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曾以“讀書(shu) 學聖賢”為(wei) 人生“第一等事”，強調讀書(shu) 的目的是成聖成賢，成就道德意義(yi) 上的理想人格。在當時的語境下，“讀書(shu) ”主要指的是學習(xi) 經典。如何讀書(shu) 或者說如何學習(xi) 經典，是當時天下士子所關(guan) 心的話題。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王陽明也自有其見解。《傳(chuan) 習(xi) 錄下》曾記述：“一友問：‘讀書(shu) 不記得如何?’先生曰：‘隻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yi) 了，隻要明得自家本體(ti) 。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ti) 。’”此處可見，王陽明將讀書(shu) “所得”之境劃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一是“記得”，二是“曉得”，三是“明得”，他主張讀書(shu) 不是為(wei) 了“記得”，也不僅(jin) 僅(jin) 是要“曉得”，最重要的是通過讀書(shu) 來“明得自家本體(ti) ”。“三得”之說，展現了王陽明對於(yu) 讀書(shu) 境界的認識，也反映了心學在經典學習(xi) 上的態度。

　　“記得”是指以記誦辭章為(wei) 目的的讀書(shu) 。時人為(wei) 了參加科舉(ju) 考試，總是要熟讀經史並反複背誦，直至能夠信手拈來，在考試或者作文中熟練地引經據典，以此顯示自己在讀書(shu) 上所花的工夫。有人天賦異稟，讀書(shu) 能夠過目不忘，成為(wei) “行走的書(shu) 櫃”，但更多的人需通過寒窗苦讀、反複記誦，才能親(qin) 近經典。王陽明弟子中有人就是苦於(yu) 讀書(shu) “不記得”，於(yu) 是向他請教記誦之法。人們(men) 向王陽明請教記誦之法，大概是問錯了對象，因為(wei) 他從(cong) 根本上就反對記誦式讀書(shu) 。在王陽明看來，儒家的聖學之所以逐漸式微，正是因為(wei) 訓詁之學、記誦之學、詞章之學大行於(yu) 世，引得天下讀書(shu) 人盡入“百戲之場”，以讀書(shu) 作文來粉飾自我、取悅於(yu) 當世、贏得身前身後之虛名，導致了儒門正學被人淡忘，更導致世風日下。“後世記誦詞章之習(xi) 起，而先王之教亡。”(《訓蒙大意》)正因為(wei) 王陽明認為(wei) 記誦、訓詁、詞章之學不是儒學正脈，隻是為(wei) 了功名利祿，故而他反對用記誦、訓詁等方式來對待經典。人們(men) 以為(wei) 記誦經典、訓詁經典乃至引經據典就是“尊經”“通經”，實際上這是對“經典”的割裂毀棄，不值一提。經典中所記載的萬(wan) 事萬(wan) 理，是人之良知的外在化、文字化，如果不能夠與(yu) 自家良知相印證，縱記得千言萬(wan) 語，也不能於(yu) 自己德性證成增添分毫。

　　“曉得”是指以理解經典文義(yi) 為(wei) 目的的讀書(shu) 。與(yu) “記得”相比較，“曉得”是更高的讀書(shu) 之境。古人說：“讀書(shu) 百遍而義(yi) 自見。”讀書(shu) 明義(yi) 意味著理解經典文字背後的蘊涵，由此來理解聖賢著書(shu) 立說的本意所在，換言之，通曉文義(yi) 是探求本意的前提。王陽明自己常常對學生講四書(shu) 五經裏的文辭並作出新解，即是希望學生曉得文辭背後的意涵所指，即真正領會(hui) 經典的意義(yi) ，所謂“授書(shu) 不在徒多，但貴精熟”(《教約》)。在討論“經史關(guan) 係”時，王陽明說：“五經亦隻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誡……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傳(chuan) 習(xi) 錄上》)明白了五經“明善惡、示訓誡”之意，也就是“曉得”五經的苦心孤詣處。王陽明曾對五經本義(yi) 做了概括式的陳述，認為(wei) 五經的本義(yi) 在於(yu) 展現人之本心：“故《易》也者，誌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shu) 》也者，誌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誌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誌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le) 》也者，誌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誌吾心之誠偽(wei) 邪正者也。”(《尊經閣記》)王陽明將“五經”與(yu) 自家本心關(guan) 聯起來，認為(wei) 五經所記述內(nei) 容不過是自家心體(ti) 所包含的價(jia) 值規則、情感理性等內(nei) 容，這才是讀經的“曉得”之境。“曉得”不是拘泥於(yu) 文句，更不是記誦文句，而是要讀懂著述者所闡發的根本道理，這就是所謂“理解”和“領會(hui) ”文本本身的含義(yi) 及其可能的引申義(yi) 。當然，“曉得”不是停留在一般意義(yi) 上的“識見”之上，而是要與(yu) 本心相通，“心明白，書(shu) 自然融會(hui) ”(《傳(chuan) 習(xi) 錄下》)。如果僅(jin) 僅(jin) 在讀書(shu) 上博聞多識，但不能消化吸收而與(yu) 自己本心相通，那麽(me) 一方麵或許不能獲得真正的理解和領會(hui) ，“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shang) 食之病。”(《傳(chuan) 習(xi) 錄下》)，另一方麵則可能“自生意見”，“若心上不通，隻要書(shu) 上文義(yi) 通，卻自生意見”(《傳(chuan) 習(xi) 錄下》)。顯然，這樣的“曉得”不是王陽明意義(yi) 上的“曉得”，王陽明所提倡的“曉得”指向“明得”。

　　“明得”是指與(yu) 自己本心互相發明、明確心之本體(ti) 並能落實於(yu) 事的讀書(shu) 體(ti) 驗。如本文開頭所述，在王陽明看來，讀書(shu) 不是為(wei) 了記誦，甚至領會(hui) 和理解也隻是讀書(shu) 的“第二義(yi) ”。那麽(me) 讀書(shu) 的“第一義(yi) ”是什麽(me) 呢?在王陽明看來，讀書(shu) 實際上是內(nei) 在良知與(yu) 經典文獻相互印證的過程，讀書(shu) 是為(wei) 了幫助明白自家的良知本體(ti) ，因此證明良知本體(ti) 之所在並著實按照良知行事才是讀書(shu) 的第一義(yi) ，“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傳(chuan) 習(xi) 錄中》)。在王陽明看來，讀書(shu) 是以外在的文字來激發良知的覺醒，“讀書(shu) 以開其知覺”(《訓蒙大意》)，如果良知得以自覺，那麽(me) 作為(wei) 口耳之學的讀書(shu) 就不那麽(me) 重要了，所以王陽明在與(yu) 聾啞人楊茂以筆交談時說道：“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諭泰和楊茂》)良知一覺，才是真正“明得”。王陽明說，“大抵學問工夫隻要主意頭腦是當。”(《傳(chuan) 習(xi) 錄中》)自覺良知並能致良知就是“主意頭腦是當”。就讀書(shu) 一事而言，“明得”指向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意識到良知，在良知上用功能夠徹底“曉得”經典之義(yi) ，“若信得良知，隻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wan) 典無不吻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傳(chuan) 習(xi) 錄中》)另一個(ge) 則是致良知，真正超越經典文本的文義(yi) 而將道德工夫用到實處，“就文義(yi) 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ti) 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傳(chuan) 習(xi) 錄中》)。就此而言，“明得”一方麵是以“良知之覺”融會(hui) 經典之義(yi) ，講求與(yu) 自我意識的相互驗證;另一方麵則是以“良知之致”落實經典之實，其目的是解決(jue) 人生的困惑與(yu) 問題，展現的是“問題驅動”而不是“文獻驅動”。讀書(shu) 的“明得”之境，在於(yu) 通過“讀書(shu) ”來激發良知的自覺，進而以經典文獻驗證良知之覺，並在處理倫(lun) 常事務中落實良知之覺，這就是真正的“明得”，也才是“知行合一”。進而言之，在讀書(shu) 的過程中，“記得”“曉得”都服從(cong) 於(yu) “明得”，或者說外在的文字材料都是為(wei) 了印證內(nei) 在的良知，一旦“明得”，則“記得”“曉得”無須刻意計較。

　　“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ti) 察乎?”(《傳(chuan) 習(xi) 錄中》)王陽明主張將省察良知優(you) 先於(yu) 體(ti) 察經典，反對人們(men) 致力於(yu) “無用之虛文”，他以自覺良知統率記誦之學、訓詁之學、詞章之學，認為(wei) 這才是“敦本尚實，反樸還淳”的讀書(shu) 之道。王陽明在讀書(shu) 問題上的這一主張，其消極後果是引發了陽明後學“束書(shu) 不觀、遊談無根”的空疏之風。但從(cong) 積極的角度來看，王陽明將道德自覺與(yu) 道德踐履置於(yu) 文字記誦、文義(yi) 理解之先，對於(yu) 人們(men) 在讀書(shu) 活動中超越文本局限、超越文獻驅動，從(cong) 而挺立自我意識並以解決(jue) 實在問題為(wei) 指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yi) 。由此來看，王陽明在讀書(shu) 境界上的“三得”之說值得重視。

　　（作者係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