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時期，清政府在西南邊疆實施改土歸流，“置郡縣，易封建”，促進“九州之大歸於(yu) 一統”(光緒《普洱府誌稿·建置誌》)。改土歸流促進了政治統一，為(wei) 經濟、文化的大開發、大發展創造了條件，加快了邊疆與(yu) 內(nei) 地“一體(ti) 化”進程，成為(wei) 清代“大一統”國家構建與(yu) 發展的重要環節。

　　改土歸流帶動了邊疆管理體(ti) 製重大變革，增強了政治統一性

　　土司製度在其建立到發展完善過程中，促進了中央王朝對西南各民族由“羈縻控製”到“間接統治”的轉變，對於(yu) 增進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土司“雖受天朝爵號，實自王其地”(《明史·四川土司》)，世世相承，控製著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明代中期便開始實施“改土歸流”。但至清雍正朝，因受曆史條件的製約，“改土歸流”僅(jin) 作為(wei) 控製土司的一種手段或懲一儆百的應急之策，未能從(cong) 根本上動搖土司製度。大片區域仍被土司統治，“流官管轄者十之三四，土司管轄者十之六七”(《朱批諭旨·常德壽奏折》)，加之湘、黔境內(nei) “流、土俱不受”的“化外苗疆”，行省之內(nei) 同時存在郡縣之地、土司轄地、“化外苗疆”三種不同的疆域形態，對應的治理方式也差別很大。

　　自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在西南地區實施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改土歸流，將打擊不法土司與(yu) 開辟“苗疆”結合起來，其成效最直觀地體(ti) 現在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改土歸流數量多、範圍廣。據統計，西南五省共革除土司220家，開辟“化外苗疆”十餘(yu) 處，新設流官152處(李世愉：《清代土司製度論考》)。於(yu) 滇，以瀾滄江為(wei) 限，除江外沿邊境一線的土司得以繼續保留外，江內(nei) 地廣勢大的土司被全部改土歸流;於(yu) 黔，“苗疆辟地二三千裏，幾當貴州全省之半”;於(yu) 桂，“改流麵積殆占土屬全部幅員五分之四”;於(yu) 川，改流後新設府州廳縣幾達全省之半;湖廣改流最為(wei) 徹底，自此“湖廣無土司”。《清史稿·土司傳(chuan) 》將之總結為(wei) “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學界則稱之為(wei) “大規模改土歸流”。

　　二是給予土司製度以巨大衝(chong) 擊。改流後，大片土司轄地和“化外苗疆”被納入郡縣直接統治，地方管理體(ti) 製實現劃一。對存留的土司，則通過強化原有的承襲、安插、貢賦、獎懲、征調等製度，並創設旨在削地限權、強化控製的分襲、撫恤、考成等規定，形成一整套完備的管理和控製體(ti) 係，限製其政治、經濟、司法等特權。上述邊疆管理體(ti) 製的重大變革，給予土司製度巨大衝(chong) 擊，大多數僅(jin) “存其名號而已，無尺寸之柄”(乾隆《貴州通誌·秩官誌》)，或隻管理三五個(ge) 村寨，甚至出現不理村寨和不世襲者，其割據性被消除，土司製度走向衰落，極大增強了西南邊疆的政治統一性，為(wei) 全方位的社會(hui) 變遷創造了條件。

　　改土歸流推動了大規模經濟開發，夯實了“大一統”經濟基礎

　　西南地區早在秦漢時就已納入郡縣統治，開發較早。元明以來，大片土地被土司占據，豐(feng) 富的資源得不到開發利用，經濟發展不平衡且長期處於(yu) 較低水平。改土歸流帶來穩定的社會(hui) 環境，推動了西南邊疆規模空前的經濟開發運動，其成就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礦業(ye) 開發“一百年的增長率大大超過了此前的兩(liang) 千年”(《清代的礦業(ye) ·前言》)。清代貨幣銀、錢並行，京師鼓鑄製錢所需主要原料銅和鉛，“改土歸流”以前主要依靠產(chan) 自日本的“洋銅”和盛京、湖南的鉛，改流後全麵轉為(wei) 使用滇銅和黔鉛。自乾隆五年(1740年)始，每年滇銅、黔鉛的產(chan) 量超過1000萬(wan) 斤和600萬(wan) 斤，以630餘(yu) 萬(wan) 斤滇銅、360餘(yu) 萬(wan) 斤黔鉛運至京師鼓鑄製錢，支撐清代國家貨幣金融運行，作為(wei) 清朝的國家戰略，持續一個(ge) 多世紀。西南邊疆的資源優(you) 勢轉化為(wei) 經濟增長動力，邊疆地區經濟獲得長足發展，更好融入全國經濟體(ti) 係之中，加速了邊疆與(yu) 內(nei) 地的一體(ti) 化進程。

　　大量移民的湧入曆史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的人口規模和民族構成。開采礦產(chan) 動輒萬(wan) 人，僅(jin) 雲(yun) 南東(dong) 川一地，“銀、銅、鉛、錫各廠共計二十餘(yu) 處，一應爐戶、砂丁及傭(yong) 工、貿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數十萬(wan) 人”(乾隆《東(dong) 川府誌·鼓鑄》);在貴州，“自雍正五六年以來……銀、銅、黑白鉛廠上下遊十餘(yu) 處，每廠約聚數萬(wan) 至數千不等”(《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壬子)。礦業(ye) 開發吸引了大量移民，為(wei) 邊疆開發提供充足勞動力資源的同時，導致人口激增，糧食需求隨之增長，於(yu) 是官府將“墾荒之法視為(wei) 民生第一要務”，招民開墾，又吸引更多從(cong) 事墾殖的移民到來。有學者估計，從(cong) 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雲(yun) 南、貴州和四川南部的人口從(cong) 500萬(wan) 激增到2100萬(wan) 。在這些地區，漢族人口在明代中葉就已超過少數民族人口且占比大幅擴大，分布範圍從(cong) 城鎮、壩區擴展到偏遠民族地區和山區，曆史性地改變了西南邊疆地區的人口規模和民族構成。各民族共同開發邊疆，增進了彼此的交流、交往、交融，社會(hui) 融合和國家認同程度顯著增強，“正是這種認同感的升華，才能夠解釋為(wei) 何邊疆如此廣袤的中國能夠維持長久的穩定”(李中清：《中國西南邊疆的社會(hui) 經濟：1250—1850》)。

　　邊疆經濟開發呈現全麵性、整體(ti) 性特點。改土歸流後，“雲(yun) 、貴、廣西之銅、鐵、鉛、錫礦廠，四川、湖南之銅、鉛、鐵礦，俱經開采”(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乾隆八年張廷玉奏折)。大規模的礦業(ye) 開發帶動了農(nong) 業(ye) 、墾殖、商業(ye) 、手工業(ye) 和城鎮的發展，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生產(chan) 技術、生產(chan) 力水平得到全麵提升，開發區域從(cong) 城鎮、壩區、交通沿線推進到新改流地區、山區、邊遠民族地區，區域整體(ti) 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高，鞏固了“改土歸流”的成果，夯實了“大一統”的經濟基礎。

　　改土歸流推進了義(yi) 學的廣泛設置，鞏固了“大一統”的文化基礎

　　“大一統”國家建構中，文化的作用最為(wei) 深刻、最具本質性，呈現出強有力的導向作用、塑造作用。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邊疆地區文化建設，用以儒家文化為(wei) 核心的漢文化去影響、教化周邊少數民族，統一人心和穩定社會(hui) ，維護“大一統”秩序。在推廣儒學的同時，西南邊疆地區的義(yi) 學設置最具效果和影響。

　　入清後，西南邊疆的學宮、書(shu) 院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改土歸流後則進一步推進到新增府、州、廳、縣，推動了科舉(ju) 的進一步發展。而作為(wei) 啟蒙教育的社學，逐漸演變為(wei) 專(zhuan) 為(wei) 富家子弟提供科舉(ju) 服務的預備學校，並逐步被快速興(xing) 起的義(yi) 學所取代。

　　義(yi) 學出現於(yu) 康熙時期，“鄉(xiang) 間義(yi) 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shu) 務在明理，非必令農(nong) 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陳宏謀：《養(yang) 正遺歸》)。義(yi) 學的功能、形式較適合西南邊疆多民族地區施行教化的實際需要，改流後迅速發展，逐步取代社學，成為(wei) 蒙童教育的主要形式。據相關(guan) 史料記載，有清一代西南邊疆義(yi) 學設置，高峰時雲(yun) 南有886館，設置重心為(wei) 改流地區;作為(wei) “振勵苗疆之要務”，貴州、湖南分別設有“苗疆義(yi) 學”186館、“屯、苗義(yi) 學”120館;在桂西和川東(dong) 南也設有數量不等的義(yi) 學。義(yi) 學的廣泛設置，打破了之前西南邊疆儒學僅(jin) 設於(yu) 城鎮和“巨鄉(xiang) 大堡”的格局，從(cong) 城市到鄉(xiang) 村，從(cong) 腹裏到邊徼，從(cong) 壩子到山區，從(cong) 漢族聚集區到少數民族地區，“義(yi) 館星羅棋布，處處有弦頌之風”(乾隆《雲(yun) 南通誌·藝文八》)，儒家禮樂(le) 文化在遙遠的邊疆得到廣泛傳(chuan) 播，增進了西南各民族對以儒家文化為(wei) 特征的漢文化的了解、接受和認同，夯實了“大一統”的文化基礎，成為(wei) 西南邊疆穩定、民族關(guan) 係和諧的重要曆史因素。

　　“大一統”國家的構建與(yu) 發展，並非僅(jin) 限於(yu) 疆域的拓展，增進邊疆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統同樣重要。雍正年間西南邊疆的改土歸流，之所以能成為(wei) 清代“大一統”國家構建與(yu) 發展的重要環節，主要原因在於(yu) 強化了“大一統”的政治統一性，夯實、鞏固了“大一統”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促進“九州之大歸於(yu) 一統”，充分顯示出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統一性。

　　作者：鄒建達(雲(yun) 南師範大學曆史與(yu) 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