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好長期和短期政策進一步提高發展質量

　　由於(yu) “預期偏弱”是在前一個(ge) 時期逐漸累積起來的，要從(cong) 根本上轉變“預期偏弱”，就需要用長期主義(yi) 政策加以應對。然而，曆史經驗也告訴我們(men) ，長期政策顯現效果需要較長的時日，正像凱恩斯所說，“從(cong) 長遠來看，我們(men) 都死了”。

　　那麽(me) ，為(wei) 了防止短期衝(chong) 擊造成的破壞，采取放鬆信貸、增加財政赤字、補貼消費等應急性的刺激政策往往也是必要的。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一定要避免以為(wei) 單純依靠短期性宏觀經濟政策措施，就能解決(jue) 中長期經濟問題、實現經濟複蘇的誤解。

　　在這個(ge) 問題上，日本在最近40年應對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很值得注意。1985年《廣場協議》促成的日元升值和外需疲軟引發了日本經濟從(cong) 1986年開始發展降速。當時日本政府采取的應對方針是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強刺激，這種凱恩斯主義(yi) 式短期政策雖然給日本帶來了1987-1989年的三年牛市，但也導致了巨大的房地產(chan) 和股市泡沫形成，種下了“失去的20年”的禍根。

　　往後幾屆日本宏觀經濟當局繼續延續以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為(wei) 主的做法，直到安倍晉三的第二個(ge) 任期提出了用短期政策來穩住大局、用長期政策來為(wei) 發展奠定基礎的“三支箭”施政方針。

　　其中，第一支箭是擴大貨幣供應，第二支箭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兩(liang) 支“箭”用的都是從(cong) 需求側(ce) 著眼拉動增長的凱恩斯主義(yi) 的老辦法。第三支箭叫作“結構性改革”，按照國際通行的界定，也就是進行經濟體(ti) 製和政府行為(wei) 方式的改革，通過強化競爭(zheng) 來提高效率。安倍任上的“結構性改革”，例如放開電力市場、取消隻有個(ge) 人才能經營農(nong) 業(ye) 的規定等，雖然效果並非立竿見影，卻在實施一段時間以後逐漸顯現了靠完善市場製度聚集人氣、振興(xing) 經濟的效果。

　　我國和日本在曆史源流和現實環境上存在不少差異，因此對日本經驗絕不能照抄照搬，但是這種以長期政策為(wei) 基礎、把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結合起來的做法，值得深入研究，從(cong) 中擇優(you) 汲取。

　　對我國來說，當下最重要的就是用改革和創新的辦法去解決(jue) 妨礙我國經濟持續、穩定、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問題。我建議不妨運用研究製定《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時遵循的方法，就是“問題導向”，從(cong) 現實麵臨(lin) 的重大經濟社會(hui) 問題入手，探索造成這些問題的經濟體(ti) 製原因和政策瓶頸，然後有針對性地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進而製定具體(ti) 方案並組織實施。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效率的提高、結構的改善和持續的發展。其中，有兩(liang) 點尤為(wei) 重要。

　　其一，構建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現代市場體(ti) 係，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務。為(wei) 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從(cong) 政治、經濟、法治等多方麵入手，依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改革，激發億(yi) 萬(wan) 民眾(zhong) 釋放創新創業(ye) 潛能。今天我們(men) 不妨適時對《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規定的數百項重要改革舉(ju) 措逐項進行複盤，研究哪些改革任務還沒有落實、為(wei) 什麽(me) 沒有落實，以及應該如何解決(jue) 落實，從(cong) 而更有針對性地明確目前經濟體(ti) 製和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以及需要改革和更新的項目。

　　其二，強化競爭(zheng) 政策的執行，認真實施市場準入負麵清單和政府部門正麵權力清單製度。同時，及時清理目前存在的對市場活動具有限製性、收縮性效應的經濟政策，對可能阻礙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流動的相關(guan) 法律和相關(guan) 製度加以實質性的革新。對於(yu) 一些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wei) ，必須及時通過競爭(zheng) 政策的執行和依法治國原則的落實加以消除。

　　堅持改革開放 把握技術革命浪潮

　　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體(ti) 學習(xi) ，聚焦新質生產(chan) 力，強調要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這就需要進一步營造有利於(yu) 科學進步和技術創新的製度環境。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是全人類的事業(ye) 。其實，科學和技術這兩(liang) 件事也要分開。一般來說，基礎研究靠市場、企業(ye) 是很難開展起來的，因為(wei) 不確定性和外部性太強，除非企業(ye) 發展到有相當大的體(ti) 量和財力才會(hui) 進行基礎研究。而大多數普通的小企業(ye) 很難做到這點，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hui) 有更多的投入。而對於(yu) 技術的激勵，市場無疑有更大的空間。

　　今天，我們(men) 要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的浪潮中趕上潮流，甚至走到潮流的前麵，最重要的不外乎兩(liang) 條：一是堅持改革，以創造一個(ge) 更有利於(yu) 激勵創新和創業(ye) 的環境，使更多人才湧現出來;二是繼續開放，和社會(hui) 各界的相關(guan) 人士一起在競爭(zheng) 中合作，把科學和技術的革命推向前進。

　　對於(yu) 企業(ye) 界來說，最關(guan) 鍵的是要打造企業(ye) 的核心競爭(zheng) 力，提高產(chan) 品附加值，向價(jia) 值鏈的兩(liang) 端進一步延伸。前端是研發設計，後端是品牌、營銷、渠道、管理、售後服務等，這兩(liang) 端都是高附加值的。

　　對於(yu) 政府來說，應該有所為(wei) 、有所不為(wei) ，始終將重心放在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上。舉(ju) 個(ge) 例子，中國曾借鑒日本戰後早期實行的選擇性或差別性產(chan) 業(ye) 政策，就是試圖用一整套財政、金融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去扶持一些產(chan) 業(ye) ，但客觀上也抑製了一些產(chan) 業(ye) 的發展。在1990年代後期產(chan) 業(ye) 政策的相關(guan) 討論中，對於(yu) 這種產(chan) 業(ye) 政策的方向逐漸達成一種共識，就是認為(wei) 差別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需要向功能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轉型。

　　所謂功能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就是指利用產(chan) 業(ye) 政策來幫助、提高、強化市場的功能，它和市場的關(guan) 係一定是友好的、互相配合的，能夠促進市場作用的發揮，強化有序競爭(zheng) 。

　　其實，什麽(me) 是最好的產(chan) 業(ye) 結構?什麽(me) 是最有希望被市場所接受的產(chan) 品?幾乎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隻有一個(ge) 辦法，就是盡可能創造這樣一種營商環境，使得個(ge) 人和企業(ye) 的千軍(jun) 萬(wan) 馬能夠往前衝(chong) ，最終總有一些人和企業(ye) 能夠取得突破，那麽(me) 就可以順著這些突破的路徑繼續往前走，而不是去主觀選擇產(chan) 品的發展方向和技術路線。當政府把市場有序競爭(zheng) 的氛圍培育起來，讓市場在法治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作用、加速優(you) 勝劣汰，從(cong) 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化一定更為(wei) 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