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的圖書(shu) 館事業(ye) 是在黨(dang) 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下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雖然整個(ge) 曆程隻有短短的6年時間，但成就顯著、作用突出，實現了我們(men) 黨(dang) 在局部執政時期圖書(shu) 館事業(ye) 從(cong) 無到有、由小到大、從(cong) 單一到全麵的革命性突破。圖書(shu) 館作為(wei) 藏書(shu) 讀書(shu) 的重要陣地，為(wei) 中央蘇區時期的革命理論研究和思想傳(chuan) 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確為(wei) 革命鬥爭(zheng) 服務的指導思想

　　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zheng) 是黨(dang) 領導下為(wei) 人民大眾(zhong) 的鬥爭(zheng) ，需要通過遍布各地的圖書(shu) 館向人民群眾(zhong) 宣傳(chuan) 黨(dang) 的革命思想和鬥爭(zheng) 策略，以此來增強黨(dang) 在革命鬥爭(zheng) 中的領導力和群眾(zhong) 對黨(dang) 的向心力。這決(jue) 定了中央蘇區的圖書(shu) 館建設必須為(wei) 革命鬥爭(zheng) 服務。

　　為(wei) 了使圖書(shu) 館建設的指導思想深入人心，擴大圖書(shu) 館在服務革命鬥爭(zheng) 中的作用，中央蘇區時期的權威刊物和相關(guan) 文件多次進行廣泛宣傳(chuan) 和具體(ti) 部署。如第34期《紅色中華》發布啟事：“圖書(shu) 館為(wei) 著充分給革命的工作者需要和給予提高革命同誌的文化水平。”因此，在以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shu) 館為(wei) 龍頭的各級各類圖書(shu) 館內(nei) ，廣泛陳列了《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才溪鄉(xiang) 調查》《戰術學講義(yi) 》等馬列主義(yi) 經典著作和實用性軍(jun) 事圖書(shu) ，這些書(shu) 籍為(wei) 廣大革命群眾(zhong) 開展鬥爭(zheng) 、提高本領提供了理論和知識上的有力幫助。1933年7月通過的《八縣貧農(nong) 團代表查田運動大會(hui) 的決(jue) 議》要求：“普遍的建立俱樂(le) 部，列寧小學，識字班，列寧室，書(shu) 報閱覽所，牆報等等，以提高工農(nong) 群眾(zhong) 的文化水平。”這一部署的推進有效提升了廣大群眾(zhong) 的文化水平和革命意識。以才溪鄉(xiang) 為(wei) 例，到1934年1月，除兒(er) 童外，全鄉(xiang) 6400餘(yu) 人能識100字以上的約有30%，能檢查普通路票的婦女占30%，能自行閱讀《鬥爭(zheng) 》的約有8%，能看《紅色中華》並會(hui) 寫(xie) 簡單字條的約有6%。可見，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shu) 館建設在傳(chuan) 播黨(dang) 的方針路線、提高廣大幹部群眾(zhong) 政治覺悟、加強紅色政權建設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服務了革命鬥爭(zheng) 的需要。

　　製定執行嚴(yan) 密有效的管理製度

　　圖書(shu) 館是公共機構，嚴(yan) 密的管理製度是其有序運行的基本保障。中央蘇區時期，黨(dang) 和蘇維埃政府著眼於(yu) 戰爭(zheng) 環境的特殊情況和革命鬥爭(zheng) 的特殊需要，在圖書(shu) 館管理製度方麵作出了很多開創性的有益探索。

　　圖書(shu) 館製度建設在黨(dang) 和蘇維埃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日趨嚴(yan) 密。一方麵，以製度化的方式在蘇維埃政權組織體(ti) 係中明確圖書(shu) 館的管理部門。如教育人民委員部在1933年4月頒布了《省、縣、區、市教育部及各級教育委員會(hui) 的暫行組織綱要》，規定在省、縣、區各級教育部門都要設置社會(hui) 教育科專(zhuan) 門負責管理俱樂(le) 部、書(shu) 報閱覽室、圖書(shu) 室等閱讀場所。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員部製定的《俱樂(le) 部綱要》以教育法規的形式對俱樂(le) 部(圖書(shu) 館)的自身性質、機構設置、人員組成、經費來源、工作日程、組織形式、職責任務等作了明確規定。另一方麵，在圖書(shu) 館具體(ti) 運行上也進行了一係列細化的製度安排。其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shu) 館的製度設計最為(wei) 科學完整，在書(shu) 籍編目登記、開放時間、借閱規則、損壞賠償(chang) 等方麵都作出了切實可行的規定。如為(wei) 兼顧一些人因白天忙於(yu) 工作無暇閱讀，中央圖書(shu) 館特地將閉館時間延遲到晚上11點。夜幕降臨(lin) 時分，前來閱讀的幹部群眾(zhong) 絡繹不絕，他們(men) 或團坐在圖書(shu) 館內(nei) ，或圍坐在圖書(shu) 館門外，在昏暗的油燈下津津有味地讀書(shu) ，使學習(xi) 之風越吹越盛。一些基層的圖書(shu) 館(室)，也從(cong) 自身實際情況出發，製定嚴(yan) 格的管理規章製度。如1929年12月，共青團閩西特委對“書(shu) 報社”的管理進行了明確強調：“來書(shu) 借書(shu) 都要登記”“書(shu) 籍要編號數”。類似這樣的規定雖然簡單，但切實可行，確保了各項圖書(shu) 活動有章可循。

　　建立完善組織架構

　　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shu) 館建設從(cong) 起初就著眼蘇區現實革命需要，打破圖書(shu) 館模式和職能的單一化，著力設置並建設貼近現實、運行靈活、效果突出的特色圖書(shu) 館組織體(ti) 係。

　　從(cong) 組織架構上看，中央蘇區時期形成了以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shu) 館為(wei) 核心，以圖書(shu) 館(室)、俱樂(le) 部、閱覽(書(shu) )室、牆報所、展覽室、列寧室等統一發揮圖書(shu) 館作用的各類文化宣傳(chuan) 陣地為(wei) 支撐的圖書(shu) 館組織體(ti) 係。當時，中央蘇區各級各地都要求建立各種類型的圖書(shu) 館。1933年12月6日，永新縣蘇六全大會(hui) 通過的《文化教育建設決(jue) 議案》在規定以後文化建設的具體(ti) 任務中指出：“做到一鄉(xiang) 建立一個(ge) 俱樂(le) 部，一個(ge) 識字委員會(hui) ，一個(ge) 圖書(shu) 閱報所，每村建立一個(ge) 夜校，一個(ge) 識字分會(hui) ，一個(ge) 農(nong) 村牆報。”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34年僅(jin) 在江西、福建、廣東(dong) 3省蘇區的鄉(xiang) 村中就建立了1656個(ge) 俱樂(le) 部和列寧室。這些名稱不一而又集中發揮圖書(shu) 館功能的各類機構共同組成了中央蘇區時期獨具特色的圖書(shu) 館組織體(ti) 係，激發和保障了廣大群眾(zhong) 的閱讀熱情。《青年實話》曾於(yu) 1933年刊登過一段唱詞，還原了列寧室裏興(xing) 致盎然的讀書(shu) 場景：你看《紅色中華》\我看《青年實話》\他跑來笑哈哈\“列寧室”真正好呀\來，我問你\不管他是軍(jun) 事還是政治\你答得有道理\我獎給你一朵花。別具一格的圖書(shu) 館組織形式增加了廣大幹部群眾(zhong) 、紅軍(jun) 官兵閱讀和學習(xi) 的渠道，中央蘇區的革命氛圍空前高漲。

　　發揮群眾(zhong) 力量

　　相對落後的經濟文化和殘酷的戰爭(zheng) 環境使中央蘇區時期圖書(shu) 館事業(ye) 發展麵臨(lin) 巨大困難。正因為(wei) 如此，黨(dang) 和蘇維埃各級政府迫切需要革命團體(ti) 和廣大群眾(zhong) 的參與(yu) 。

　　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shu) 館建設踐行了“從(cong) 群眾(zhong) 中來，到群眾(zhong) 中去”的群眾(zhong) 路線，有力推動了圖書(shu) 館事業(ye) 的蓬勃發展。在圖書(shu) 館建設初期，黨(dang) 和蘇維埃政府就深刻認識到群眾(zhong) 力量的寶貴作用。1932年秋通過的《第二次閩浙贛省蘇大會(hui) 文化工作決(jue) 議案》中指出，部分地區“俱樂(le) 部的讀書(shu) 、識字、讀報、研究等工作，沒有切實建立起來，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吸收群眾(zhong) 參加俱樂(le) 部工作”。此後，在蘇維埃政府大力動員下，群眾(zhong) 廣泛參與(yu) 其中，有效促進了中央蘇區圖書(shu) 館事業(ye) 的快速發展。如中央圖書(shu) 館成立之初為(wei) 充分搜羅民間珍籍，在《紅色中華》刊登了征書(shu) 啟事，明確提出向“諸位同誌及革命團體(ti) ”廣泛征求贈書(shu) 。不到2個(ge) 月，紅軍(jun) 各部隊、蘇區各部門和幹部群眾(zhong) 就捐贈了《糧秣經理教程》《小學法規詮釋》《戰術原則之應用》等各種書(shu) 籍2萬(wan) 餘(yu) 冊(ce) ，極大地充實和豐(feng) 富了中央圖書(shu) 館的館藏資源。可見，正是由於(yu) 匯聚起群眾(zhong) 的磅礴力量，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shu) 館事業(ye) 才能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