穩定的積累模式。大量投機資本會(hui) 在這一時期被淘汰，引發金融震蕩。1857年的鐵路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泡沫，都是這種破壞性的典型代表。第二，生產(chan) 力質變初期，新技術的對應部門會(hui) 產(chan) 生激烈的企業(ye) 間競爭(zheng) 。由於(yu) 新技術本身的成熟度欠缺、市場需求需要培育、產(chan) 業(ye) 協同需要時間，新技術對應的產(chan) 業(ye) 部門在發展初期的內(nei) 部競爭(zheng) 往往會(hui) 非常激烈。從(cong) 19世紀末的電力革命、20世紀20年代之後的美國汽車產(chan) 業(ye) ，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媒體(ti) ，新生產(chan) 業(ye) 激烈的內(nei) 部競爭(zheng) 往往伴隨著慘烈的淘汰和產(chan) 業(ye) 集中度的提高，這一過程必然充斥著破壞效應，但也對應著市場和技術的逐步成熟與(yu) 穩定。第三，結構性失業(ye) 。新技術部門的興(xing) 起，對勞動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新舊部門增速切換時期，傳(chuan) 統部門吸納就業(ye) 能力會(hui) 呈現出較為(wei) 明顯的衰減，無論是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的就業(ye) 者還是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就業(ye) 者，都會(hui) 麵臨(lin) 著調整壓力。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美國的煤炭、鐵路和造船業(ye) 等行業(ye)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汽車工業(ye) 、石油工業(ye) 、合成材料工業(ye) 以及鋼鐵工業(ye) ，都發生過嚴(yan) 重的結構性失業(ye) 。

　　在上述三個(ge) 方麵，第一種和第二種被普遍視為(wei) 是生產(chan) 力質變必須付出的代價(jia) 。首先，通過發達的金融體(ti) 係支持技術革命，已被工業(ye) 革命以來的曆次技術浪潮的發展曆程所證實。盡管投資與(yu) 投機並存，但在泡沫退去之後，會(hui) 留下新的技術—經濟範式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人才，這是新生產(chan) 力加速發展時期所必需的條件。從(cong) 製度供給的角度而言，需要警惕的是流動性泡沫的蔓延，而不是技術泡沫的形成。其次，新部門的企業(ye) 內(nei) 競爭(zheng) 固然慘烈，但這是必要的市場篩選過程。抑製競爭(zheng) 固然可以緩解破壞效應，但卻會(hui) 損失長久的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因此，政策重點應在保持新生產(chan) 業(ye) 的可競爭(zheng) 性的同時，抑製無序競爭(zheng) 的發生。但對第三種結構性失業(ye) 這種破壞性效應，則必須通過完善的勞動力培訓、發達的社會(hui) 保障和失業(ye) 保障體(ti) 係予以緩解。總之，在新舊結構的轉換過程，要注意從(cong) 實際出發，將“立新”與(yu) “破舊”相結合，使新舊轉換平穩有序。

　　四

　　生產(chan) 力的質變是社會(hui) 再生產(chan) 內(nei) 容和方式的重構，而社會(hui) 再生產(chan) 不僅(jin) 包括物質資料的再生產(chan) ，還包括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再生產(chan) 。“手推磨產(chan) 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hui) ，蒸汽磨產(chan) 生的是工業(ye) 資本家的社會(hui) ”是馬克思的名言。這說明，生產(chan) 力的革命必然伴隨著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變革，當然，這個(ge) 過程也是一個(ge) 長期過程。

　　新技術的萌生和擴散，是以新的技術經濟體(ti) 係與(yu) 適當的製度、法律框架、勞動關(guan) 係和文化觀念間的適當匹配為(wei) 條件的。要盡可能釋放新技術的增長潛能，不僅(jin) 需要在技術創新體(ti) 係上予以支持，更重要的是通過一係列的製度變革，為(wei) 釋放新技術的發展潛能創造條件。18世紀後期英國工業(ye) 革命的興(xing) 起，不僅(jin) 需要蒸汽動力冶鐵和紡織業(ye) 的技術進步，而且在製度上也要破除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等級製度和行會(hui) 製度，確立勞動力的流動製度，將勞動力從(cong) 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畜牧業(ye) 和土地依附關(guan) 係當中釋放出來，其本質是一種從(cong)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向工業(ye) 社會(hui) 的要素釋放。到了機器大工業(ye) 時代，技術上機器與(yu) 大工業(ye) 生產(chan) 已成為(wei) 可能，“許多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生產(chan) 同種商品，是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的起點”。要使這種可能成為(wei) 現實，核心在於(yu) 使得創造“兵營式紀律”的工廠製度成為(wei) 可能。在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中，石油、化工和汽車成為(wei) 支柱產(chan) 業(ye) ，這些產(chan) 業(ye) 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特征，要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不僅(jin) 需要生產(chan) 過程形成規模化流水線的福特製，同時還要求大規模生產(chan) 與(yu) 大規模的、標準化的消費對應。因此，勞資議價(jia) 的製度創立就成為(wei) 關(guan) 鍵。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黃金三十年”，並不隻是內(nei) 燃機、汽車、飛機和石油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而是形成了以布雷頓森林體(ti) 係、工會(hui) 集體(ti) 談判的工資製度等一係列製度，通過這些製度的調節作用，形成了一個(ge) 適應於(yu) “石油時代”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chan) 和大規模消費的積累體(ti) 係和發展模式。總之，考察生產(chan) 力質變，不能將生產(chan) 力的質變簡單還原為(wei) 一個(ge) 技術進步的問題，也不能將生產(chan) 力的質變孤立地上升為(wei) 一個(ge) 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革的問題，而必須從(cong) 生產(chan) 方式的視角出發，從(cong) 技術—製度的雙重維度把握新質生產(chan) 力的發展規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包括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等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具有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的顯著優(you) 勢，為(wei)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chan) 力提供了有效製度保障。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chan) 力的堵點卡點，為(wei) 加快新質生產(chan) 力發展創造良好製度環境。

　　作者：楊虎濤（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外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