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口研究領域的絕大多數學者已達成一個(ge) 共識：生育率下降是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結果。長期以來，主要在人口學、經濟學和社會(hui) 學等領域，相關(guan) 研究文獻也多把一般表述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用一些具體(ti) 的因素或變量來呈現，用以解釋生育率的下降。不過，如果隻是平鋪直敘地回顧汗牛充棟的相關(guan) 經驗研究，不僅(jin) 會(hui) 遇到掛一漏萬(wan) 的難題，而且往往也會(hui) 導致邏輯上的不完整。因此，本文嚐試構建一個(ge) 邏輯簡潔有力的框架，據此對解釋生育率下降的相關(guan) 理論做一個(ge) 高度概括的綜述。

　　在這方麵最基礎的理論框架是人口學家提出並逐步完善的“人口轉變理論”。該理論揭示了生育率隨著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提高而趨於(yu) 下降的原理和機製，指明了人口轉變經曆的三個(ge) 階段，即從(cong)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長率”組合的早期階段，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組合的過渡階段，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組合的新的人口階段(Caldwell,1976)。在世界各國人口轉變的曆史中，這個(ge) 具有曆史縱深感和宏大視野的理論假設得到了反複驗證，主要表現為(wei) 生育率下降。

　　而經濟學家在這個(ge) 領域的經典貢獻可以概括為(wei) “孩子效用論”，即認為(wei) 孩子像耐用消費品一樣對父母具有實際效用，因此可以從(cong) 家庭微觀決(jue) 策來解釋人們(men) 的生育意願及其變化。加裏·貝克爾(Gary Becker)可以說是這一理論框架的集大成者、現代形態的奠基者和代表性人物。他指出，父母對孩子有實際意義(yi) 上的需求和情感上的依賴，並從(cong) 孩子身上獲得滿足(Becker,1960;Barro & Becker,1989)。在此基礎上，諸多研究者都嚐試找出影響生育行為(wei) 的具體(ti) 變量，並在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眾(zhong) 多國家進行經驗檢驗(Wu,2017)。

　　依據“孩子效用論”的分析框架，家庭的生育決(jue) 策是對生育孩子的收益和成本進行比較之後做出的。一方麵，家庭從(cong) 孩子身上預期獲得的效用可以包括：孩子作為(wei) 家庭勞動力，以就業(ye) 收入供養(yang) 家庭;子女，特別是男孩承擔家庭養(yang) 老責任;從(cong) 養(yang) 育和培育孩子中獲得樂(le) 趣及成就感，並在老年時期從(cong) 子女身上獲得精神慰藉。另一方麵，家庭在孩子身上也要付出不菲的成本，包括花費在生育、養(yang) 育、教育(簡稱“三育”)上的直接支出，以及與(yu) 父母特別是母親(qin) 的就業(ye) 、家庭物質消費和娛樂(le) 支出、孩子數量與(yu) 質量之間取舍權衡的機會(hui) 成本。由於(yu) 這些收益和成本的內(nei) 容隨時間而不斷變化，在不同發展階段迥然不同，人們(men) 的生育觀和生育意願也具有隨發展階段而變化的特征。不過，雖然研究者普遍接受的這一理論範式對於(yu) 生育率的下降具有更好的解釋力，但一旦低生育率成為(wei) 普遍現象因而需要探討提高生育率的因素時，上述傳(chuan) 統範式便頗顯捉襟見肘。

　　如果把家庭生育決(jue) 策隨時間變化的這種特征加總為(wei) 宏觀趨勢，便可以從(cong) 跨國數據中看到，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與(yu) 生育率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guan) 關(guan) 係，即從(cong) 長期來看，隨著人均GDP的提高，生育率趨於(yu) 降低(見圖1)。因此，人均GDP常常被視為(wei) 影響生育率諸發展因素的代理指標。然而，這種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範式仍然有局限性。此外，GDP這一指標本身的優(you) 勢和缺陷也使得以人均GDP作為(wei) 生育率變化的解釋變量不僅(jin) 在理論上缺乏自洽性，而且在統計解釋上也並不理想。也就是說，除了統計相關(guan) 性和顯著性之外，它不能告訴人們(men) 任何具有政策意涵的信息。下文的分析將表明，過度依賴人均GDP解釋力的範式往往會(hui) 把研究帶入窘境，既難以增進對生育率變動背後的現實驅動力的認識，也無法據此提出有助於(yu) 提高生育意願的政策結論。具體(ti) 來說，由此可能產(chan) 生兩(liang) 個(ge) 悖論。一是關(guan) 於(yu) 生育率變化的理論預期與(yu) 政策目標經常處於(yu) 對立狀態。傳(chuan) 統理論幾乎無法為(wei) 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意圖提供必要的指引。二是關(guan) 於(yu) 生育率下降的理論解釋相對單一，促進生育的政策措施卻頗顯碎片化傾(qing) 向。因此，如果希望改變這一範式，就需要拓寬視野，找到一個(ge) 比人均GDP的信息更充分、信息基礎更廣泛的概念。

　　首先，人均GDP對生育率的解釋力隻是單向的。GDP增長總體(ti) 上度量的是經濟意義(yi) 上的進步，並且人均GDP的提高與(yu) 生育率的下降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guan) 關(guan) 係，可以據此在一定程度上對因果關(guan) 係做出理論解釋。然而，生育率從(cong) 極低水平向更可持續水平回升的現象則難以在同一個(ge) 框架中得到解釋。瑞典經濟學家岡(gang) 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曾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與(yu) 生育率的關(guan) 係做出了開創性分析，也最早觸及這個(ge) 關(guan) 係中潛在的“悖論”。他一方麵著眼於(yu) 探討生育率回升到更可持續水平的途徑，另一方麵也特別強調不能以“非期望的生育”(undesired birth)來彌補孩子的不足，不能以經濟社會(hui) 的倒退為(wei) 代價(jia) 來達到提高生育率的目標(Myrdal,1962:188-190)。

　　其次，GDP的內(nei) 涵及外延與(yu) 生育率的關(guan) 係並不對稱。一方麵，這個(ge) 對國家每年生產(chan) 的產(chan) 品和服務增加值進行加總的指標包括對生育率回升產(chan) 生不利影響的事物，例如對環境的汙染、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對生態的破壞等不可持續的經濟活動，以及濫用藥物、吸煙、酗酒等損害人力資本的支出行為(wei) ，等等。另一方麵，它卻未包括有利於(yu) 提高生育率的事物，例如不能直接和有效地度量諸如教育、健康、精神享受等與(yu) 人的全麵發展相關(guan) 的因素，也無法反映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務等包容性發展指標，特別是當“三育”、照護等具有社會(hui) 必要性的活動以家務勞動方式提供時，這些活動便被GDP的統計排除在外了。可見，GDP從(cong) 誕生伊始就麵臨(lin) 的種種詬病(馬蘇德，2016)在評估該指標對生育率的解釋力時也同樣適用。

　　最後，社會(hui) 流動性有資格作為(wei) 生育率變化的最基礎的解釋變量。社會(hui) 流動性涉及的問題十分廣泛，往往需要在諸多相關(guan) 的語境中觀察和研究(OECD, 2010)。首先，社會(hui) 分層和社會(hui) 群體(ti) 類型劃分是社會(hui) 流動問題產(chan) 生的原因、認識的出發點和判斷的基準點。其次，根據社會(hui) 流動問題的產(chan) 生原因、決(jue) 定因素和度量方法等，從(cong) 類型上可以將其區分為(wei) 代內(nei) 流動和代際流動、絕對流動和相對流動等。再次，從(cong) 表現形態上，社會(hui) 流動性涉及教育、健康、職業(ye) 、收入、財富、性別和種族等差別。最後，不盡相同的經濟社會(hui) 背景和發展水平導致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存在社會(hui) 流動性差異。例如，詹姆斯·赫克曼等(Heckman & Mosso,2014)把關(guan) 注的重點放在影響社會(hui) 流動的技能形成上，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和集成經驗證據指出，技能作為(wei) 由認知、個(ge) 性、偏好和健康等多維因素決(jue) 定的行為(wei) 能力，其形成並非技術層麵的事，而是與(yu) 阿馬蒂亞(ya) ·森和瑪莎·努斯鮑姆提出的“行為(wei) 能力”方法(“capacities” approach)有著內(nei) 在的聯係(Stanton,2007)，進而可以從(cong) 涵蓋全生命周期的社會(hui) 福利體(ti) 係以及由此帶來的人類發展中獲得保障。

　　迄今為(wei) 止，在對GDP進行修正和補充的種種嚐試中，獲得較廣泛認可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製的人類發展指數(HDI)。該指標保留了人均GDP的內(nei) 容，同時增加了體(ti) 現健康和教育進步的指標構成，更加突出了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的發展意涵。與(yu) GDP相比，這個(ge) 合成的指數不僅(jin) 內(nei) 涵更廣泛，而且具有反映發展動態的特征，即在HDI中體(ti) 現的人類發展水平既是已經達到的階段性目標，也是繼續取得進步的可持續手段。我們(men) 可以發現，無論是從(cong) 超越人均GDP的人類發展內(nei) 涵來看，還是從(cong) 個(ge) 人或家庭本位出發認識發展的動態性來看，HDI反映的是一種社會(hui) 流動性;同時，就其理論、現實和統計意涵而言，HDI也是一個(ge) 能夠對生育率做出更好解釋的概念。

　　本文的其餘(yu) 四個(ge) 部分將分別闡釋以下問題。首先，基於(yu) 統計上的生育率跨國比較結果，同時結合聯合國生育意願調查得出的結論，本文假設存在一個(ge) 相當於(yu) 更替生育水平的“普世的生育率”，並由此推論出一個(ge) 生育率變動的“趨中律”：各國的生育率分別從(cong) 上方和下方向這一普世的生育水平趨同。其次，本文將論證社會(hui) 流動性對生育率的顯著影響，揭示缺乏社會(hui) 流動性是抑製生育意願的現實因素。在超越卻不脫離GDP的前提下，我們(men) 將更加側(ce) 重於(yu) 把HDI作為(wei) GDP的替代指標，探討人類發展指數或社會(hui) 流動性與(yu) 生育率之間的理論關(guan) 係。再次，本文將結合中國的現實，從(cong) 實證角度討論社會(hui) 流動性的影響因素和變化趨勢，以及社會(hui) 流動性對生育意願的影響。最後，文章將著眼於(yu) 增強社會(hui) 流動性和提高生育意願，揭示本研究的政策意涵並提出建議。

　　二、普世的生育率與(yu) 不對稱的“趨中律”

　　將人口轉變理論與(yu) 孩子效用論相結合，可以得到一個(ge) 認識生育率變化的有益框架。無論是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時間序列數據反映的發展過程，還是跨國數據體(ti) 現的國家之間差異，都揭示出生育率隨著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一般趨勢。從(cong) 這個(ge) 一般趨勢似乎可以推論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具有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之間，期望的生育率應該是不一樣的。例如，姚從(cong) 容等(2010)對中國生育意願的研究綜述顯示，處於(yu) 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域之間、城鄉(xiang) 之間和人口群體(ti) 之間，生育動機和意願生育子女數等方麵存在差異。從(cong) 時間維度來研究也可以發現，一方麵，生育意願在不同的時期存在差異，另一方麵，這些差異具有隨時間而縮小的傾(qing) 向。

　　然而，期望的孩子數量或者說一般調查中得到的生育意願終究是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的產(chan) 物。也就是說，如果把家庭或個(ge) 人麵臨(lin) 的各種約束條件考慮在內(nei) ，人們(men) 在調查中報告的意願生育子女數通常既非普世水平，也不是實際水平，而是處在理想與(yu) 現實的交接點上。反過來說，如果能夠排除各種客觀的約束條件，則可以得到一個(ge) 無條件的生育意願，或者普世的生育率。聯合國的人口意願調查顯示，在有著極高和極低生育率的國家和地區中間，兩(liang) 個(ge) 孩子大體(ti) 是人們(men) 的平均生育意願。值得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平均生育意願不應被看作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之間差異巨大的生育意願的平均值，而不妨設想為(wei) 隨著發展階段變化或約束條件放寬逐漸調適形成的趨同態勢。換句話說，即使一個(ge) 國家的實際生育率在某一時點上與(yu) 這個(ge) 生育意願並不一致，正常的發展趨勢也傾(qing) 向於(yu) 促進這種生育意願的形成(UNPD,2019:9)。

　　因此，更替水平生育率2.1同時也是普世的意願生育率。這方麵的經驗證據相當充分。例如，托馬斯·索伯塔等總結了大量調查結果，表明在歐洲國家存在著家庭的理想生育率向更替水平趨同的現象。他們(men) 還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概括了兩(liang) 個(ge) 孩子作為(wei) 理想子女數的優(you) 越性，即保持性別平衡、防止嬌生慣養(yang) 、形成同伴效應、充當保險策略以及符合社會(hui) 規範，等等(Sobotka & Beaujouan,2014)。我們(men) 把包括194個(ge) 國家和地區的聯合國統計的跨國數據與(yu) 這個(ge) 普世生育率進行比較(圖2)，可以預期一種情形：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之上的國家的生育率將經曆或快或慢的下降;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之下的國家的生育率存在提高的潛在可能性。或者說，世界各個(ge) 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具有一種潛在傾(qing) 向——以更替水平或意願生育率為(wei) 目標趨同，或稱“趨中律”(regression to the mean)。生育率從(cong) 高水平向更替水平降低幾乎是確定的趨勢，現實中此類案例俯拾皆是;而從(cong) 極低生育率回歸更替水平的情形尚不具有確定性，現實中此類案例屬於(yu) 鳳毛麟角。因此，我們(men) 把這個(ge) 趨同現象稱為(wei) 不對稱的“趨中律”。撇開曆史過程中的非常規幹擾，消除現實中的意外扭曲，生育率的變化通常遵循這個(ge) “趨中”軌跡。

　　需要探究的是現實中是否真的發生了這種趨中的情形。從(cong) 世界範圍來觀察，確實可以看到各國生育率向普世生育意願趨同的傾(qing) 向，盡管具有不對稱的特點。在圖3中，我們(men) 選擇的四組國家整體(ti) 上囊括了處於(yu) 不同發展水平、經曆著不同生育率變化趨勢的幾種類型。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觀察到以下事實。首先，以一國人均收入界定的發展階段或人口轉變階段決(jue) 定著生育率的變動方向。這一趨勢在一國處於(yu) 較低發展階段時最為(wei) 顯著。其中，有些人均收入中等偏上的國家的生育率已經從(cong) 極高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圖3a)，而處於(yu) 較低人均收入水平的國家的生育率尚在下降的過程中(圖3b)。其次，就具體(ti) 國家而言，也存在經濟發展階段與(yu) 人口轉變階段脫節的情況。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處於(yu) 臨(lin) 近跨進高收入國家門檻的水平，其生育率仍然徘徊在更替水平;中國的人均收入比阿根廷略低，但生育率則低得多。最後，在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和高度性別平等兩(liang) 個(ge) 條件同時具備的條件下(如圖3c)，生育率的下降已經趨於(yu) 穩定，甚至初步呈現向普世生育率回升的趨勢(可參見UNPD,2019:9;Myrskyla et al.,2011)。同時，在那些雖具有很高人類發展水平但在性別平等方麵尚有不足的國家，生育率不僅(jin) 未顯現回升的跡象，甚至降低到難以逆轉的程度(如圖3d中的日本、韓國和希臘)。

　　進一步把圖3c和圖3d所列舉(ju) 的兩(liang) 組國家進行對比，可以獲得關(guan) 於(yu) 生育率如何才有機會(hui) 回升的較為(wei) 豐(feng) 富的信息。表1列出了與(yu) 國家整體(ti) 社會(hui) 流動性相關(guan) 的指標排名，包括HDI、社會(hui) 流動指數、性別不平等指數、反映性別就業(ye) 平等的女性勞動參與(yu) 率相當於(yu) 男性的百分比(表1中簡稱為(wei) “女性就業(ye) ”)以及幸福指數。一個(ge) 國家在這些指標上所處的位置通常與(yu) 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關(guan) ，但也存在社會(hui) 流動性與(yu) 人均收入水平產(chan) 生一定背離的情形。從(cong) 表1中可以看見，圖3c中包括的四個(ge) 歐洲國家在社會(hui) 流動性方麵的世界排名都處於(yu) 前列，所以這些國家的生育率在20世紀60年代末(其中冰島是1984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後並沒有一路跌落不止，而是在波動中有所回升，在高收入國家中始終居於(yu) 較高水平。與(yu) 之相反，日本、韓國和希臘雖然也處於(yu) 高收入國家行列，但其社會(hui) 流動性卻遜於(yu) 前述國家，在幸福指數和性別平等方麵的表現也與(yu) 前述國家存在差距，因而生育率均降到很低的水平，並且目前尚未觀察到任何回升的跡象。與(yu) 這兩(liang) 組中的其他國家相比，無論是人均GDP，還是人類發展水平、社會(hui) 流動與(yu) 幸福指數，中國都仍然處於(yu) 趕超的過程中，在性別平等方麵的表現也不盡如人意。然而，如何在這個(ge) 階段就未雨綢繆，保持社會(hui) 的高度流動性，從(cong) 而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是當前中國麵臨(lin) 的重要政策抉擇。

　　三、社會(hui) 流動性與(yu) 生育率關(guan) 係的一般特征

　　鑒於(yu) 從(cong) 低生育水平回歸到2.1這個(ge) 普世暨更替水平既是中國麵臨(lin) 的嚴(yan) 峻且現實的挑戰，也是一個(ge) 理論和經驗尚不能提供現成答案的難題，我們(men) 最關(guan) 心的跨國經驗問題便是生育率能夠有所回歸的原因，以及生育率處於(yu) 極低水平且反彈乏力的原因。這裏的跨國數據比較所涉及的國家已經從(cong) 案例意義(yi) 上顯示，正是社會(hui) 流動性的不同使得不同組別的國家表現出生育率及其變動趨勢的差異。本文這一部分嚐試進一步闡釋社會(hui) 流動性與(yu) 生育率之間的關(guan) 係，進而揭示一些可以觀察到的事實。

　　社會(hui) 流動性是指在一個(ge) 社會(hui) 之中，個(ge) 人或家庭能夠通過自身努力顯著改善生活水平的概率。一般來說，一個(ge) 人的生命周期是觀察社會(hui) 流動性的恰當區間，然而，當社會(hui) 流動性弱到一定程度時，則會(hui) 表現為(wei) 社會(hui) 階層身份的代際傳(chuan) 遞。所以，在很多情況下，代際流動性是關(guan) 於(yu) 社會(hui) 流動水平的有益測量。研究表明，一個(ge) 社會(hui) 的收入差距水平越大，社會(hui) 流動性通常就越低(Corak,2013)。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統計分析，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與(yu) 父母對子女收入地位的影響程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相關(guan) 係數高達0.8572。經濟學家借用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小說的寓意，把根據這一關(guan) 係擬合的趨勢線稱作“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World Economic Forum,2020:10)。

　　值得指出的是，在世界經濟論壇的這份報告中，中國恰好處於(yu) 這條擬合曲線上麵。也就是說，在收入差距與(yu) 社會(hui) 流動性之間的關(guan) 係上，中國的表現符合統計規律，而不是一個(ge) “異常值”。不過，這條曲線中使用的是很多年以前的數據，例如，基尼係數是1990—1995年的平均值，當時中國的收入差距和社會(hui) 流動性尚差強人意。但是，如果把最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係數(2021年為(wei) 0.466)嵌入同一條曲線，則會(hui) 看到中國較大的收入差距與(yu) 趨於(yu) 弱化的社會(hui) 流動性。至於(yu) 這個(ge) 假設的情形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我們(men) 將在下一部分予以討論。在這裏，本文依據討論至此所涉及的中國社會(hui) 階層問題，簡要指出兩(liang) 個(ge) 需要雙管齊下的政策方向：其一，著力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避免社會(hui) 流動性的繼續弱化;其二，著力促使中國偏離“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即爭(zheng) 取成為(wei) 收入分配與(yu) 社會(hui) 流動性之間一般關(guan) 係範式的異常值。

　　社會(hui) 流動性可以從(cong) 諸多維度來觀察、度量和理解。這裏選擇一個(ge) 具有針對性的角度，即女性勞動參與(yu) 率如何影響生育率。這個(ge) 角度可以幫助我們(men) 獲得若幹觀察性事實。本文使用187個(ge) 國家和地區從(cong) 2011年到2021年共11年的數據，嚐試展示15~64歲女性的勞動參與(yu) 率與(yu) 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guan) 係(見圖4)。那麽(me) ，兩(liang) 者之間是否存在既有意義(yi) 又有顯著性的統計關(guan) 聯呢?如果直接觀察圖形的話，兩(liang) 個(ge) 指標之間的相互關(guan) 係顯得頗為(wei) 複雜，整體(ti) 來說難以看出什麽(me) 規律性。然而，借助於(yu) 理論和經驗，以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的一般關(guan) 係來引導我們(men) 的觀察，即可發現圖4中的曲線(5次多項式趨勢線)所提供的信息變為(wei) 有內(nei) 在邏輯的線索。這時，我們(men) 假設不同水平的總和生育率可以分別代表不同的發展階段，便可以從(cong) 中發現一些特征，它們(men) 即便不是特征化事實(stylized facts)，也至少可以說是觀察性事實(observed facts)。

　　在概括這些事實之前，我們(men) 先來看世界銀行對各個(ge) 國家和地區進行分組的兩(liang) 種方式。按照人均GNI進行的分組廣為(wei) 人知，另一個(ge) 不那麽(me) 為(wei) 人所知的分組是按照國家和地區生育率變化趨勢或者說所處的人口機會(hui) 窗口進行的分組。按照該標準，國家和地區同樣被分為(wei) 四個(ge) 組，分別是：前人口紅利國家(2015年總和生育率不小於(yu) 4，預計2015—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繼續增長);早期人口紅利國家(2015年總和生育率小於(yu) 4，預計2015—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繼續增長);晚期人口紅利國家(1985年總和生育率不小於(yu) 2.1，預計2015—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零增長或負增長);後人口紅利國家(1985年總和生育率即小於(yu) 2.1，預計2015—2030年人口進入零增長或負增長)(World Bank，2023)。下文的分析就著眼於(yu) 這兩(liang) 組中處於(yu) 不同發展階段、一一對應的就業(ye) 結構，以及農(nong) 業(ye) 就業(ye) 的性別變化特點(圖5)。

　　首先，極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極高的生育率均標誌著一個(ge) 國家處在很低的發展階段。一般來說，總和生育率在4及以上的情形對應著前人口紅利階段或低收入組國家。可以說，處在這樣的階段上的經濟體(ti) 仍然具有“馬爾薩斯貧困陷阱”的特征。平均而言，人們(men) 隻能掙到生存水平的工資，並且高生育率包括很大一部分屬於(yu) 非期望生育的嬰兒(er) 。在這種條件下，婦女(甚至兒(er) 童)參加就業(ye) 成為(wei) 生存的必需。正如在圖4中顯示的那樣，4或更高的生育率對應著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yu) 率。並且，在這個(ge) 發展階段，婦女就業(ye) 高度集中在農(nong) 業(ye) 。如圖5所示，無論是以人均GDP來衡量，還是以人口機會(hui) 窗口來衡量，都顯現出越是在較低的發展階段，女性在農(nong) 業(ye) 中就業(ye) 的比重越高。

　　其次，我們(men) 把生育率從(cong) 4降到2.1的情況看作一個(ge) 經濟體(ti) 處在逐漸開啟人口機會(hui) 窗口、開始收獲人口紅利的時期，這種情況大體(ti) 落在世界銀行分組的中等偏下收入(早期人口紅利)和中等偏上收入(晚期人口紅利)階段。一方麵，處於(yu) 這個(ge) 階段的國家漸漸擺脫了馬爾薩斯式的貧困惡性循環，由生存壓力造成的女性就業(ye) 不再是生存絕對必需的，因此女性勞動參與(yu) 率在一定時期內(nei) 有所下降。另一方麵，在這個(ge) 發展過程中，婦女參與(yu) 勞動力市場的意願其實是趨於(yu) 增高的。同時，受製於(yu) 較高的生育、養(yang) 育和教育(機會(hui) )成本，家庭的收入和時間預算趨於(yu) 拮據，職業(ye) 發展與(yu) 家庭發展矛盾日漸突出。因此，一般來說生育率在這一期間下降較快。

　　最後，總和生育率一旦降到2.1之下，女性勞動參與(yu) 率也相應地達到一個(ge) 很高的水平，可以說已經逐漸趨近於(yu) 峰值。由於(yu) 這個(ge) 生育率不僅(jin) 是保證人口穩定的更替水平，同時也符合普遍的生育意願，所以圍繞這個(ge) 生育水平便產(chan) 生“趨中”現象。從(cong) 潛力上說，更高的生育率會(hui) 繼續下降，過低的生育率有可能回升。一個(ge) 與(yu) 此相關(guan) 的現象是，當生育率下降，譬如說降到1.7以下時，經濟體(ti) 之間往往會(hui) 發生一定的分化。在一些社會(hui) 福利水平和性別平等程度都很高的發達國家，例如具有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北歐國家，有利於(yu) 婦女就業(ye) 的社會(hui) 環境已形成，職業(ye) 發展與(yu) 家庭發展之間不再構成嚴(yan) 格的替代取舍關(guan) 係，更高的女性勞動參與(yu) 率與(yu) 生育率的回升同時發生。同時，一些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沒能滿足高社會(hui) 福利水平或高性別平等中的某個(ge) 條件，更未能同時滿足這兩(liang) 個(ge) 條件，生育率的下降則難見觸底回升的跡象(Myrskyla et al.,2011)。舉(ju) 例來說，曾經以東(dong) 亞(ya) 奇跡著稱的日本和韓國始終未能取得職業(ye) 發展與(yu) 家庭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在生育率降到極低水平的同時，這些經濟體(ti) 的女性勞動參與(yu) 率也未能排在高水平之列。

　　發展存在兩(liang) 個(ge) 麵相，既表現為(wei) 經濟增長和人均GDP的提高，也表現為(wei) 社會(hui) 發展和共享水平的提高。前述觀察到的事實表明，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國家麵臨(lin) 著關(guan) 鍵的轉折點，或者說國家之間會(hui) 發生分化。一方麵，如果發展本身能夠在兩(liang) 個(ge) 麵相之間保持平衡，兩(liang) 者之間則會(hui) 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從(cong) 而有助於(yu) 在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流動性諸方麵繼續取得進步，生育率也便具有“趨中”的傾(qing) 向。另一方麵，如果發展的這兩(liang) 個(ge) 麵相出現脫節，分不好蛋糕進而妨礙繼續做大蛋糕，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流動性之間便會(hui) 形成惡性循環，居民對未來預期的弱化便會(hui) 產(chan) 生抑製生育意願的效應。

　　國家之間則出現了以下三種分化現象。這一現象既符合理論的預期，也得到了經驗的證明。第一，在從(cong) 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門檻附近，曾經經曆過高速增長的經濟體(ti) 往往會(hui) 發生增長速度的顯著下降，政策應對恰當與(yu) 否通常會(hui) 導致國家之間產(chan) 生經濟增長的分化(蔡昉，2019)。第二，在類似的轉變階段，甚至在進入高收入階段後一段時間裏，經濟增長速度的減慢傾(qing) 向於(yu) 弱化社會(hui) 流動性，政策應對恰當與(yu) 否也會(hui) 在國家之間產(chan) 生社會(hui) 流動性的分化。卡羅爾·格拉罕(Carol Graham)在嚐試利用跨國數據揭示人均GDP與(yu) 居民生活滿意度的關(guan) 係時也曾發現這種社會(hui) 流動性的分化現象。第三，在類似的乃至更高的發展階段，社會(hui) 流動性和性別平等的表現差異也導致國家之間產(chan) 生了生育率變化趨勢的分化(如圖3c與(yu) 圖3d不同組國家之間的差別)。這三種分化現象也提示我們(men) ，關(guan) 注導致國家之間分化的因素，特別是找到造成國家之間社會(hui) 流動性分化的體(ti) 製性原因，進而明確製度建設方向和路徑，對於(yu) 提高生育意願和生育率比碎片化的鼓勵生育政策更為(wei) 有效。

　　四、中國社會(hui) 流動的階段性變化

　　我們(men) 先結合中國的發展曆程和現實，從(cong) 理論層麵構建一個(ge) 理解社會(hui) 流動性決(jue) 定因素的概念框架。無論是從(cong) 經濟人假說出發，還是從(cong) 社會(hui) 人假說出發，社會(hui) 流動都不缺乏微觀層麵的激勵，即人們(men) 天然具有努力改善自己及子女生活的內(nei) 在動機。因此，社會(hui) 流動性是朝著提高的方向變化，還是朝著降低的方向變化，終究受製於(yu) 兩(liang) 個(ge) 基本的外部條件，它們(men) 分別是製約或者促進社會(hui) 流動的製度條件和市場機會(hui) 。這兩(liang) 個(ge) 條件的各種組合造成了社會(hui) 流動性的不同變化方向和結果。如表2所示，在製度約束與(yu) 市場機會(hui) 這兩(liang) 個(ge) 條件下存在四種基礎情形，分別代表著影響社會(hui) 流動的製度約束的強和弱與(yu) 市場機會(hui) 的多和少之間的組合，由此形成在表中以圓圈大小代表的或高或低的社會(hui) 流動性。

　　從(cong) 表2的第二象限開始，按照箭頭標示的逆時針方向依次觀察，可以幫助我們(men) 以極為(wei) 簡略的方式重溫改革開放以來社會(hui) 流動性變化的曆程。其中第二象限反映的是改革初期的情形。當時人口和勞動力的流動受到製度的嚴(yan) 格阻礙，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也尚未創造出足夠的流動機會(hui) 。在這裏，一個(ge) 微不足道的小圈表示極低的社會(hui) 流動性。第三象限反映的是改革開放早期的情況，當時雖然製度約束仍然較強，但人口和勞動力流動已經獲得一定突破，經濟活動市場化程度有所提高。這裏的社會(hui) 流動性可以用增大的圈表示。第四象限反映的是在改革促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減弱的製度約束與(yu) 日益增多的市場機會(hui) 相組合。這個(ge) 時期的社會(hui) 流動性達到很高的程度，因而用更大的圈來表示。第一象限反映的是一個(ge) 新的發展階段，這時，解除製度約束的空間已經縮小，經濟增長減速也導致市場機會(hui) 減少，社會(hui) 流動性有再次降低的可能性，故以再次變小的圈表示。在一種極端的情形下，如果製約社會(hui) 流動的體(ti) 製性因素再次增強，社會(hui) 流動性可能產(chan) 生向第二象限回歸的傾(qing) 向。

　　雖然製度變遷永不停止，但是在一個(ge) 特定的時期裏，旨在消除妨礙社會(hui) 流動體(ti) 製障礙的改革潛力卻可能暫時性地被挖掘殆盡。所以一旦來到第一象限，製度約束固然已經很弱，市場機會(hui) 卻大大減少，保持社會(hui) 流動的引擎似乎已經無從(cong) 開啟。不過，對於(yu) 社會(hui) 流動性變化的前景並不需要如此悲觀。表2中列舉(ju) 的各種組合其實並沒有窮盡所有的可能選項。也就是說，這時需要的是從(cong) 消除既有的製度弊端轉向新型製度的建設，或者說從(cong) “破”轉向“立”。具體(ti) 來說，我們(men) 把表2中的“製度約束”修改為(wei) 表3中的“製度保障”，把其中的“強”與(yu) “弱”的排列順序顛倒過來。這樣來看，既然加強製度保障的潛力幾乎沒有極限，第一象限的努力空間就是巨大的，可以有所作為(wei) 的內(nei) 容十分廣泛，從(cong) 而可以避免回歸到第二象限。解除製度約束和強化製度保障這一破一立並不僅(jin) 僅(jin) 是在時間上接續執行的任務，也應該成為(wei) 在空間上同時推進的任務，隻是在前一過程的潛力減小因而改革邊際效果遞減的情況下，後一過程的緊迫性愈益增強。

　　值得指出的是，無論以製度約束還是以製度保障與(yu) 市場機會(hui) 相組合，社會(hui) 流動性的最好情形如表2和表3中第四象限所示，基本上都表現為(wei) 絕對流動性的提高，即隨著經濟增長、市場機會(hui) 擴大和收入整體(ti) 提高，各收入組的居民生活水平均得到改善。在這些水漲船高的機會(hui) 窗口趨於(yu) 收窄的條件下，消除製度障礙和強化製度保障的方向就應該轉向促進相對社會(hui) 流動性的提高，即通過改善收入分配和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wei) 各人口群體(ti) 提供平等的上升機會(hui) 。對中國來說，無論從(cong) 尚未消除的製度約束來看，還是從(cong) 有待完善的製度保障來看，都仍然存在增強社會(hui) 流動性的潛力。隨著經濟增長從(cong) 高速軌道轉入中高速乃至中速軌道，消除體(ti) 製障礙和加快製度建設已被逐漸證明是提高社會(hui) 流動性的必由之路。

　　為(wei) 避免把社會(hui) 流動性置於(yu) 抽象化和空洞化的層麵，我們(men) 借鑒世界經濟論壇編寫(xie) “全球社會(hui) 流動指數”的方法(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5)，從(cong) 社會(hui) 流動性的五類共十個(ge) 支柱來觀察。這些類別和支柱分別是：健康，教育(可獲得性、質量與(yu) 平等性、終身學習(xi) 機會(hui) )，技術，工作(就業(ye) 機會(hui) 、工資、勞動條件)，保障及製度(社會(hui) 保護和包容性製度)。顯而易見，這些內(nei) 容正是社會(hui) 福利體(ti) 係或者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的四梁八柱結構。換句話說，福利國家建設是社會(hui) 流動性的有效保障。埃斯平-安德森的研究表明，北歐式的福利體(ti) 係在促進機會(hui) 平等方麵的作用十分明顯，特別表現在通過轉移支付改善低收入群體(ti) 的人力資本，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政策促進低收入群體(ti) 婦女就業(ye) 等方麵，從(cong) 而也提高了相對社會(hui) 流動性(Esping-Andersen, 2015)。

　　從(cong) 社會(hui) 保護、社會(hui) 福利和社會(hui) 共濟等各類項目來看，中國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等方麵都存在製度不盡完善的現象，對相對社會(hui) 流動性的提高造成了阻礙。其中最為(wei) 曠日持久、頑固存在的若幹體(ti) 製性障礙根植於(yu) 以戶籍製度為(wei) 核心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需要指出的是，戶籍製度阻礙社會(hui) 流動的作用不僅(jin) 表現為(wei) 在城鄉(xiang) 之間為(wei) 勞動力的橫向流動設置了體(ti) 製障礙，還表現為(wei) 就業(ye) 機會(hui) 、社會(hui) 保障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格局，這使得部分人口群體(ti) 實現縱向流動的難度格外大。例如，隨著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擴展到城鎮內(nei) 部，農(nong) 民工與(yu) 城鎮戶籍人口之間在就業(ye) 和居住上形成了一種體(ti) 製性分隔，這不利於(yu) 流動人口打破收入分組的界限，阻礙著相對社會(hui) 流動。反過來說，社會(hui) 流動性的弱化維係了現行收入分配格局，減緩了中等收入群體(ti) 的擴大速度，也使居民消費受到抑製，加大了保持經濟增長合理速度的難度。因此，現行戶籍製度是一係列社會(hui) 流動性減弱現象的體(ti) 製起點。

　　生育意願與(yu) 人們(men) 的長期預期緊密相關(guan) ，因而可以看作社會(hui) 流動性的函數。戶籍製度具有弱化就業(ye) 穩定性、社會(hui) 流動性和居民預期的內(nei) 在傾(qing) 向，因而抑製了人們(men) 的生育意願。最主要的一種表現是，城鎮常住人口的戶籍狀況往往會(hui) 造成就業(ye) 的非正規性，進而導致階層固化的傾(qing) 向。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編，2022：表3-1a、3-1b、7-2a、7-2b)，剔除市轄區內(nei) 的人戶分離情形後，城鎮中仍有36.8%的常住人口戶籍在外鄉(xiang) 、鎮和街道。其中，處在職業(ye) 發展和家庭發展最關(guan) 鍵生命周期的人群常住地與(yu) 戶籍分離(人戶分離)的現象最為(wei) 突出。例如，如果以20~44歲年齡段作為(wei) 就業(ye) 最活躍的人口，這個(ge) 群體(ti) 的人戶分離比例為(wei) 59.1%;在統計部門界定為(wei) “青年就業(ye) 人群”的16~24歲人口中，人戶分離比例高達60.5%;而處於(yu) 20~34歲這個(ge) 公認處於(yu) 生育旺盛期的人口的人戶分離比例也達到50.9%。

　　就業(ye) 的非正規化通常指的是就業(ye) 過程未受到勞動力市場製度的良好規範，勞動者未受到社會(hui) 保障充分覆蓋，因而雇傭(yong) 關(guan) 係、就業(ye) 崗位、工資和基本社會(hui) 保險都缺乏穩定性。就業(ye) 的非正規化最直截了當的表現是就業(ye) 者的勞動合同簽約率和社會(hui) 保障覆蓋率均較低。從(cong) 中國城鎮就業(ye) 結構來看，一些領域的就業(ye) 普遍具有非正規性質。例如，私營企業(ye) 就業(ye) 、個(ge) 體(ti) 就業(ye) 以及未被雇傭(yong) 單位納入職工統計範圍的就業(ye) 群體(ti) (如勞務派遣工)最可能處於(yu) 非正規就業(ye) 狀態。從(cong) 統計上看，這部分就業(ye) 人口占城鎮全部就業(ye) 人員的比重在2000年占50.0%，經曆過到2010年提高到63.2%的過程以後，2013年一度降低到53.8%，隨後在2021年再次提高到64.3%(國家統計局，2023)。研究者很容易觀察到，就業(ye) 非正規性表現最突出的行業(ye) 通常是中小微企業(ye) 比較集中、勞動生產(chan) 率比較低的領域。一個(ge) 值得關(guan) 注的事實是，女性勞動力經曆著更為(wei) 嚴(yan) 峻的就業(ye) 非正規化。根據第五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在2000—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就業(ye) 率有所下降，男性就業(ye) 率從(cong) 87.7%下降到78.9%，而女性就業(ye) 率從(cong) 76.9%下降到57.9%，其結果就是在2020年全部就業(ye) 人口中女性占比僅(jin) 為(wei) 40.8%。與(yu) 此同時，把19個(ge) 行業(ye) 按照勞動生產(chan) 率排列，可以發現女性就業(ye) 相對傾(qing) 斜地集中在勞動生產(chan) 率較低的行業(ye) 中(圖6)。

　　長期以來，研究者都十分關(guan) 注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歧視現象，大量文獻揭示了男女勞動者之間普遍存在著工資差別，也不乏關(guan) 於(yu) 中國勞動力市場上性別歧視導致工資差異的研究(Wang & Cai,2008)。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進一步指出，除了就業(ye) 市場上的歧視因素之外，女性承擔更多的家庭照料責任，麵對著事業(ye) 與(yu) 家庭之間張力更大的替代取舍，以致於(yu) 從(cong) 終身就業(ye) 周期來看，她們(men) 更多地麵臨(lin) 不利的勞動力市場條件，在工作質量、就業(ye) 穩定性、升職和加薪等方麵持續處於(yu) 劣勢地位(戈爾丁，2023)。這裏起關(guan) 鍵作用的是事業(ye) 與(yu) 家庭之間的替代取舍。因此，在勞動力市場妨礙女性充分且高質量就業(ye) 的同時，缺乏家庭必要勞動時間的保障性製度無疑加大了“三育”的機會(hui) 成本和實際負擔，進而抑製了家庭特別是女性的生育意願。

　　五、結語

　　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要求遏止總和生育率降低的趨勢，使其盡早產(chan) 生向更可持續更替生育水平回升的勢頭，從(cong) 而穩定人口總規模。迄今為(wei) 止，各國的經驗表明碎片化的生育鼓勵政策通常難以匯集成期望中的生育率變化趨勢。同時，既然人們(men) 普遍接受的理想子女數約為(wei) 兩(liang) 個(ge) ，那麽(me) 更替水平生育率可以被看作一個(ge) 普世的生育率。因此，在理論上存在一種分別從(cong) 更高和更低的實際生育率向這個(ge) 普世生育水平移動的趨勢，或可稱為(wei) “趨中律”。趨於(yu) 降低的社會(hui) 流動性，再加上造成這種現象的體(ti) 製因素，都發揮著不利於(yu) 生育率向普世水平趨同的作用。本文的政策意圖正是找出那些具有公共品性質、可以通過製度創新做出改變的因素，通過促使其發揮正麵作用來改變人們(men) 的長期預期，從(cong) 而改變其生育意願及行為(wei) ，把生育率的變化扭轉到符合“趨中律”的軌道上。

　　在影響生育意願和生育率的多種因素中哪些因素更加重要，取決(jue) 於(yu) 一個(ge) 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轉變階段。在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可促進就業(ye) 擴大，使生育率從(cong) 較高水平向更替水平或普世水平下降。在成為(wei) 高收入國家或者即將跨過高收入國家行列門檻的階段，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往往會(hui) 導致經濟增長減速。此時，市場機會(hui) 的式微也會(hui) 產(chan) 生社會(hui) 流動性減弱的趨勢，推動生育率在普世水平之下繼續下降。而應對這個(ge) 階段的雙重挑戰，即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穩定乃至提高生育率，則需要進一步消除體(ti) 製性障礙，推進符合現代化共同特征的製度建設，進而保持和增強社會(hui) 流動。

　　良好和穩定的預期既源於(yu) 初次分配領域的機會(hui) 均等性，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倚仗基本公共服務等再分配製度安排，還有賴於(yu) 全社會(hui) 的性別平等意識及保障。就中國來說，促進社會(hui) 流動和提高生育意願需要從(cong) 推進公共政策調整、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改革和社會(hui) 福利體(ti) 係建設著眼。從(cong) 促進發展的改革紅利、應對現實挑戰的緊迫性進而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角度出發，以下幾個(ge) 方麵的改革應該作為(wei) 突破口。首先，以戶籍製度改革為(wei) 抓手，讓更多大學畢業(ye) 生、進城務工的農(nong) 村勞動力及其家庭成員在城鎮落戶，同時提高城鄉(xiang) 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破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其次，整合社會(hui) 政策內(nei) 容和措施，以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yang)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充分和均等供給為(wei) 目標，建立和完善覆蓋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會(hui) 福利體(ti) 係。再次，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同時發力，顯著縮小城鄉(xiang) 之間、地區之間和居民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阻斷階層固化以及社會(hui) 階層的代際傳(chuan) 遞。最後，推進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製度，賦予和諧勞動關(guan) 係以更富有時代感的內(nei) 涵，從(cong) 崗位本身和維護權益兩(liang) 方麵提高就業(ye) 質量，在與(yu) 其他社會(hui) 政策的配合中促進性別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