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際上又出現了一波“唱衰中國經濟”的悲觀論調，認為(wei) “中國陷入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衰退”“人口紅利消失”“中國經濟見頂”等。對此，我們(men) 需要全麵客觀辯證認識。毋庸諱言，當前中國確實麵臨(lin) 複雜的經濟形勢，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會(hui) 衰退。相反，中國經濟正在回升向好，發展前景光明，這有著深刻的曆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

　　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shu)

　　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輿論場曾經出現過幾次“唱衰中國經濟”的高潮。現在來看，其論調都是錯誤的。

　　比如，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形勢嚴(yan) 峻。國際上，東(dong) 歐和蘇聯發生劇變，國際社會(hui) 主義(yi) 處於(yu) 低潮;國內(nei) 經濟正處在治理整頓的調整期，加之西方國家對我國“經濟製裁”的影響，1989年和1990年我國經濟增速隻有4.2%和3.9%。在此背景下，國際上一些關(guan) 於(yu) “中國經濟崩潰”的言論甚囂塵上。而事實是，隨著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dang) 的十四大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目標，中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1991—1995年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年均增長12.3%，五年增速分別為(wei) 9.3%、14.2%、13.9%、13.0%、11%。

　　又如，1997—2001年，中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國際上，1997年2月爆發了亞(ya) 洲金融危機，同時以信息技術為(wei) 代表的科技革命突飛猛進，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在國內(nei) ，我國商品供求格局從(cong) 長期短缺為(wei) 主變為(wei) 總體(ti) 上供大於(yu) 求，產(chan) 能過剩問題突出，物價(jia) 低位運行，經濟增速下降。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國經濟學家再次拋出“中國經濟崩潰論”。而事實是，針對當時內(nei) 需不足、外需下滑、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黨(dang) 中央果斷實施了擴大內(nei) 需的方針，同時采取有力措施推進國有企業(ye) 、政府機構、金融體(ti) 製、住房製度、財稅製度等改革，積極主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宏觀政策調控的共同作用下，我國不僅(jin) 頂住了金融危機衝(chong) 擊，阻止了經濟增速的下滑，還在2000年後進入了一輪經濟高速增長周期。2001—2005年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分別增長8.3%、9.1%、10%、10.1%和11.4%，五年平均增長9.8%。特別是開放型經濟快速發展， 2001—2005年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24.6%，外資大幅增長有力帶動了國內(nei) 經濟發展。

　　再如，2007年後受國際金融危機衝(chong) 擊，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增速由2006年的12.7%、2007年的14.2%下降到2008年的9.7%。在此背景下，國外一些學者認為(wei) 中國經濟會(hui) 衰退。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中國會(hui) 崩潰嗎?》(Will China break?)，認為(wei) 當時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製造業(ye) 發展模式會(hui) 受到衝(chong) 擊，同時房地產(chan) 泡沫破裂將進一步導致經濟崩潰。而事實是，中國政府通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鬆貨幣政策，有效化解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10年，中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超過40萬(wan) 億(yi) 元，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製造業(ye) 第一大國;對外開放邁上新台階，2006—2010年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5.9%，並於(yu) 2010年成為(wei) 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

　　再比如，2010年後，隨著我國勞動力等經濟發展條件發生變化，加之國際金融危機和隨後發生的歐洲主權債(zhai) 務危機持續發酵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2015年前後我國經濟運行出現“四降一升”態勢。在此背景下，國際上再次出現“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認為(wei) 中國經濟將麵臨(lin) 增長停滯甚至經濟危機。而事實是，針對當時形勢，黨(dang) 中央及時作出了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jue) 策部署，采取“三去一降一補”和“破、立、降”等措施，促使經濟企穩回升，經濟發展進入高質量發展軌道，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成效得到國際國內(nei) 廣泛認同和積極評價(jia) 。

　　“唱衰論”者存在認識誤區

　　為(wei) 什麽(me) “唱衰中國經濟”者一錯再錯?究其原因，在於(yu) 其對中國經濟強大韌性和發展規律存在認知偏差與(yu) 誤區。

　　一是簡單用西方理論來分析和判斷中國經濟發展前景。西方經濟理論主要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實踐經驗的總結，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yi) ，但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金科玉律”，更不能被簡單複製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於(yu) 轉型發展中的大型經濟體(ti) 。不能斷定隻要經濟發展中出現了發達國家曾經有過的問題，就必然會(hui) 出現經濟衰退等現象。曆史經驗多次證明，西方經濟理論不能被神化，許多發展中國家不結合本國國情而簡單地生搬硬套，並沒有取得經濟發展成功，甚至適得其反，一些國家還長期陷入經濟停滯和政治動蕩。而中國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方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偉(wei) 大成就，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展現出光明前景。

　　二是過分誇大短期、局部問題，低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看經濟形勢要從(cong) 發展看運行，既要看短期，又要看長期;既要看局部，更要看全局。不能用過去的經驗簡單套用到中國，更不能用“顯微鏡”“近視鏡”看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和風險。事實上，現在回頭去看，許多問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沒有當時想象得那麽(me) 大。究其原因，在於(yu) 中國是一個(ge) 大型經濟體(t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在應對重大風險和挑戰方麵具有獨特優(you) 勢，且中國經濟發展總體(ti) 上仍處於(yu) 上升時期。因此，中國經濟具有很強的抗衝(chong) 擊能力和自我穩定、自我修複能力，在遭遇衝(chong) 擊後，短期調整在所難免，但之後總能不斷開辟新的發展空間。

　　三是對中國經濟發展認識研究不夠充分，有的存在主觀偏見或狹隘私利。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於(yu) 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因此，分析研究中國經濟需要把經濟規律與(yu) 中國國情、發展階段相結合。但一些“唱衰論”者對中國經濟缺乏全麵深入的研究，甚至有的學者很少來中國。例如，克魯格曼曾在2015年發表聲明稱，“我不是中國專(zhuan) 家，我講的很多東(dong) 西都是聽別人說的”。此外，還有一部分“唱衰論”者是為(wei) 了博眼球、掙流量，甚至有個(ge) 別人是利用“唱衰中國”而在資本市場上獲利。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不會(hui) 改變

　　當前，我國經濟正進入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guan) 鍵時期。在這個(ge) 過程中，難免會(hui) 遇到各種問題和挑戰，甚至會(hui) 經曆必要的陣痛，但中國經濟發展有底氣、有優(you) 勢、更有機遇，其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hui) 改變。

　　第一，經濟發展的基本盤穩固，新動能不斷發展壯大。經過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積累起龐大的物質技術基礎，國內(nei) 市場需求規模巨大，為(wei) 我國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應對風險挑戰提供了堅實支撐。比如，目前我國汽車保有量達3.36億(yi) 輛，每年按10%更新計算，市場規模就超過3000萬(wan) 輛。從(cong) 住房需求來看，盡管居民住房“有沒有”的問題基本解決(jue) ，但尚未完全解決(jue) “好不好”的問題，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仍有較大發展潛力。美國、日本、歐元區等發達經濟體(ti) 已完成城市化，但其人均居住消費支出在家庭消費支出中占比仍在30%以上，而我國目前僅(jin) 為(wei) 25%左右。從(cong) 科技創新來看，盡管一些國家不斷加大對我國高技術產(chan) 業(ye) 的遏製圍堵力度，推動“脫鉤”“斷鏈”，但難以阻擋我國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升級步伐。事實上，從(cong) 曆史經驗來看，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一些國家對我國科技企業(ye) 的打壓，反而會(hui) 加速我國自主創新步伐。2022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為(wei) 3.08萬(wan) 億(yi) 元，同比增加10.11%，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比重達到2.5%，接近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與(yu) 此同時，我國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紮實推進，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不斷發展壯大，已在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經濟等新賽道處於(yu) 世界領先水平。

　　第二，人力資源、資本形成、基礎設施、產(chan) 業(ye) 體(ti) 係等綜合優(you) 勢突出，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盡管人口總量和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將對經濟增長產(chan) 生一定影響。但要看到，相較於(yu) 人口規模，影響經濟中長期增長的關(guan) 鍵因素是人口素質。2023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仍有8.65億(yi) 人，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超過2.4億(yi) 人。從(cong) 投資看，2023年我國儲(chu) 蓄率仍處於(yu) 較高水平，投資潛力較大。此外，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形成了較為(wei) 完善和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網絡，綜合交通網、發電裝機、電網、5G網絡等規模均居世界第一，同時建成了規模龐大、體(ti) 係完備和配套能力強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根據國內(nei) 外多家研究機構的測算，在基準情形下，“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為(wei) 4.5%左右，“十六五”時期為(wei) 4.0%左右;在樂(le) 觀情形下，“十五五”“十六五”時期分別可達4.8%和4.3%，能夠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

　　第三，麵臨(lin) 新的戰略機遇，新型工業(ye) 化、新型城鎮化發展空間廣闊。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迅猛發展帶來新機遇。當前，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學、新能源等為(wei) 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進入突破發展時期，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向縱深推進，為(wei) 我國發揮優(you) 勢、發展新質生產(chan) 力、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大戰略機遇。曆史經驗反複證明，在曆次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革命中，總有一些國家抓住機遇，後來居上，實現跨越式發展。二是需求結構升級帶來新機遇。“十五五”時期，我國將曆史性邁進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群體(ti) 預計超過5億(yi) 人，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zhong) 對優(you) 質產(chan) 品和服務的需求將不斷增加，教育、醫療、文化、旅遊、養(yang) 老等服務業(ye) 將較快發展。三是城市轉型發展帶來新機遇。2023年我國城鎮化率為(wei) 66.16%，距發達國家水平還相差10多個(ge) 百分點。同時，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潛力較大，2023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jin) 為(wei) 47.7%，還有近3億(yi) 在城鎮務工經商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未實現市民化。據經合組織相關(guan) 研究，若這部分人擁有城市戶籍並享有與(yu) 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其實際消費水平將提高30%左右。此外，全球治理體(ti) 係變革、綠色低碳轉型等也為(wei) 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當然也應看到，我國經濟發展仍麵臨(lin) 新的困難和挑戰。但這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是成長的“煩惱”，而經濟發展的主流和大趨勢沒有改變。曆史和現實證明，中國經濟從(cong) 來都是在風雨中成長、在砥礪中前行，風高浪急的外部壓力，必將激發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強勁動能。隻要我們(men) 發揮自身優(you) 勢，正視困難問題，著力深化改革開放，中國必將不斷創造新的經濟發展奇跡，中華民族必將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wei) 大複興(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