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ya) 當·斯密(1723—1790)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1776年)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開端。然而，相對不為(wei) 人關(guan) 注的是，斯密在這部具有裏程碑意義(yi) 的作品中曾頻頻提到中國，時不時還有長篇大論，涉及的內(nei) 容主要是清代的經濟和貿易、政治和社會(hui) 等諸多方麵。係統地總結亞(ya) 當·斯密的中國觀，探尋斯密的“中國知識”來源，有助於(yu) 了解斯密本人及當時歐洲的“中國知識”的總體(ti) 水平，並體(ti) 悟相關(guan) 中國敘事對國際認知和理論構建的意義(yi) 。

一、基本論斷：一個(ge) 富有卻停滯的農(nong) 耕國度

　　雖然《國富論》旨在闡述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但與(yu) 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相比，亞(ya) 當·斯密仍比較重視經驗事實的歸納，而不是抽象原理的推演，“好幾代經濟問題作者都把《國富論》當作一本可靠的事實性資料書(shu) 而大加引用，乃至今天仍有這方麵的用處”。斯密在大量寫(xie) 到歐洲及美洲殖民地經驗事實的同時，對中國及印度等東(dong) 方國家也有不少細節性論述。大體(ti) 而言，斯密述及中國的基本國情與(yu) 總體(ti) 發展狀況、農(nong) 業(ye) 的成熟與(yu) 工商業(ye) 的欠缺、貧富的懸殊與(yu) 窮人的境況、稅收製度與(yu) 公共設施的特征、外貿的欠發達及增長的趨勢、與(yu) 歐洲的金銀比價(jia) 及購買(mai) 力等。可見，斯密在書(shu) 中對中國的涉及麵相當廣泛。

　　首先，斯密了解到，多個(ge) 世紀以來，“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且最勤勉的國家”。富裕的表現之一是“中國的米價(jia) 比歐洲各地的小麥價(jia) 格低廉得多”，“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jia) 格，大相懸殊”。斯密進一步聲稱：“在中國廣州地方，半盎司白銀所可支配的勞動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倫(lun) 敦一盎司白銀所可支配的也許還要大。”從(cong) 國際發展層級來看，據斯密觀察，中國和印度、日本等國，“雖然沒有比較豐(feng) 富的金銀礦山，在其他各方麵卻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wei) 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一切工藝和製造業(ye) 更為(wei) 進步”。有時斯密甚至指出：“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相信中國長期處於(yu) “世界上最富”的狀態，是斯密中國觀的一個(ge) 基本前提。

　　然而，斯密同時反複強調，中國的發展實已停滯，這種停滯且可能為(wei) 時已久。他寫(xie) 道：“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yu) 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guan) 於(yu) 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yu) 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麽(me) 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不過尚需注意，在斯密的觀念中，停滯並非最糟糕的狀態，隻是意味著缺乏或不再進步，因為(wei) 按其分類，社會(hui) 或國家分為(wei) 進步、停滯、退步三類，中國尚處於(yu) 中間的狀態，可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yu) ”。

　　據斯密判斷，“中國雖可能處於(yu) 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裏，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勞動，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未顯著減少。所以，最下級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雖很缺乏，但還能勉強敷衍下去，使其階級保持著原有的人數”。按斯密的描述，當時東(dong) 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幹殖民地，才存在退步現象，表現為(wei) “維持勞動的資金減少”、就業(ye) 競爭(zheng) 異常激烈、勞動工資跌至穀底、底層紛紛淪為(wei) 乞丐或罪犯、上層階級也受到波及、總人口隨之減少。相比之下，18世紀的中國確未滑落到那種衰敗境地。

　　總之，斯密對中國的基本判斷是：既屬“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又已長期“停滯”，財富積累似已達到極限。這兩(liang) 方麵並不矛盾，斯密是這樣解釋的：所謂“最富”係指一國財富“已達到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於(yu) 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因而沒有再進步的可能，盡管尚未退步”，其人口“已完全達到其領土所可維持或其資本所可雇傭(yong) 的限度”;而所謂“停滯”是指，“在這種狀態下，它的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也許都非常的低”，“各種行業(ye) 所適用的資本，就達到各行業(ye) 的性質和範圍所允許使用的程度。這樣，各地方的競爭(zheng) 就大到無可再大，而普通利潤便小到無可再小”。

　　斯密就是以這種“財富增長已經見頂”的觀念來看待中國的，他進一步強調，“中國似乎長期處於(yu) 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製，那麽(me) 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這裏進而反映了斯密的一個(ge) 重要思想，即一國的政法製度左右著一國財富的程度，決(jue) 定著一國既有要素所能聯合達到的財富限度，要突破限度就必須創造新的製度。無奈，前現代的中國呈現出很強的製度穩定性，無論是“秦製”“大一統”，還是“朝代循環” “超穩定結構” “長期停滯不前”，等等，講的都是這種情況，斯密顯然早已具備這一見識。

　　問題是，傳(chuan) 統製度或者生產(chan) 技術和組織形態可以保持不變，人口卻是個(ge) 生生不息的變量，尤其是清代在18世紀發生了工業(ye) 革命之前的“人口爆炸”。斯密故而把眼光投到支撐人口的農(nong) 作物上。在斯密看來，中國這樣的“產(chan) 米國”與(yu) 歐洲那些“產(chan) 麥國”相比，“即使麵積相同，產(chan) 米國的糧食，亦必較更為(wei) 豐(feng) 富。這些國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當製度及政策一成不變或缺乏彈性時，在人口基數龐大又增長較快的情況下，一國就很容易步入發展逼近極限並盛極而衰的境地。這一點正是後世學者持續探究的一個(ge) 規律，學者們(men) 談論中國在清代後期出現“內(nei) 卷”和“勤勞革命”而非“工業(ye) 革命”，乃至東(dong) 西方出現了所謂“曆史大分流”，所指即為(wei) 斯密論及的傳(chuan) 統中國那種狀況。

　　斯密具體(ti) 描述了中國勞動報酬低劣、勞工生活困苦的情況。他指出：“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guan) 於(yu) 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以贍養(yang) 家屬的記述，則眾(zhong) 口一詞。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mai) 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不僅(jin) 如此，斯密還認為(wei) 中國的手工匠人的生存狀況甚至“更為(wei) 惡劣”。他說：“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nei) 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wei) 搜尋或者說為(wei) 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dong) 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

　　麵對中國這些窮困落後現象，斯密數次明確斷言其根源：“這是因為(wei) 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在停滯狀態”; “必須記住，不同國家不同真實勞動報酬的比例，不受各該國實際貧富程度的支配，而受該國進步、退步或停滯等狀態的支配”。借斯密的判斷，不難看出，清代中國或已達到傳(chuan) 統農(nong) 耕社會(hui) 的發展頂點，可惜在西方現代工商文明興(xing) 起的背景下，那終究是王朝的落日餘(yu) 暉。如今我們(men) 在回望世界史時已然看清，18世紀確為(wei) 東(dong) 西方發展的一個(ge) 分叉點，也是中國盛極而衰的曆史轉折點。再讀《國富論》，仍不能不佩服斯密中國觀之先見性。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嚴(yan) 複在譯介《國富論》時會(hui) 寫(xie) 道：“斯密氏，蘇格蘭(lan) 人也，生於(yu) 雍乾之際，而其言乃若為(wei) 今之中國發者。時之相去，百有餘(yu) 年，地之相暌，十餘(yu) 萬(wan) 裏，而燭照籌稽無以過其明如此，此吾所不得不低首而誠服也。悲也!”

二、問題診斷：受限於(yu) 貿易和工業(ye) 的欠發達

　　透過斯密對中國的描述可以發現，其實他還揭示了造成停滯局麵的另一個(ge) 關(guan) 鍵因素，這就是中國對農(nong) 業(ye) 的偏重和對工商業(ye) 的輕視。雖然有評論者認為(wei) ，“斯密本質上是個(ge) 前工業(ye) 時代的經濟學家，並未倡導把農(nong) 業(ye) 資源轉移給製造業(ye) ”， “他的學說具有顯著的前工業(ye) 化特點”，“從(cong) 未考慮過工業(ye) 生產(chan) 帶來的指數級經濟增長這樣的新因素”，但是斯密依然基於(yu) 東(dong) 西方的比較，看到了中國工商業(ye) 欠發達的問題。他寫(xie) 道：“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nong) 業(ye) 。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you) 於(yu) 農(nong) 業(ye) 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nong) 業(ye) 勞動者的境遇卻優(you) 於(yu) 技工。在中國，每個(ge) 人都很想占有若幹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與(yu) 此同時，“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 ……除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liang) 個(ge) 。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要是本國船隻或外國船隻能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這種範圍當然就會(hui) 大得多”。

　　在另外幾處，斯密更明確談到，“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近代中國人跟“極不注意國外貿易”的古埃及人一樣，“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nei) 商業(ye) 而致富的”; “中國的對外通商，向來就不發達”，它一如古埃及和古印度，“也隻主要擅長農(nong) 工業(ye) ”，即簡單的農(nong) 產(chan) 品加工。令斯密感到奇怪的是，中國實際上擁有良好的外貿條件：“中國東(dong) 部各省也有若幹大江大河，分成許許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著，擴大了內(nei) 地航行的範圍。這種航行範圍的廣闊，不但非尼羅河或恒河所可比擬，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塵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國人跟古代埃及人、印度人一樣，“都不獎勵外國貿易，他們(men) 的財富似乎全部得自內(nei) 陸的航行”。

　　當然，斯密也認識到，中國的對外貿易近期已逐漸活躍起來，中國的出口品，首先是茶葉和瓷器，越來越為(wei) 歐洲人所喜歡。據悉，“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歐洲用茶，極其有限，不過把它用作藥品。然而現在，英國東(dong) 印度公司為(wei) 本國國民當作飲料而輸入的，每年計達一百五十萬(wan) 鎊。但這還不夠滿足需要，又由荷蘭(lan) 各港和瑞典的哥德堡，不斷秘密輸入。而且，在法國東(dong) 印度公司繁榮時代，又常由法國海岸秘密輸入”。此外，對於(yu) 中國的瓷器等東(dong) 方物產(chan) ，“歐洲的消費額也以幾乎同樣的比例增加”。斯密也注意到，“俄羅斯人，最近也組織所謂商隊，取道西伯利亞(ya) 及韃靼，徑赴北京與(yu) 中國進行正規的交易。總之，除法國東(dong) 方貿易因最近的戰爭(zheng) 而被毀滅了以外，其餘(yu) 各國對東(dong) 方的貿易，幾乎無不在繼續擴大”。

　　斯密尤其提及，中國及印度的生絲(si) 正在大量輸入英國，乃至英國為(wei) 了自保而設置高關(guan) 稅，而他卻讚成免稅輸入，為(wei) 的是倒逼英國增強自身的絲(si) 絨製造能力。斯密還從(cong) 側(ce) 麵談到，中國當時位居英國在歐洲以外的三大貿易夥(huo) 伴之列，僅(jin) 次於(yu) 北美弗吉尼亞(ya) 和印度。正是因為(wei) 中國日益被拖入世界貿易流，所以會(hui) 出現這種情況：“秘魯的銀，不僅(jin) 在歐洲找到了銷路，而且通過歐洲，也在中國找到了銷路”;“秘魯銀的價(jia) 格，換言之，秘魯銀在當地所能購買(mai) 的勞動量或貨物量，不但對歐洲銀礦上銀的價(jia) 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上銀的價(jia) 格，也有影響”。這與(yu) 當時日本的銅流向歐洲、西班牙的鐵流向智利和秘魯等等相同，反映了新興(xing) 的全球化貿易態勢，而中國顯然已開始卷入這種全球化貿易流。

　　然而，即便如此，斯密仍強調，中國對外貿易總體(ti) 上“並不繁盛”，而且其“剩餘(yu) 生產(chan) 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國人運到外國去，換回它們(men) 所需要的其他東(dong) 西，那常常是金銀”。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出口，“有大部分為(wei) 外國人經營”，而且主要不是為(wei) 了直接的生產(chan) 和消費。雖然斯密認為(wei) ，外貿經營無論掌握於(yu) 外國還是本國資本手中本身“無關(guan) 重要”， “縱使本國輸出業(ye) ，有大部分為(wei) 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可是，對外運輸業(ye) 為(wei) 外國人所主導，這畢竟反映了中國對外貿缺乏熱情甚至本能拒斥的心理。斯密為(wei) 此而舉(ju) 例：“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lan) 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men) 乞食般的貿易!’”這樣的態度在斯密身後繼續再現。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率團來華尋求擴大貿易時，乾隆皇帝照例擺出了一副高高在上、抵製外貿的姿態。

　　問題的嚴(yan) 重性在於(yu) ，文明的發展需要彼此交往，貿易活動本身又與(yu) 工業(ye) 進步密切關(guan) 聯。斯密依據歐洲的經驗而斷言，“製造業(ye) 常常需要國外貿易來支持”。他承認，在中國東(dong) 部的幾個(ge) 省，盡管“似乎也在極早的時候就已有農(nong) 業(ye) 和製造業(ye) 上的改良”，也盡管被“推為(wei) 世界上最富”，但是，那實際上僅(jin) 限於(yu) 農(nong) 產(chan) 品簡單加工及農(nong) 村小手工業(ye) 。外貿交易的欠缺意味著外部激勵的缺失，終究影響到了工業(ye) 或製造業(ye) 的不斷進步。更有甚者，斯密深知，傳(chuan) 統中國的大政方針始終“比較有利於(yu) 農(nong) 業(ye) ，比較不利於(yu) 製造業(ye) 及國外貿易”，這一點迥然有別於(yu) 重視工商業(ye) 或“城市產(chan) 業(ye) ”的“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

　　令斯密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幅員那麽(me) 廣大，居民是那麽(me) 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chan) 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ge) 廣大國內(nei) 市場，就能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ye) ，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麵積而言，中國的國內(nei) 市場，也許並不小於(yu) 全歐洲各國的市場”。他斷言：“假設能在國內(nei) 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yu) 各地的國外市場，那麽(me) 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強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ye) 的生產(chan) 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斯密甚至想得更遠：“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hui) 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yu) 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chan) 業(ye) 上其他各種改良。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men) 除了模仿他們(men) 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hui) 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men) 自己。”

　　到斯密時代，英國的工業(ye) 革命已在發動，商業(ye) 革命則在歐洲範圍內(nei) 早已發生，因此，中國重農(nong) 輕商、工業(ye) 缺乏而致發展停滯日益成為(wei) 一個(ge) 搶眼的可悲事實。由此帶來的後果是，恰如斯密注意到的，中國君主的歲入，一如古埃及和印度曆來的君主，“幾乎都是以土地稅或地租為(wei) 唯一源泉。租稅征收額的大小，取決(jue) 於(yu) 土地年產(chan) 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與(yu) 收入，與(yu) 國境內(nei) 土地的墾治狀況，以及土地產(chan) 物數量的多寡，土地產(chan) 物價(jia) 值的大小，必然有極大的直接關(guan) 係”。一方麵，因為(wei) 農(nong) 業(ye) 經營績效相對於(yu) 工商業(ye) 更不穩定，會(hui) 因為(wei) 農(nong) 業(ye) 收成豐(feng) 歉的不同而致“租稅也一年不同於(yu) 一年”;另一方麵也會(hui) 進一步強化重農(nong) 傾(qing) 向，造成“國家的君王，當然特別注意農(nong) 業(ye) 的利益，因為(wei) 他們(men) 年收入的增減，直接取決(jue) 於(yu) 農(nong) 業(ye) 的盛衰”。

　　不過，在斯密看來，重農(nong) 社會(hui) 縱有千短也有所長，這是因為(wei) ，君主歲入在一個(ge)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與(yu) 土地的產(chan) 出量直接相關(guan) ，所以，為(wei) 了“要盡可能使這種生產(chan) 物又豐(feng) 盈又有價(jia) 值，勢須使它獲有盡可能廣泛的市場。要做到這樣，必須使國內(nei) 各地方的交通既極自由，又極方便、極便宜。而維持這種交通狀態，惟有興(xing) 築最好的通航水道與(yu) 最好的道路”。按斯密推斷，這就是中國水運等公共工程得以維護較好的原因所在。他談到，“據說中國的君主、回教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為(wei) 求盡量增加其國內(nei) 一切土地生產(chan) 物的分量和價(jia) 值，都曾竭盡心力，從(cong) 事公路及運河的創建與(yu) 維持，使得每一部分生產(chan) 物，都能暢銷於(yu) 國內(nei) ”。斯密表示，這一點與(yu) 歐洲公共交通設施的“慘淡經營”和“漫不經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上述看法的合理性尚可商榷，其實，大國都必然需要更好地維護交通和水利之類設施，有的學者甚至認為(wei) ，中華帝製本質上起源於(yu) 並仰賴於(yu) 治水工程。斯密也述及中國的交通，稱“在中國，在亞(ya) 洲其他若幹國家，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liang) 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據說，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不斷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部分訓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決(jue) 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標準。所以，在這一切國家中，對於(yu) 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別在中國是如此。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隻不過，正如後世學者所言，由良好基礎設施所支撐的大一統王朝，卻往往是“典型的發展死胡同”，因為(wei) 維持穩定現狀與(yu) 尋求不斷發展遵循的是兩(liang) 套邏輯，斯密的中國觀是否已經蘊含了這一思想呢?

三、縱觀曆史：探索斯密“中國知識”的來源

　　綜觀以上論述可知，斯密有關(guan) 中國的論述在總體(ti) 上基本符合實情，是有先見性的。他的一些關(guan) 鍵論斷，無論是認為(wei) 中國達到了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財富“天花板”，這個(ge) “天花板”本質上由法律和製度設定，由此導致經濟發展長期陷入停滯;還是斷定傳(chuan) 統中國的問題症結在於(yu) 重農(nong) 抑商、閉關(guan) 自守、工業(ye) 和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和航運得不到發展，以及人口過剩狀態下民眾(zhong) 勤勞而貧窮，等等，無疑都抓住了中國經濟、政治、社會(hui) 諸方麵的核心特征。正因如此，除了前引嚴(yan) 複的欽佩之辭外，國內(nei) 當代學者也認為(wei) ，雖然“斯密對當時中國的實況所知甚少，但他的評論總的精神是完全中肯的”。不過，這個(ge) 看法中也有尚欠精確的地方，因為(wei) 很難想象，斯密對中國評論的“完全中肯”能夠建立在對中國“所知甚少”的基礎上。

　　及至斯密生活的18世紀，歐洲實已積累了頗為(wei) 豐(feng) 富的有關(guan) 中國的知識。且不說13世紀馬可波羅的遊記所通報的中國情況，至少繼葡萄牙人1557年在澳門建立貿易據點後，東(dong) 西方之間的交流日益穩定地擴大開來，歐洲的對華了解自然不斷直接、具體(ti) 、明確起來，哪怕有關(guan) 知識“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chuan) 教士”。然而，如果說那些偶然的遠行者和逐利的生意人是在非正式地傳(chuan) 播“中國知識”，則另外也有越來越多的精英階層在正式地把“中國知識”傳(chuan) 回歐洲。“1600年後，通過耶穌會(hui) 士的信劄，有關(guan) 中國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後，關(guan) 於(yu) 中國的書(shu) 籍開始廣為(wei) 人知。這些書(shu) 用多種歐洲語言出版，不僅(jin) 從(cong) 總體(ti) 上介紹了中國的許多卓越成就，還更具體(ti) 地介紹了中國的技術和經濟思想”，總之，這是一個(ge) “中國知識”開始大爆發的時期，因為(wei) “17世紀期間，出現了數百本由傳(chuan) 教士、商人、醫生、稅收、士兵及自由旅行家寫(xie) 的關(guan) 於(yu) 亞(ya) 洲的書(shu) 籍”，其中“有60本左右是寫(xie) 東(dong) 亞(ya) 的”。

　　歐洲的“中國熱”以及隨後歐洲知識圈對中國的仰慕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1700年被視為(wei) 歐洲“開始鍾情於(yu) 中國的轉折之年，因為(wei) 隨後80年裏，許多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產(chan) 生如此強烈的好奇”，“許多啟蒙思想家積極地與(yu) 中國和中國的思想聯係在一起”。經濟學界自然也不例外。重農(nong) 學派經濟學特別是學派著作中所反映的中國印記，尤其是學派領袖弗朗斯瓦·魁奈1767年發表了《中華帝國的專(zhuan) 製製度》，學派重要人物杜爾哥“專(zhuan) 門為(wei) 兩(liang) 位中國留法青年撰寫(xie) 中國問題集及其序論”即發表於(yu) 1766年的《關(guan) 於(yu) 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均表明18世紀中葉歐洲對中國的知識水平已達到了不可小覷的程度。沒有這樣的歐洲對華知識背景，是無法形成斯密那個(ge) 較為(wei) 全麵的中國觀的。這一點也為(wei) 英國學者所承認，因為(wei) 他們(men) 看到，“斯密背後是法國的重農(nong) 主義(yi) 者魁奈，而關(guan) 鍵的是，在魁奈的背後是中國”。

　　斯密從(cong) 1764年起陪伴巴克勒公爵遊學法國，“在國外逗留了兩(liang) 年半”，其中“在巴黎待了十個(ge) 月”， “經常在這裏會(hui) 見杜爾哥”，“同杜爾哥到處會(hui) 麵”，交談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甚至在斯密回國後仍與(yu) 杜爾哥有書(shu) 信交流，難怪“杜爾哥的論證對斯密的思想所發生的影響，任何讀過《關(guan) 於(yu) 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和《國富論》的讀者都很容易看到”。1766年歸國前，斯密也多次見過魁奈，他非常推崇魁奈及其思想，相信魁奈創立的重農(nong) 學派“最接近於(yu) 真理”，以至曾想把《國富論》獻給這位(斯密眼中)“居於(yu) 全世界首位的經濟研究工作者”。此外，就在魁奈那裏，斯密聽到重農(nong) 學派人士談及法國財盡國窮時說，“如果不去征服中國那樣的國家……這個(ge) 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新生”。總之，重農(nong) 學派關(guan) 於(yu) 中國富裕的總體(ti) 觀念，尤其是有關(guan) 自由貿易、自然秩序、以簡馭繁、無為(wei) 而治之類理念，一般認為(wei) 都影響過斯密，而這些思想都有顯著的中國淵源。

　　斯密本次海外旅行期間，在日內(nei) 瓦的兩(liang) 個(ge) 月中也“見過伏爾泰五六次”，眾(zhong) 所周知，伏爾泰相當了解中國情況並且高度讚美中華文明，他可是“斯密最崇敬的在世的偉(wei) 人”，彼此有過範圍甚廣的交談;斯密曾稱頌“伏爾泰的書(shu) 是為(wei) 一切人寫(xie) 的，一切人都在讀”，這自然包括伏爾泰讚美過中國的《哲學詞典》等書(shu) 。因此，以斯密在法國的廣泛交遊、其時法國知識界對中國的高度推崇、蘇格蘭(lan) 跟法國曆來的密切聯係、斯密基本的法文閱讀能力，以及斯密從(cong) 法國“返回英國時帶回了至少四箱書(shu) ” ——且據推斷，“托運的書(shu) 一定很多”，因為(wei) 僅(jin) 僅(jin) 為(wei) 了從(cong) 倫(lun) 敦運回家鄉(xiang) ，斯密就支付了堪稱巨款的“二百英鎊的保險金”，則斯密的“中國知識”具有較深的法國淵源不再令人驚奇。有一位經濟思想史專(zhuan) 家即指出：“斯密要說的很多內(nei) 容之前已有人說過，隻不過是用法文說的。”確有證據表明，《國富論》的寫(xie) 作正始於(yu) 斯密在法國逗留時期，“此書(shu) 在那時已粗具規模，作者也已讓他的巴黎朋友知道他在進行寫(xie) 作，並就他正在闡述的理論結構中的一些明確論點同他們(men) 進行了討論”。 《國富論》較多篇幅的中國論述實際上折射了當時中國話題在法國的熱門性，並且也是這種時髦風氣的一部分。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分別初版於(yu) 1759年和1776年，其海外(主要是法國)旅行正好發生在二者成稿之間。比較這兩(liang) 部著作可見，《道德情操論》甚少提及中國，一共不過三五次且都十分簡略，這與(yu) 《國富論》提及中國達幾十次且有長篇大論適成對照。盡管這或許與(yu) 論述的主題差異有關(guan) ，但在外遊曆期間受到歐洲大陸“中國知識”傳(chuan) 播的影響肯定是一個(ge) 最值得考慮的因素。當然，這不是要低估英國當時的“中國知識”水平，事實上，作為(wei) 對華傳(chuan) 教、商貿、外交的歐洲先行者，英國到17、18世紀已在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shu) 館和倫(lun) 敦的大英博物館藏有中文書(shu) 籍。其中的牛津大學就是斯密於(yu) 1740—1746年求學的母校，他所在的巴利澳爾學院“擁有一座在牛津大學數得上的最好的圖書(shu) 館”，那整整六年中，“他廣泛而深入地閱讀了許多學科和許多種語言的大量書(shu) 籍，沒有讓時間白白浪費掉”，乃至“損耗了自己的健康”。這麽(me) 看，在當時歐洲社會(hui) 對中國充滿幻想和好感之際，斯密在牛津大學接觸有關(guan) 中國的知識自屬合理之舉(ju) 。當然，斯密此時的“中國知識”與(yu) 其後來遊曆法國所獲得的“中國知識”不可同日而語。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有關(guan) 中國的論述僅(jin) 限於(yu) 中國是個(ge) “偉(wei) 大帝國”、擁有“億(yi) 萬(wan) 同胞”、那裏以“腳大到適於(yu) 行走”的女士為(wei) “醜(chou) 八怪”、“偉(wei) 大的國王萬(wan) 壽無疆”是一種“東(dong) 方式的奉承”、伏爾泰寫(xie) 過“動人的悲劇《中國孤兒(er) 》 ”。而在《國富論》中，斯密在對華認知方麵已展現出準專(zhuan) 家級水平。具體(ti) 考證斯密《國富論》中的中國敘事，大體(ti) 上來自多種渠道，有比較可靠的，也有不甚可靠的。例如，就前述俄國公使請求通商卻遭到北京官吏鄙視的事例，斯密作了一個(ge) 注釋：“參看《北爾遊記》中的蘭(lan) 傑日記，第2卷第258、276、293等頁。”除了這種來源可考且注明出處的地方之外，其他更多的則是籠統言之，如他說有關(guan) 中國水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chuan) 教士”。這句話既顯示了相關(guan) 知識來源，更顯示了斯密的存疑態度。類似存疑的例子還如：關(guan) 於(yu) 浚河修路中的行政效率，“據我所知，至少含有若幹疑問”; “除非我們(men) 認為(wei) 關(guan) 於(yu) 中國……的富裕和農(nong) 業(ye) 情況的那些奇異記載是可以置信的”; “各旅行家的報告……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事實上，即使斯密參考了當時關(guan) 於(yu) 中國的多種一手記載，那些記載者也不都是訓練有素的記錄者。針對中國公共工程的記載，斯密就明確說過，“假使這些工程，是經過比較有識者的考察，假使這些報道，是比較忠實的目擊者的敘述”雲(yun) 雲(yun) 。這反映出斯密在利用材料上持慎重態度，所以在其文字表述上，可以看到涉及中國的事實與(yu) 觀點中往往帶有“似乎”“也許”“可能”“據說”“有人說”“歐洲有權威的曆史家尚未能予以確證”之類字樣。這種小心謹慎、留有分寸的處理方法自然也充分表明，斯密的“中國知識”存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他自己對此心知肚明，也並不諱言。除了與(yu) 斯密謹小慎微的性格特點和行文風格有關(guan) 外，本質上這也反映了一個(ge) 基本事實，即斯密生活的18世紀終究是一個(ge) 由前現代向現代轉型的時期，那個(ge) 時期歐洲對中國的知識不免處在或明或暗、真假混雜、既有文本依據又不乏道聽途說的過渡狀態，斯密不可能不受此影響。當然，也須承認，即使按照18世紀的學術標準，斯密對征引內(nei) 容的注釋也是不充分的，他“看來借用甚多卻未能標明”，這為(wei) 後人追溯斯密的知識來源平添了難度。

四、放寬視野：理解斯密“中國知識”的意義(yi)

　　準確可靠的域外知識固然可取，但從(cong) 知識傳(chuan) 播的角度看，縱然是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是多有錯漏的知識，也未必就不能發揮正麵的功能。不甚全麵、不很確切的“中國知識”照樣為(wei) 斯密的經濟理論構建起到了一定的支撐性貢獻。大而言之，前述斯密講到國家或社會(hui) 的三種狀態(即進步、停滯、退步)時，還有講到歐洲重視工商業(ye) 、非歐洲國家隻重視農(nong) 業(ye) 時，中國都是一個(ge) 不可多得的典型，中國的情況有助於(yu) 斯密完善自己的論證、支持自己的結論。中國在很多方麵都成了歐洲現成的比較對象，可對歐洲的發展給予啟示或警示。比如斯密說，“如果不幸，國家專(zhuan) 製，君主暴虐，人民財產(chan) 隨時有侵害的危險，那麽(me) ，人民往往把資財的大部分藏匿起來。這樣，當他們(men) 所時時刻刻提防的災難一旦臨(lin) 頭的時候，他們(men) 就可隨時把它帶往安全地方”;再有，“據說，中國和印度農(nong) 村勞動者的地位與(yu) 工資，都比大多數技工和製造工人高。假如沒有同業(ye) 組合法規及組合精神加以幹預，歐洲各地也許都和中國、印度一樣”。他拿中國作對照，顯然是要歐洲人或英國人引以為(wei) 戒。

　　其實，在信息傳(chuan) 播手段不夠發達的年代，人們(men) 慣於(yu) 利用某個(ge) 域外國度來表達自己的理想或訴求。例如，伏爾泰、魁奈等人曾高調地讚美中國，而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人又嚴(yan) 厲地評判中國，中國形象從(cong) “理性原則”“人文智慧”的典範一變而為(wei) “專(zhuan) 製國家”“墮落民族”，這中間除了歐洲的進步外，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大家都在拿中國說事，要利用異國敘事來解決(jue) 自身的問題。由此觀之，“中國知識”的準確性有時不是最要緊的，關(guan) 鍵是借中國這個(ge) 遙遠、神秘、迥異的國度來增強自己的說服力。故此，我們(men) 甚至可以看到斯密幹脆用中國來進行假設。他說過：“讓我們(men) 假定，中國這個(ge) 偉(wei) 大帝國連同她的全部億(yi) 萬(wan) 居民突然被一場地震吞沒，並且讓我們(men) 來考慮，一個(ge) 同中國沒有任何關(guan) 係的富有人性的歐洲人在獲悉中國發生這個(ge) 可怕的災難時會(hui) 受到什麽(me) 影響。”在這裏，斯密純粹用中國作假想，來探討眾(zhong) 人對遙遠危機的情感反應。可見，具體(ti) 事實的準確性並不重要，就如托馬斯·莫爾幹脆用純粹的“烏(wu) 托邦”來寄托本人的社會(hui) 理想。

　　進言之，越是在前現代，非正式的異族知識傳(chuan) 播越是發揮著主渠道的作用。然而，哪怕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在數碼技術讓人類即時共享準確知識的今天，口口相傳(chuan) 的非正式知識傳(chuan) 播，甚至有意無意的以訛傳(chuan) 訛也仍在塑造著人們(men) 的思想和行為(wei) ，說到底這是人性使然。世界曆史上更時常會(hui) 發生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即對異族知識的扭曲、對他國信息的誤傳(chuan) ，卻經常起到歪打正著、出人意料的正麵作用。這方麵的例子數不勝數，最突出者莫過於(yu) 哥倫(lun) 布發現新大陸。葡萄牙人基於(yu) 對環球地理的了解，拒不支持哥倫(lun) 布的遠洋探險提議;西班牙人恰恰因為(wei) 相對缺乏環球地理知識，反而資助了哥倫(lun) 布的事業(ye) 。同樣，哥倫(lun) 布至死都堅信自己發現了東(dong) 方的印度，如此卻激發了對東(dong) 方財富的熱望和更多的環球遠航。因此，知識傳(chuan) 播未必總是遵循正確的方法和科學的規律，主觀的東(dong) 西實在太多，機會(hui) 主義(yi) 的隨機應變更是隨處可見，其結果也未必一定是負麵的。故此，在回顧斯密的中國觀時，重要的不是去考證斯密中國論述的準確性(盡管這也不是一點不重要)，而是要看到其中國論述對其論證說理的支持作用。事實上，有一派學者相信，斯密“在援用曆史事實和事實材料時受限於(yu) 其構建重大思想體(ti) 係的願望”，換言之，即便他“沒有扭曲事實”，也難免有某種“削足適履”乃至“猜想曆史”之嫌，他對本國《濟貧法》和殖民貿易的論述就“跡近不實的宣傳(chuan) ”，此外其引證也粗糙隨意。

　　如此看來，對於(yu) 遙遠域外如中國，即使斯密論述中出現某些矛盾，例如涉及對中歐白銀比價(jia) 反映的或貧或富的解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何況斯密的理論本身就多有矛盾之處。如今在經過現代和後現代理論的洗禮後，我們(men) 應該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縱然是確鑿的知識，也未必就擁有全麵的代表性和宏觀的客觀性，因為(wei) 事實的呈現從(cong) 來都蘊含著一個(ge) 選擇性問題。比如，人們(men) 完全可以爭(zheng) 辯，斯密關(guan) 於(yu) 中國的輕徭薄賦，稱“中國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國一切土地生產(chan) 物的十分之一構成，而這所謂十分之一，在許多地方據說還沒有超過普通生產(chan) 物的三十分之一”，即便都是事實，也必然需要關(guan) 注它們(men) 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甚至是否屬於(yu) 某種“孤證” ——這也是學界對斯密曆史事實援用的一種批評。凡此種種都提醒今人，應該用知識傳(chuan) 播的宏大視野來解讀斯密乃至近現代域外諸多人等的中國觀，這樣的視野能使我們(men) 更加抽象而非具體(ti) 、更加通透而非拘泥地理解西方文獻中的中國敘事，如此方能以開放的頭腦從(cong) 中獲得更多更好的啟發。

　　人類文明的進步，曆來都離不開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學習(xi) 和效仿。人類學家弗朗茨·博阿斯總結道，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能達到怎樣高級的文明狀態，本質上取決(jue) 於(yu) 它跟其他優(you) 秀民族接觸的程度，越是與(yu) 高級文明、先進國家交往得多，就越能跟著邁向更高層次的文明。以此視之，獲取域外知識誠乃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加速進步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跨入近代以來，世人更加強烈地生發出對域外他族、遙遠國度的好奇和想象。反過來，域外對我族的敘事論述和形象構建也總是能成為(wei) 他山之石而為(wei) 我所用。正如斯密研究者已提出的那樣，《國富論》在述說中國時傳(chuan) 達的有關(guan) 加強分工、擴大貿易、發展工業(ye) 、打破閉關(guan) 自守、完善法律製度等等思想至今仍屬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良策。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確有必要回首再看亞(ya) 當·斯密的中國觀，經典從(cong) 來都是常讀常新的。

作者是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