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的嚴(yan) 厲管製讓醫療機構供給水平相當不足，再加上粗糙的決(jue) 策水平，使得醫保基金、病人、醫院三者之間形成利益相悖的尷尬境地

　　開始於(yu) 2009年的新醫保改革才剛剛過了兩(liang) 年，又麵臨(lin) 流變，這首先出在保障水平較高的北京。今年7月，北京市開始發文對醫療費用進行總量控製，這種做法意味著公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需求已經無法滿足，新醫改已經破產(chan) 。原因在於(yu) ，北京市醫保可能沒錢了！

　　據媒體(ti) 報道，隨著2009年新醫改的推行，北京醫保支出費用迅速增長，醫保基金結餘(yu) 率迅速下降，從(cong) 2008年處於(yu) 全國前列的58億(yi) 元，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18億(yi) 元，其中2010年北京醫保支出費用增長更是高達40%以上。進入2011年，北京醫保更是開始實施醫保卡“實時就醫”新政。由於(yu) 實行劃卡結算，患者不用墊付大額費用，導致醫療需求釋放，就醫人數比原來增加了70%！而2010年，北京醫保基金共收入298.4億(yi) 元，支出290.4億(yi) 元，曆年累計結餘(yu) 為(wei) 195.9億(yi) 元。若以全年70%的漲幅計，則2011年北京醫保需增加支出近200億(yi) 元。北京市醫保基金是該沒錢了。

　　如果北京的醫保都沒錢了，這可是個(ge) 可能引發社會(hui) 動蕩的大事件！怎麽(me) 會(hui) 出現這種問題？入不敷出的情況怎麽(me) 出現的？很多人會(hui) 認為(wei)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醫患合謀的結果，大家一起占醫保製度的便宜。安邦谘詢首席研究員陳功在內(nei) 部討論中指出，醫保的問題看來不小，但在這個(ge) 問題上，絕對不能認為(wei) 老百姓都是賤民或是奸民，要占醫保那點便宜。關(guan) 鍵還是相關(guan) 製度的管理水平和實施水平問題。話說回來，中國過去的醫療保障欠賬太多，很多人有病是拖著不看的。在缺乏醫保的農(nong) 村地區，更有“小病扛著、大病等死”的極端情況發生。此外，北京市是有2000萬(wan) 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應該有多少家醫院，有多少醫生，要耗費多少醫藥資源？這個(ge) 大家是清楚的，現在的情況是根本不夠。由此看來，北京市對此問題的決(jue) 策仍有些粗糙。

　　受製於(yu) 先前醫療改革失敗的壓力，2009年新醫改大力提高了醫改覆蓋麵和醫療保障水平，隨之而來的是巨額費用支出。2010年的全國衛生總費用顯示，各級政府預算投入所占比例已由十年前的不足16%提升到28.6%，醫療保險等社會(hui) 籌資從(cong) 20%提升到35.9%，城鄉(xiang) 居民個(ge) 人支付比例從(cong) 60%降至35.5%。

　　除了償(chang) 還曆史欠賬，至少還有三大因素推動著醫療費用支出的迅速增長：一是30年來偏重經濟增長造成的高汙染給居民持續的健康傷(shang) 害；二是中國勞動力供給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三是人口老齡化迅速增長，中國未富已先老。

　　在我們(men) 看來，為(wei) 了降低未來財政的負擔，避免美國式的醫療福利陷阱，中國醫保改革的核心一是要確立適度的醫療保障水平，二是要控製好費用的支出，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決(jue) 策與(yu) 政策製訂的科學水平。要實現到“十二五”末把個(ge) 人承擔看病費用的比例減至30%以下的承諾，醫療公共政策部門將涉及三大決(jue) 策問題：

　　一是如何確定基本藥物適度的價(jia) 格水平。安邦先前披露過，在一些基本醫療藥物上，價(jia) 格水平已經不能反映合理的利潤水平，致使藥物供應不足。這項工作需要大量的具體(ti) 而微的工作，需要切實發揮行業(ye) 協會(hui) 和社會(hui) 團體(ti) 的作用，以跟上行業(ye) 經營趨勢的變化。

　　二是如何確立費用控製及支付方式。對於(yu) 病種，5月始按病種付費的定價(jia) 試點需迅速鋪開，以消解按項目收費難以控製費用的弊端；對於(yu) 病人，墊付報銷比例和實時報銷結算比例應體(ti) 現差別，實時報銷結算比率應大幅下降，以放緩當前快速釋放的看病需求；對於(yu) 醫院，總額預付的核心是“結餘(yu) 自留、超支不補”，以提高醫院節約費用的積極性。

　　三是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醫院、診所等醫療機構，提高醫療資源的總供給水平，不僅(jin) 有利於(yu) 緩解病人看病難的問題，也有利於(yu) 醫療機構形成充分競爭(zheng) 以提高服務質量並降低收費水平。降低基本藥物價(jia) 格水平和費用支出，最好的辦法還在於(yu) 讓市場充分競爭(zheng) 來達成，政府隻需當好裁判。

　　最終分析結論：

　　中國政府的嚴(yan) 厲管製讓醫療機構供給水平相當不足，再加上粗糙的決(jue) 策水平，使得醫保基金、病人、醫院三者之間形成利益相悖的尷尬境地，在保障公民基本醫療需求的情況下，醫療機構的放開比有效的費用支出控製策略更為(wei) 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