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多元一體(ti) 格局，是在中國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綿延不斷的曆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

　　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間，良渚呈現出向原始國家形態迅速發展的態勢，為(wei) 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證。

　　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裏頭時代，中原腹地的二裏頭文化強勢崛起，成為(wei) 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重要標誌。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國曆史研究院考察時強調，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曆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yu) 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

　　從(cong) 1萬(wan) 年前南稻北粟(黍)的農(nong) 業(ye) 起源，到定居生活普遍出現、區域文化特色凸顯，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曆經數千年發展。距今5500年前後，長江中下遊、黃河中下遊和燕山遼河地區，開始顯露出社會(hui) 分化的跡象。考古工作者在江蘇張家港東(dong) 山村、安徽含山淩家灘、湖南澧縣城頭山、河南靈寶西坡、山東(dong) 泰安大汶口、遼寧朝陽牛河梁等遺址中，發現了高等級墓葬、大型中心聚落、大型高等級建築、具有一定規模的城址。這些考古發現意味著文明的曙光初現，之後，中華文明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良渚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

　　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間，各地區的發展開始加速。黃河流域出現了甘肅秦安大地灣和慶陽南佐、河南鞏義(yi) 雙槐樹、山西襄汾陶寺、山東(dong) 和蘇北多處大汶口文化大型遺址等高等級聚落。這些區域在社會(hui) 組織規模、社會(hui) 結構的複雜性、文物所體(ti) 現的文明成就等方麵，都有進一步發展。尤其是長江中下遊的平原丘陵地帶，以發達的稻作農(nong) 業(ye) 為(wei) 基礎，孕育出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兩(liang) 湖地區率先出現城址林立的局麵。

　　以浙江餘(yu) 杭良渚遺址群為(wei) 中心，考古發現有規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形似台城的莫角山宮殿區、瑤山和反山等王陵級的貴族墓葬與(yu) 祭壇、西北部山區的高低水壩係統……這些都從(cong) 不同側(ce) 麵顯示出綿延不斷傳(chuan) 承的文明形態，尤其是龐大的人口規模與(yu) 次第有序的聚落格局，能夠動員和組織的龐大勞動力量與(yu) 技藝高超的專(zhuan) 業(ye) 工匠。這些情況表明，良渚呈現出向原始國家形態迅速發展的態勢，為(wei) 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證。

　　黃河中遊文明的興(xing) 起

　　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龍山時代，曾經發達甚至領先的長江中下遊、黃河下遊平原地區漸次衰落，黃河中上遊的黃土高原地區則持續繁榮發展，尤其是黃河中遊開始達到史前文化與(yu) 社會(hui) 演進的又一個(ge) 高峰。

　　在以晉南襄汾陶寺、陝北神木石峁為(wei) 代表的遺址中，考古發現了都邑性的龐大聚落、高聳的城址和深陷的壕溝、大型高等級建築和貴族墓葬、玉石製品、漆木器和彩繪陶器等遺物，這些都展現出早期國家的圖景。從(cong) 西亞(ya) 經中亞(ya) 引進的黃牛、綿羊、山羊等大型家畜，與(yu) 本土傳(chuan) 統的粟作農(nong) 業(ye) 和家豬飼養(yang) 等養(yang) 畜業(ye) 相結合，使太行山以西、秦嶺以北的黃土高原地區獲得了新的生產(chan) 力，積累了較為(wei) 雄厚的經濟基礎，從(cong) 而促進了黃土高原地區的社會(hui) 發展。黃土高原地區的社會(hui) 發展，也得益於(yu) 積極吸納周邊區域先進的文明要素。例如，良渚文化的許多代表性玉器就傳(chuan) 播到了晉南、陝北和西北等地。考古工作者在包括陶寺、石峁和西北齊家文化的一些大型聚落中，都發現了不少良渚式玉器。晉南陶寺大墓所體(ti) 現的上層社會(hui) 禮儀(yi) 製度，受到了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的直接影響。

　　文化交流融合活力不斷

　　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裏頭時代，長江中下遊、黃河下遊等東(dong) 部平原地區持續衰落。從(cong) 東(dong) 北燕遼、北方河套到西北甘青、西南巴蜀的“半月形高地”，中原腹地的二裏頭文化強勢崛起，成為(wei) 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重要標誌。

　　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中，考古工作者發現有規整的宮城、成組的宮殿建築基址、規劃有序的網格狀的城市道路係統。其中，官營性質的青銅、玉石等手工業(ye) 作坊不斷被發現，眾(zhong) 多墓葬出土了大量華美的青銅禮器、玉器、漆器、陶器。與(yu) 之前的都邑性遺址相比，二裏頭最大的特點，是出現了爵、斝、盉、鼎等青銅禮容器。以陶範澆鑄等技術製作出形態複雜、種類多樣的青銅容器，是中原夏文化獨特的發明創造。包括大規模采礦、冶煉、遠距離運輸和多環節製作工序的青銅冶鑄業(ye) ，不僅(jin) 僅(jin) 是技術進步，還反映出早期王朝國家獲取和控製重要戰略資源、組織和管理龐大勞動力及國家層麵“高科技”專(zhuan) 業(ye) 化生產(chan) 的能力，更是新型國家加強禮製建設、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水平的體(ti) 現。

　　中原夏王朝的崛起，正是匯聚融合周邊地區先進文化與(yu) 生產(chan) 要素後進一步創新的結果。包括對北方牛羊畜養(yang) 、南方水稻種植的廣泛學習(xi) ，對晉南鹽業(ye) 和銅業(ye) 資源的開發利用，將冶金技術與(yu) 禮製建設相結合的發明創造，對不同區域製玉、用玉傳(chuan) 統的廣泛借鑒，等等。這些優(you) 秀傳(chuan) 統，被其後的商周王朝發揚光大，中原文明的輻射地域不斷擴大。考古中所發現的鄭州商城、殷墟、周原、豐(feng) 鎬等商周都城的規模，比起包括二裏頭在內(nei) 的都邑性聚落，麵積大數倍乃至10倍以上。大型宮殿建築、大規模高等級貴族墓葬乃至王陵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和玉器等，都是此前的曆史階段無法比擬的。商周時期還出現了成熟的文字。可以說，商周王朝將中國青銅文明推向高峰。

　　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發展出的青銅文明，奠定了以中原為(wei) 中心的華夏文明在中國早期曆史中的重要地位，並成為(wei) 整合中華文明從(cong) 多元走向一體(ti) 的重要力量。至此，以中原華夏文化為(wei) 主幹，包括周邊多個(ge) 地域文化，形似“重瓣花朵”的中華文明體(ti) 係初步形成。

　　通過梳理可以看出，中華文明的形成與(yu) 發展是環環相扣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有著內(nei) 在的邏輯和因果關(guan) 係。

　　正如考古學家嚴(yan) 文明所言，中華文明能夠連續不斷地發展，與(yu) 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guan) 。中國周邊有高山、大漠、草原和大海，形成一個(ge) 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這個(ge) 地理單元又足夠廣大，環境多樣，在早期容易形成多個(ge) 區域文明。這些區域之間又很容易交流互動，彼此取長補短，各地文明的精華在區域間不斷傳(chuan) 播和發展。這種多元性保證了中華文明總能不斷地推陳出新、保持活力。中華文明多元一體(ti) 格局，是在中國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綿延不斷的曆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同時，考古顯示中國與(yu)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流自史前時代開始就從(cong) 未間斷。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使其通過積極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並創造性地發展、應用，不斷增強自身發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