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紀律是黨(dang) 的各級組織和全體(ti) 黨(dang) 員必須遵守的行為(wei) 規則，是維護黨(dang) 的團結統一、完成黨(dang) 的任務的保證。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學好了黨(dang) 規黨(dang) 紀，就能弄清楚自己該做什麽(me) 、不該做什麽(me) ，能做什麽(me) 、不能做什麽(me) ”。延安時期是黨(dang) 的紀律建設係統推進、黨(dang) 紀教育全麵展開時期，對我們(men) 今天學紀、知紀、明紀、守紀，用黨(dang) 規黨(dang) 紀校正思想和行動，增強紀律意識、提高黨(dang) 性修養(yang) 具有重要現實意義(yi) 。

　　政治紀律是延安時期黨(dang) 紀教育的主線

　　政治紀律教育是黨(dang) 紀教育的“綱”，是貫穿延安時期紀律建設、黨(dang) 紀教育始終的一條主線，其首要任務是教育全黨(dang) 自覺堅持黨(dang) 的領導，自覺維護黨(dang)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dang)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針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破壞黨(dang) 的團結統一的分裂行為(wei) ，以及王明在組織上鬧獨立性、不服從(cong) 中央、破壞中央權威等嚴(yan) 重破壞紀律的行為(wei) ，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dong) 在黨(dang) 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hui) 上強調，“必須對黨(dang) 員進行有關(guan) 黨(dang) 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dang) 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dang) 員能監督黨(dang) 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11月6日，全會(hui) 製定並通過了《關(guan) 於(yu) 中央委員會(hui) 工作規則與(yu) 紀律的決(jue) 定》《關(guan) 於(yu) 各級黨(dang) 部工作規則與(yu) 紀律的決(jue) 定》和《關(guan) 於(yu) 各級黨(dang) 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jue) 定》，以黨(dang) 內(nei) 法規的形式明確了黨(dang) 中央是全黨(dang) 的最高領導，並且強調了從(cong) 言論、行動上同黨(dang)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原則。

　　劉少奇在《黨(dang) 規黨(dang) 法的報告》中，建議全會(hui) 把三個(ge) 決(jue) 定“發出教育全黨(dang) 同誌，為(wei) 黨(dang) 的建設的一課”。黨(dang) 中央通過在全黨(dang) 、全軍(jun) 開展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運動以及整風運動和黨(dang) 史學習(xi) 教育，最終糾正了張國燾分裂黨(dang) 、分裂紅軍(jun) 的錯誤和王明的“左”、右傾(qing) 錯誤，不僅(jin) 使全黨(dang) 全軍(jun) 有效維護了黨(dang)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而且在黨(dang) 的七大上實現了毛澤東(dong) 提出的“向中央基準看齊”，達到了“兩(liang) 個(ge) 空前”：全黨(dang) 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dong) 同誌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dong) 的旗幟下了。

　　組織紀律是延安時期黨(dang) 紀教育的核心

　　組織紀律教育是黨(dang) 紀教育的“根”，是延安時期紀律建設、黨(dang) 紀教育的核心，重點是反對宗派主義(yi) 、山頭主義(yi) 和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做到“四個(ge) 服從(cong) ”。當時，針對黨(dang) 內(nei) 存在政治上自由行動，組織上自成係統、自成局麵，思想意識上的個(ge) 人主義(yi) 等違反黨(dang) 性的傾(qing) 向，毛澤東(dong) 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hui) 上首次提出“四個(ge) 服從(cong) ”。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guan) 於(yu) 增強黨(dang) 性的決(jue) 定》，要求全黨(dang) 黨(dang) 員，尤其是幹部黨(dang) 員不斷增強黨(dang) 性鍛煉，嚴(yan) 格遵守“四個(ge) 服從(cong) ”的基本原則，反對分散主義(yi) 、獨立主義(yi) 、個(ge) 人主義(yi) ，使黨(dang) 更進一步成為(wei) 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黨(dang) 。

　　1942年，中央組織部選派十多名幹部赴敵占區工作，有7人以各種理由推諉拖延，拒絕服從(cong) 組織決(jue) 定。為(wei) 了增強黨(dang) 員幹部黨(dang) 性，強化服從(cong) 組織決(jue) 定的紀律觀念，9月，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yun) 撰寫(xie) 了《延安新幹部黨(dang) 性薄弱現象及如何增強其黨(dang) 性問題》一文，指出要通過加強黨(dang) 性教育和紀律教育來增強黨(dang) 員幹部的黨(dang) 性，特別強調絕不允許和組織決(jue) 定講價(jia) 錢。10月19日，中央黨(dang) 務委員會(hui) 決(jue) 定對公開拒絕分配的7名黨(dang) 員給予紀律處分，同時對勇於(yu) 接受工作的9位同誌予以獎勵。

　　此外，劉少奇、任弼時等黨(dang) 的領導人還多次通過寫(xie) 文章、作報告、講黨(dang) 課，教育黨(dang) 員、學員要嚴(yan) 格遵守黨(dang) 的紀律，把服從(cong) 黨(dang) 的利益，遵守黨(dang) 的紀律，服從(cong) 黨(dang) 的組織，百折不撓地執行黨(dang) 的決(jue) 議作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員的標準”和“測量黨(dang) 員黨(dang) 性”的主要內(nei) 容。

　　1945年5月，劉少奇《關(guan) 於(yu) 修改黨(dang) 章的報告》指出，黨(dang) 章規定的“四個(ge) 服從(cong) ”原則必須無條件地執行，不能以能力之強弱、地位之高低、黨(dang) 齡之長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作為(wei) 服從(cong) 的條件。從(cong) 黨(dang) 的七大開始，“四個(ge) 服從(cong) ”被寫(xie) 進黨(dang) 章。1982年黨(dang) 的十二大通過的黨(dang) 章對“四個(ge) 服從(cong) ”作了新的表述，沿用至今。

　　廉潔紀律是延安時期黨(dang) 紀教育的防線

　　延安時期，為(wei) 了嚴(yan) 肅地堅決(jue) 地保持共產(chan) 黨(dang) 員的純潔性，防止滋生腐敗現象，黨(dang) 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十分重視廉潔紀律教育，多管齊下築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

　　一是教育導廉。延安時期堅持理論教育與(yu) 實踐教育相結合、集中教育與(yu) 日常教育相結合、案例警示教育與(yu) 模範榜樣教育相結合，提高了黨(dang) 員幹部追求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內(nei) 在自覺。

　　二是懲腐促廉。堅決(jue) 懲處腐敗，以懲促教，是延安時期廉潔紀律教育最有效的手段。1942年11月，毛澤東(dong) 在西北局高幹會(hui) 上講解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指出“黨(dang) 必須經常改善自己的社會(hui) 成分，消除那些腐化黨(dang) 的機會(hui) 主義(yi) 分子”。如肖玉璧作為(wei) 老紅軍(jun) ，戰功赫赫，身上有90多處傷(shang) 疤。但是，他在擔任靖邊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期間貪汙公款、倒賣物資，被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處死刑，起到了極大的震懾和警示教育作用。《解放日報》發布消息和評論，指出“在‘廉潔政治’的地麵上，不允許有一個(ge) ‘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三是領袖示廉。黨(dang) 的領袖群體(ti) 以身作則的廉政為(wei) 民形象對延安時期的廉潔紀律教育起到了巨大的示範和帶動作用。毛澤東(dong) 在延安楊家嶺親(qin) 手開荒種菜，周恩來、任弼時被評為(wei) 紡線能手，朱德背上糞筐拾糞積肥。中央領導和普通士兵一樣，吃的是小米飯，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土窯洞……黨(dang) 的領袖群體(ti) 嚴(yan) 於(yu) 律己、清正為(wei) 民的形象動員感召著廣大黨(dang) 員幹部始終保持共產(chan) 黨(dang) 員的政治本色。

　　四是製度保廉。1941年5月1日，經毛澤東(dong) 加寫(xie) 和改寫(xie) 、中央政治局批準發布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yan) 懲公務人員之貪汙行為(wei) ”，強調“共產(chan) 黨(dang) 員有犯法者從(cong) 重治罪”。施政綱領不僅(jin) 適用於(yu) 陝甘寧邊區，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均可施行，綱領的施行使邊區政府成為(wei) 了“十個(ge) 沒有”和“隻見公仆不見官”的廉潔勤儉(jian) 政治模範區。通過築牢思想防線、嚴(yan) 懲腐敗分子、建立健全法製等措施，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在中國曆史上矗立起了一座廉潔政治的豐(feng) 碑。

　　群眾(zhong) 紀律是延安時期黨(dang) 紀教育的重點

　　群眾(zhong) 紀律教育是黨(dang) 紀教育的“魂”，是延安時期紀律建設、黨(dang) 紀教育的重中之重，核心是踐行黨(dang) 的性質宗旨，確保群眾(zhong) 路線的貫徹執行，密切黨(dang) 同人民群眾(zhong) 的血肉聯係。

　　一是教育軍(jun) 隊嚴(yan) 明紀律、秋毫無犯。毛澤東(dong) 通過作報告、發電報、作指示等多種形式，對軍(jun) 隊進行群眾(zhong) 紀律教育。他指出，軍(jun) 隊不要忘本，本就是工農(nong) 。要充分注意群眾(zhong) 工作，仔細地建立與(yu) 群眾(zhong) 的關(guan) 係，要同群眾(zhong) 打成一片，忠實地為(wei) 人民服務。任何部隊，在每一次行動前，必須進行一次公開的全體(ti) 的紀律教育。如1937年10月30日，毛澤東(dong) 致電王兆相等並告八路軍(jun) 總部、第一二O師：“十分注意部隊的紀律，無論如何困難，不得亂(luan) 拿工農(nong) 一草一木，每天出發訓話一次。”

　　二是教育黨(dang) 員幹部牢固樹立群眾(zhong) 觀點，密切聯係人民群眾(zhong) 。群眾(zhong) 是我們(men) 最後的依靠，也是抗戰的最後依靠。我們(men) 黨(dang) 沒有人民，便等於(yu) 魚沒有水，便沒有生存的必要條件。1939年11月1日，毛澤東(dong) 在討論《中央關(guan) 於(yu) 深入群眾(zhong) 工作的決(jue) 定》草案時，指出脫離群眾(zhong) 是一種罪惡，要進一步地依靠群眾(zhong) ，把群眾(zhong) 工作好壞作為(wei) 判斷黨(dang) 的工作好壞的主要條件。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的習(xi) 仲勳，長期關(guan) 心群眾(zhong) 生活，在群眾(zhong) 中享有很高威望。1944年11月5日，《解放日報》刊載了習(xi) 仲勳在綏德分區司法會(hui) 議上的講話《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在第一部分“把屁股坐得端端的”中，要求“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麵，坐得端端的”。

　　三是教育全黨(dang) 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1944年9月8日，毛澤東(dong) 出席普通戰士張思德的追悼會(hui) 並發表了著名的《為(wei) 人民服務》，強調我們(men) 的共產(chan) 黨(dang) 和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軍(jun) 隊完全是為(wei) 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wei) 人民利益工作的。從(cong) 黨(dang) 的七大開始，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這個(ge) 黨(dang) 的根本宗旨以及群眾(zhong) 路線這個(ge) 黨(dang) 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被寫(xie) 入黨(dang) 章，一直沿用至今。

　　總之，延安時期的黨(dang) 紀教育，使全黨(dang) 統一了思想、純潔了組織、聯係了群眾(zhong) 、凝聚了力量，實現了“三多三少”：講個(ge) 人要求的少了，服從(cong) 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yi) 現象少了，嚴(yan) 守紀律的人多了。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dong) 總結黨(dang) 成立以來28年的革命經驗指出，“一個(ge) 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zhong) 的黨(dang) ”，是我們(men) 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延安時期的黨(dang) 紀教育啟示我們(men) ：推進黨(dang) 紀學習(xi) 教育，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多管齊下和知行統一，既要教育黨(dang) 員特別是黨(dang) 員幹部搞清楚黨(dang) 的紀律規矩是什麽(me) ，又要弄明白能幹什麽(me) 、不能幹什麽(me) ，把遵規守紀刻印在心，外化於(yu) 行，以嚴(yan) 明的紀律確保全黨(dang) 自覺同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wei)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麵推進強國建設、民族複興(xing) 偉(wei) 業(ye) 提供堅強紀律保障。

　　(作者分別為(wei) 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教學科研部教授、中國延安幹部學院人力資源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