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府在發生災荒時進行賑濟，這種國家賑災製度，由於(yu) 不能全麵覆蓋，因此隋朝時有了民間的義(yi) 倉(cang) 。南宋時，朱熹首創社倉(cang) ，也由民間管理，在饑荒時賑濟貧民。清代，常平倉(cang) 由政府設置，每個(ge) 鄉(xiang) 村設立社倉(cang) ，市鎮設義(yi) 倉(cang) ，由地方鄉(xiang) 紳管理(蕭公權，2014)。這種由國家和民間並行的救濟製度，對於(yu) 維持農(nong) 村經濟的脆弱平衡，保證小農(nong) 基本生存起了重要的扶持功能。

　　以上兩(liang) 種手段大多在災荒時起作用，對普通百姓而言，如果遇到緊急困難，更多通過宗族網絡、親(qin) 緣關(guan) 係尋求幫助。陳誌武(2005)認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宗族就是一個(ge) 內(nei) 部融資市場。盡管如此，仍然有不少人很難找到依靠對象，不得已隻能借高利貸，就像《白毛女》中的楊白勞。試想，如果楊白勞有親(qin) 戚可以去借，恐怕也不會(hui) 落得悲劇下場。

　　因此，有一個(ge) 著名學說，認為(wei) 自漢代以來，中國的農(nong) 村金融市場就是一個(ge) “兩(liang) 極三元結構”。所謂“兩(liang) 極”即不是無息就是高息，所謂“三元”是指國家農(nong) 貸、熟人信貸和高利貸，而中間的商業(ye) 借貸是不存在的(張傑，2004)。為(wei) 什麽(me) 不存在?這是因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土地細碎化造成的小農(nong) 經濟無法支撐商業(ye) 性信貸機構的運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鄉(xiang) 紳作為(wei) 一個(ge) 階層就不存在了，古代“國家-鄉(xiang) 紳-農(nong) 民”三層結構，轉變為(wei) “國家-農(nong) 民”雙層結構。伴隨常平倉(cang) 、義(yi) 倉(cang) 和社倉(cang) 這些組織的消失，中國農(nong) 貸市場讓位給民間借貸、合會(hui) 等非正規組織，而高利貸在相當長時間內(nei) 依然盛行。也就在此時，新中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在鄉(xiang) 村普遍建立信用合作社，填補原先國家農(nong) 貸的空白。

　　1950年3月，人民銀行先在部分地區進行農(nong) 村信用合作社的試點。1953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guan) 於(yu) 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決(jue) 議》，農(nong) 村信用合作社由重點試辦走向普遍發展。1955年底，我國信用社已發展到15.9萬(wan) 多個(ge) ，占全國總鄉(xiang) 數的80%以上，入社農(nong) 戶有9000多萬(wan) 戶，占總農(nong) 戶的60%以上(《中國農(nong) 村金融曆史資料(1949-1985)》)。農(nong) 村信用社的發展基本上實現了“鄉(xiang) 鄉(xiang) 建社”的目標。

　　農(nong) 村信用合作社原本是一個(ge) 不以盈利為(wei) 目標的資金互助組織，但是出於(yu) 管理體(ti) 製幾經調整等各種原因，信用社組織的獨立地位受到影響，實際上成為(wei) 國家銀行的基層組織。為(wei) 了扭轉這種局麵，中央曾采取措施進行多次調整，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努力將信用社往合作金融組織方向改革。

　　1984年8月，國務院批轉農(nong) 業(ye) 銀行《關(guan) 於(yu) 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體(ti) 製的報告》，“恢複和加強信用合作社組織上的群眾(zhong) 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明確“把信用社真正辦成群眾(zhong) 性的合作金融組織”的改革方向。但是恢複“三性”的改革進展不大，農(nong) 村信用社虧(kui) 損不僅(jin) 沒有減少，反而更加嚴(yan) 重。

　　隨著四大行股份化改造，經營網點逐漸從(cong) 農(nong) 村撤離，農(nong) 村信用社為(wei) 了爭(zheng) 搶農(nong) 村市場，進一步向商業(ye) 化方向發展。但是農(nong) 信社的法人治理結構存在較大問題，風險防範也不到位，因此在2003年改革前夕，除上海市外，農(nong) 村信用社處於(yu) 全行業(ye) 虧(kui) 損狀態，資不抵債(zhai) 的信用社超過60%(陸磊，丁俊峰，2006)。農(nong) 信社體(ti) 製改革迫在眉睫。

　　2003年6月，國務院印發《深化農(nong) 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選擇8省(市)開展試點，新一輪改革拉開序幕。各地紛紛建立省級聯社，國家采取“花錢買(mai) 機製”的資金扶持方案，農(nong) 信社曆年虧(kui) 損和資產(chan) 損失，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擔。中央按照2002年底農(nong) 信社實際資不抵債(zhai) 數額提供兩(liang) 種可選的資金支持方式：一是由央行安排專(zhuan) 項再貸款;二是央行發行專(zhuan) 項票據，置換不良貸款。最後，全國農(nong) 信社享受央行資金扶持總額為(wei) 1688億(yi) 元，由於(yu) 各項扶持政策逐步落實，曆史包袱初步化解，使農(nong) 信社資產(chan) 質量顯著改善，不良貸款比例從(cong) 2002年底的36.9%下降至2006年末的11.6%(彭克強，陳池波，2007)。

　　2010年，銀監會(hui) 印發《關(guan) 於(yu) 加快推進農(nong) 村合作金融機構股權改造的指導意見》，將農(nong) 村合作金融機構總體(ti) 改製為(wei) 股份製金融企業(ye) ，改製後的農(nong) 信社成為(wei) 合作銀行，或農(nong) 商行。農(nong) 信係統的資格股逐漸被清退，投資股逐漸增大，農(nong) 信社開始全麵向商業(ye) 化方向轉型。

　　關(guan) 於(yu) 這一轉變，學界有不少爭(zheng) 議。而謝平等(2006)認為(wei) ，農(nong) 村金融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借鑒企業(ye) 改革成功經驗，將農(nong) 信社改造成既能商業(ye) 可持續發展、又能滿足農(nong) 村地區資金需求的現代農(nong) 村金融體(ti) 係。新一輪農(nong) 信社的改革，“花錢買(mai) 機製”實在是中國農(nong) 村金融改革的一大創新。信用合作是一種企業(ye) 製度，需要一係列前提條件，中國不存在合作製生存的條件，在當時製度背景下，農(nong) 信社體(ti) 製不具備向真正合作製過渡的可能性。

　　從(cong) 今天的視角評價(jia) ，我國農(nong) 信係統的“信用合作”很難說是成功的，然而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向商業(ye) 化方向轉型卻是相當成功的。信用合作的基本原則，是自願參加、互惠互利。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信用合作社按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合作經濟思想建立起來，是國家為(wei) 體(ti) 現其扶持農(nong) 業(ye) 的政策意圖、通過行政外力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特殊農(nong) 村信貸安排，相當於(yu) 國家層麵的農(nong) 貸製度。因此，至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相當長時間裏，農(nong) 村金融市場也暗合了張傑所謂的“兩(liang) 極三元結構”，即除了國家農(nong) 貸製度，以及親(qin) 友間的低息無息貸款，剩下就是高利貸，商業(ye) 性金融是長期空缺的。

　　國家層麵的貸款，原本就具有救濟性質。曆史上國家一直要求農(nong) 貸償(chang) 還，但多數情況下都是“赦債(zhai) ”，因此國家農(nong) 貸的償(chang) 還率曆來非常低(葉世昌，2002)。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農(nong) 信社也有巨額虧(kui) 損，但國家也不能放任不管。這就可以理解：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nong) 信社的虧(kui) 損為(wei) 什麽(me) 多次由中央采取“包下來”的政策化解。

　　但是，國家補貼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上世紀90年代末，農(nong) 信社已經成為(wei) 農(nong) 村金融市場的主體(ti) ，此時虧(kui) 損更為(wei) 嚴(yan) 重，但國家並不能完全承擔。國家的方針是“農(nong) 村信用社是最好的聯係農(nong) 民的金融紐帶”，要“使它成為(wei) 新形勢下農(nong) 村金融的主力軍(jun) ”。如果關(guan) 閉農(nong) 村信用社，那就相當於(yu) 切斷農(nong) 民的金融紐帶，解散農(nong) 村金融的主力軍(jun) 。與(yu) 此同時，農(nong) 村信用社主要吸收本來就屬於(yu) 低收入階層的農(nong) 民的存款，關(guan) 閉農(nong) 信社也就意味著農(nong) 民破產(chan) ，這是國家無法承受的。因此，在農(nong) 村信用社的發展問題上，按照市場化原則實施破產(chan) 是不可能的。既然破產(chan) 不可能，而真正的合作化也難以實現，那麽(me) 商業(ye) 化未嚐不是一個(ge) 次優(you) 選擇。

　　張傑(2004)認為(wei) ，商業(ye) 性農(nong) 貸製度在中國的建立與(yu) 發展取決(jue) 於(yu) 小農(nong) 家庭的轉型;小農(nong) 家庭的轉型又取決(jue) 於(yu) 與(yu) 之相伴隨的社會(hui) 、經濟與(yu) 政治成本。世紀之交，經過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相當長時間的發展，農(nong) 村的工業(ye) 化已經具備一定水平，農(nong) 戶收入也有大幅度增長，商業(ye) 性農(nong) 貸製度已具備基本的社會(hui) 環境。因此2003年新一輪農(nong) 信社改革，國家通過“買(mai) 機製”方式，對農(nong) 信社實行商業(ye) 化改造。而此時，農(nong) 信社也正好抓住經濟快速成長的曆史窗口，以靈活的經營方式，壟斷縣域經濟，實現“華麗(li) 轉型”，由經營機製僵化、產(chan) 品創新能力弱的金融機構，轉變成為(wei) 真正具備現代市場意識、善於(yu) 經營的現代銀行機構。

　　合作金融在農(nong) 村金融改革中居於(yu) 基礎地位(周立，2020)，農(nong) 信係統的改革成敗直接關(guan) 係到農(nong) 村金融改革的主要發展方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nong) 信係統從(cong) 信用合作向商業(ye) 金融轉型，正是“天佑中華”，水到渠成。如果要說中國農(nong) 村金融改革做對了什麽(me) ?仍然是那句話，“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做了合適的事情”。

　　新中國成立之初實行大一統金融體(ti) 製，主要功能是利用全民儲(chu) 蓄的動員機製實現工業(ye) 化，在農(nong) 村金融體(ti) 製安排上，也是汲取農(nong) 村資金。與(yu) 此同時，農(nong) 信社的普及化，也能夠保證農(nong) 戶的基本資金需求。雖然產(chan) 生不良貸款，最後國家“包下來”方式解決(jue) ，這其實是國家對農(nong) 村變相的財政補貼。

　　經過改革開放後一段時間發展，農(nong) 村的鄉(xiang) 鎮工業(ye) 有了很大發展，而國內(nei) 資金供求形勢逐漸由短缺走向過剩，國家政策從(cong) “汲取”讓位給“反哺”，重振農(nong) 村地區的金融服務。此時將信用合作完全轉型到商業(ye) 金融，把農(nong) 村信用合作社經過股份製改造，轉變為(wei) 農(nong) 村合作銀行或農(nong) 村商業(ye) 銀行，直到今天成為(wei) 當之無愧的中國農(nong) 村金融市場主力軍(jun) 。

　　(作者為(wei) 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民間金融和金融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