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新醫改究竟選擇何種改革路徑，取決(jue) 於(yu) 對健康權的理論認知以及保障這一權利的公共選擇。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認為(wei) ，全民免費醫療（或稱“全民公費醫療”）體(ti) 製，是保障民眾(zhong) 健康權的唯一路徑。

　　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在現代社會(hui) ，把健康視為(wei) 公民的一種權利，成為(wei) 一種非常流行的理念，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提供被廣泛視為(wei) 一種公共服務，運作良好的醫療體(ti) 製則是保障民眾(zhong) 健康權的最重要社會(hui) 因素之一。

　　新醫改之前，中國的醫療體(ti) 製經曆了二十年的改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也導致諸多弊端，其集中體(ti) 現，就是民眾(zhong) 所抱怨的“看病貴、看病難”，也就是在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上存在著極大的社會(hui) 不公。針對這種情況；中國自2007年開始啟動新一輪醫療體(ti) 製改革，即所謂“新醫改”，其目的之一就是保障民眾(zhong) 的健康權。

　　但是，在現實世界中，醫療體(ti) 製多種多樣。如果以健康權能否得到切實的保障來衡量，有幾種體(ti) 製各有千秋。中國新醫改究竟選擇何種改革路徑，取決(jue) 於(yu) 對健康權的理論認知以及保障這一權利的公共選擇。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認為(wei) ，全民免費醫療（或稱“全民公費醫療”）體(ti) 製，是保障民眾(zhong) 健康權的唯一路徑[1]。

　　這一思路並非缺乏事實根據。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醫療服務的確主要由公立醫療機構來提供，所有居民均能大體(ti) 上免費享受基本的醫療服務。但問題在於(yu) ，不少人有意無意地主張恢複計劃經濟時代的部分做法，還有不少論者時常表達對毛澤東(dong) 時代中國醫療衛生體(ti) 製（尤其是農(nong) 村合作醫療）的欣賞和留戀之情[2]。與(yu) 此同時，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公共領域，抨擊市場化的浪潮風起雲(yun) 湧，很多抨擊極具民粹主義(yi) 色彩。另外，還有不少人並不排斥在醫療衛生領域引入市場機製，但是他們(men) 認定市場隻能提高效率；為(wei) 了維護公平，則需要依賴政府，政府就是社會(hui) 公正的化身。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姑且不論一個(ge) 以官僚體(ti) 係實行全方位命令和控製的蘇聯式醫療體(ti) 製能否帶來社會(hui) 公正，能夠確保民眾(zhong) 健康權的製度安排實際上是多種多樣的。除了英國的全民免費醫療模式之外，社會(hui) 醫療保險是另外一種選擇。中國新醫改沒有選擇走向命令與(yu) 控製型模式的變革路徑，而是選擇建立全民醫療保險[3]。在全民醫療保險的新製度下，醫保機構代表參保者的利益向醫療機構購買(mai) 醫藥服務，並通過供方付費模式的改革，促使後者為(wei) 參保者提供性價(jia) 比高的醫藥服務，而醫療機構則在政府的監管下展開市場競爭(zheng) [4]。

　　本文首先探究健康權這一概念的含義(yi) ，並基於(yu) 理論分析的結果，從(cong) 落實健康權保障的角度，對中國醫療體(ti) 製改革中走向全民醫療保險的製度選擇，進行初步分析。

　　一、“健康權”的理念

　　“健康權”這一理念的流行，主要是近半個(ge) 世紀以來的事情。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阿瑪蒂亞(ya) ·森(Amartya Sen)對此現象給出了一個(ge) 哲學性的解釋。在他看來，對於(yu) 每一人來說，最為(wei) 重要的就是一種非常基本的自由，即擁有生活的可行能力。毫無疑問，健康是人們(men) 擁有這種可行能力的最基本要素，因而也就成為(wei) 一種基本的權利。擁有健康，人們(men) 才有能力完成其他“功能性活動”(Functionings)，從(cong) 而實現人的有價(jia) 值的生活[5]。森把健康視為(wei) 人類基本自由的一個(ge) 內(nei) 在組成部分，凸顯了“健康權”的重要性。

　　然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健康權”這一概念有失空泛，因為(wei) 如果好的健康狀態不能得到製度性的保障，那麽(me) 就很難談論所謂“健康權”。這實際上是在說，我們(men) 很難在積極的意義(yi) 上來談論“健康權”。很顯然，每一個(ge) 人的健康都能得到同等良好的保障，這在任何社會(hui) 製度中都無法實現。但是，這卻不意味著我們(men) 不能談論消極意義(yi) 上的“健康權”，即健康權隻不過意味著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權利，而某人有這樣的權利並不能保障其健康[6]。

　　人的健康水平高低，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和影響。醫療服務對於(yu) 健康維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畢竟威脅人類健康的重大因素之一就是疾病。疾病是每一個(ge) 人都會(hui) 麵臨(lin) 的風險，而看病治病必將帶來財務風險。在健全的醫療體(ti) 製中，這一財務風險可以得到有效的分散，病人不必在生病期間被迫自行籌措高額的醫療費用。因此，一個(ge) 健全的醫療體(ti) 係乃是一種“社會(hui) 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就像道路、通訊等“物質性基礎設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一樣，對於(yu) 一個(ge) 國家經濟社會(hui) 的協調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基於(yu) 這樣一種理念，有人認為(wei) 討論“醫療權”要比討論“健康權”更加重要[7]。一個(ge) 公正的醫療體(ti) 製，意味著醫療領域中的一些焦點性變量能夠得到平等分配[8]。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衡量平等。

　　新自由主義(yi) 者強調人人享有平等的醫療權利，但這裏的權利還是消極意義(yi) 上的權利。平等的醫療權利隻不過意味著人們(men) 尋求醫療服務的程序公正得到保證。隻要在自由權利得到保障以及市場遊戲規則得到捍衛的製度框架中，民營醫療機構和自願性民營醫療保險的存在已經足以保障任何人的醫療權。

　　可是，人人都應該有病能看病就醫，同人人都應該有飯吃一樣。乃是眾(zhong) 所接受的社會(hui) 公正準則，為(wei) 所有的文明社會(hui) 所接受。因此，健全的醫療體(ti) 製必須達到一旦有所需要，人人均能接受基本的醫療服務。在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尚未得到有效保障的社會(hui) 經濟體(ti) 製中，發展一個(ge) 公正的醫療體(ti) 製可以成為(wei) 社會(hui) 政策的一個(ge) 優(you) 先目標。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基於(yu) 維護健康的需要，人人都能享有醫療衛生保健，已經成為(wei) 衡量一個(ge) 醫療體(ti) 製是否公正亦即是否保障健康權的國際標準[9]。確保人人（無論其收入高低）均可獲得基本的醫療服務，關(guan) 鍵性的製度安排在於(yu) 建立一個(ge) 運轉良好的醫療保障體(ti) 係。

　　二、新醫改之前中國的醫療保障體(ti) 係

　　在新醫改推進之前，中國大多數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根據最具有權威性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到2003年底，64.5%的城鄉(xiang) 居民在尋求醫療服務時必須完全仰賴自費[10]。其他的大部分民眾(zhong) ，其醫藥費用即使從(cong) 某些公立醫療保險項目中獲得報銷，自付的比重也很高。

　　同世界上的很多國家一樣，中國的醫療費用增長迅速，其增長幅度遠遠超過了城鄉(xiang) 民眾(zhong) 收入增長的幅度。1990-2005年，全國公立綜合醫院的平均門診費用上漲了大約12 倍，平均住院費用上漲了約10倍，而同期城鄉(xiang) 民眾(zhong) 的平均收入僅(jin) 僅(jin) 上漲了大約7倍和5倍。尤為(wei) 重要的是，平時看起來不起眼的門診費用，其上漲幅度最高，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基本衛生保健（或稱“初級衛生保健”）可及性的下降，相當一部分低收入民眾(zhong) 因為(wei) 沒有錢而有病不看門診。由於(yu) 門診費用的快速增長，基本衛生保健可及性的公平已經受到損害，民眾(zhong) 的健康權由於(yu) 醫療體(ti) 製弊端而難以保障。

　　“小病扛”的後果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而最終因病致貧。世界衛生組織曾經在1977年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中國也承諾實現這一目標。過去妨礙這一目標實現的主要障礙在農(nong) 村，因此，當時政府的施政重點在於(yu) 改善農(nong) 村地區初級衛生保健服務體(ti) 係。但是，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不但沒有實現，情形反而有惡化之勢。不僅(jin) 農(nong) 村沒有改善，而且在醫療衛生服務條件較好的城市，也有越來越多的民眾(zhong) 因為(wei) 無錢而無力尋求門診服務。

　　無論如何，中國醫療體(ti) 係中出現了嚴(yan) 重的社會(hui) 不公正現象。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對191個(ge) 會(hui) 員國衛生體(ti) 係的績效進行了評估，結果中國在 “醫療衛生籌資的公平性”這一指標上名列全球倒數第四名[1]。因此，為(wei) 了保障民眾(zhong) 的健康權，推進全民醫療保障勢在必行，這成為(wei) 2006年新醫療體(ti) 製改革路徑爭(zheng) 論中各方取得的少有的共識之一。

　　三、健全醫療保障體(ti) 係的製度安排：走向全民免費醫療

　　無論從(cong) 理論上探討，還是從(cong) 人類曆史的實踐經驗中觀察，建立醫療保障體(ti) 係有多種製度選擇。那麽(me) ，中國的“全民醫保”的主幹性製度安排，究竟是全民免費醫療或全民公費醫療，還是全民醫療保險？在有關(guan) 新醫改的大爭(zheng) 論中，對這一關(guan) 鍵性問題並沒有達成共識。

　　在世界上，凡是實現全民醫保的國家。其製度要麽(me) 是全民公費醫療製，要麽(me) 是社會(hui) 醫療保險製。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國家和地區並不是采用單一的製度來建立全民醫保，而是以某一種製度作為(wei) 主幹，以其他製度作為(wei) 補充[12]。

　　究竟是公費醫療製好，還是社會(hui) 保險製好？理論上沒有一個(ge) 明確的說法，世界各國的實踐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實際上是各有利弊，優(you) 劣難分。在某種意義(yi) 上，全民公費醫療和全民醫療保險的差別也不大。全民公費醫療的籌資來源是一般稅收；而全民醫療保險是專(zhuan) 門的醫保繳費，在不少國家，全民醫療保險的參保費也是通過稅收係統征收的。對於(yu) 老百姓來說，納稅和繳費實際上是一回事。因此，全民公費醫療和全民醫療保險製度的差異主要體(ti) 現在醫藥費用的籌資來源和渠道。兩(liang) 種醫療保障製度在醫保付費以及在如何推動醫療機構提供性價(jia) 比高的醫藥服務上麵臨(lin) 許多共同的挑戰。

　　眾(zhong) 所周知，在中國實行的公費醫療，隻覆蓋了少數人，顯然有欠公平性；同時，由於(yu) 製度安排上的缺陷導致的浪費，以及特權階層的濫用，現行公費醫療體(ti) 製在受益麵非常狹窄的情形下卻占用了相當大比例的公共衛生經費。因此，公費醫療成為(wei) 輿論批評的對象，也在公共政策上成為(wei) 改革的對象，但其改革卻由於(yu) 既得利益群體(ti) 的抵製而步履蹣跚。因此，在中國，很多人有意回避“公費醫療”這個(ge) 字眼，全民公費醫療通常被稱為(wei) “全民免費醫療”。

　　其實，從(cong) 理論上說，全民公費醫療未嚐不能成為(wei) 中國建立全民醫保的一項製度選擇。如果這一製度能覆蓋全體(ti) 國民，其好處，尤其是公平性，自不待言。但是，選擇這一製度模式必將麵臨(lin) 兩(liang) 大挑戰：其一是醫療籌資必須主要來自政府的一般稅收，對公共財政的壓力較大，最終會(hui) 轉嫁到民眾(zhong) 身上；其二是全民公費醫療如何在製度上強化對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約束，防範來自雙方的道德風險，從(cong) 而確保其可持續性發展。當然，如果選擇覆蓋全民的社會(hui) 醫療保險製度，也就是全民醫療保險製度，第一個(ge) 挑戰的強度或許會(hui) 大大降低，但第二個(ge) 挑戰依然存在，而且強度不減。

　　實際上，在有關(guan) 新醫改走向何方的爭(zheng) 論中，的確有一種聲音傾(qing) 向於(yu) 全民公費醫療製度。有不少人堅信，中國醫療保障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模仿 “英國模式”，建立全民公費醫療製度。很多人還喜歡舉(ju) 出印度實行“全民公費醫療”的例子，並發出諸如“印度能、為(wei) 什麽(me) 中國不能”的議論，但殊不知，由於(yu) 政府在公立醫療機構中的投入太少，全民公費醫療在印度實際上隻是一個(ge) 花瓶[13]。事實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數據，在2006年，印度衛生費用中公共籌資的比重僅(jin) 為(wei) 25.0%，而當年中國的這一比重已經高達40.7%了[14]。這說明，即使印度建立了“全民免費醫療”製度，但是其民眾(zhong) 看病治病時還要自己從(cong) 口袋裏支付大約70%的醫藥費用[15]。2009年5月，陝西省神木縣建立政府補貼水平很高的全民醫療保險製度，但卻將這一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命名為(wei) “全民免費醫療”，一時間激起輿論轟動[16]。在“神木模式”橫空出世之後，關(guan) 於(yu) 在全國建立“全民免費醫療”體(ti) 製的呼籲應運而生。例如，2009年 10月20日，《公益時報》報道，時任民政部社會(hui) 福利與(yu) 慈善事業(ye) 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在聽取了神木縣試行半年多的情況後認為(wei) ，神木醫改是中國福利建設史上的一個(ge) 聖典，是一場社會(hui) 政治大變革，促進了和諧社會(hui) 的建設。同時他還認為(wei) 免費醫療是印度都能辦到的事，不是烏(wu) 托邦，神木人均330元，中國13億(yi) 人，要在全國推廣免費醫療，財政補貼4 300億(yi) 元即可[17]。很多人認為(wei) ，“神木模式”之所以不能成為(wei) “神州模式”，根子在於(yu) 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有問題。

　　的確，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和地區，以全民公費醫療作為(wei) 全民醫保的製度主幹，運作績效盡管不完美但也不能很差，足可以為(wei) 中國的新醫改所借鑒。但是，中國能不能走上全民公費醫療之路，不僅(jin) 是執政理念的問題，也不僅(jin) 是國際經驗的參考性問題，而是一個(ge) 政府財政能力的問題。對此完全可以進行科學的測算和理性的辯論。這絕不是一個(ge)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情。

　　要建立一個(ge) 能夠正常運轉的全民公費醫療製度，意味著全體(ti) 民眾(zhong) 在公立醫療機構中看病治病的醫藥費用主要由國家財政通過一般稅收來支付，個(ge) 人支付的比重基本上不能超過20%。

　　若要建立全民公費醫療體(ti) 製，意味著公立醫療機構業(ye) 務收入必須至少維持在現有水平之上，否則其醫護人員的待遇必然會(hui) 下降，全民公費醫療將變成全民必須看公立醫療機構醫護人員黑臉的情形，這顯然不是這一思路提出者的初衷。這還意味著這些公立醫療機構80%的業(ye) 務收入必須來自於(yu) 政府財政投入。問題在於(yu) ，公立醫療機構中現有的政府財政投入水平較低，實行全民公費醫療製度，就必須大幅度加大政府財政在公立醫療機構中的投入，其所需的新增投入至少要在政府財政衛生投入的現有水平上翻一番還不夠。依照2009年的基數來測算，建立全民免費醫療製度，政府必須新增5535.1億(yi) 元。即便我們(men) 再縮一下水，假定政府投入占公立醫療機構業(ye) 務收入的比重是70%，亦即民眾(zhong) 必須自費30%，依照2009年的基數來測算，政府也必須新增投入4713.1億(yi) 元，這是當年政府在公立醫療機構中投入的100.6%。總之，可以肯定的是，要建立一個(ge) 全民免費醫療體(ti) 製，政府財政必須新增支出4700-5500億(yi) 元，而且必須全部投入到公立醫療機構之中。

　　顯然，在現行公共財政體(ti) 製基本架構不發生大的改變的前提下，要求中國政府在原有財政衛生投入的基礎上新增1.5倍的公立醫療機構預算開支，是相當不現實的。實際上，政府財政中所謂“衛生投入”類別不限於(yu) 對醫療服務的投入，而且還包括對公共衛生、藥品監管、醫學科研、計劃生育、醫療保障補助等方麵的投入，可以說醫療衛生領域的方方麵麵都需要政府增加投入。如果僅(jin) 在醫療服務上一下子新增原衛生投入的1.5倍，那麽(me) 政府在其他衛生領域的新增投入必然會(hui) 受到擠壓。因此，從(cong) 財政可承受性的角度來看，全民公費醫療不可行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四、中國應走向全民醫療保險

　　中國公共政策學者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就新醫改的路徑展開了一場爭(zheng) 論，這一爭(zheng) 論至今依然影響著中國醫療體(ti) 製改革的公共選擇[18]。由於(yu) 種種因素，尤其是財政因素和社會(hui) 醫療保險製度的路徑依賴性，新醫改的國家政策最終選擇了以漸進方式走向全民醫療保險的改革路徑。具體(ti) 而言，就是鞏固與(yu) 完善現有三大公立醫療保險，即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簡稱“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簡稱“城鎮居民醫保”）、新型農(nong) 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農(nong) 合”），再加上城鄉(xiang) 醫療救助製度，共同組成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分別覆蓋城鎮就業(ye) 人口、城鎮非就業(ye) 人口、農(nong) 村人口和城鄉(xiang) 困難人群[19]。2009年4月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深化醫藥衛生體(ti) 製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新醫改方案”）公布，正式拉開了新醫改的序幕。

　　在三大公立醫療保險中，城鎮職工醫保麵向就業(ye) 人群（或稱“工作人群”），由雇主（工作單位）和雇員雙方聯合繳費。沒有工作單位的就業(ye) 者，例如個(ge) 體(ti) 戶和靈活就業(ye) 人員，也可以自願參加城鎮職工醫保，隻不過是按照各地政府製定的固定費率單方繳費而已。

　　城鎮居民醫保和農(nong) 村新型合作醫療都是自願性的公立醫療保險，由參保者和政府聯合繳費，而政府繳費部分一般被稱為(wei) “政府補貼”。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顯示，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通過各種稅務優(you) 惠的方式為(wei) 自願性補充醫療保險和養(yang) 老保險提供財政支持，從(cong) 而有利於(yu) 收入較高的人群[20]。但是，中國自願性公立醫療保險的實踐則是政府為(wei) 民眾(zhong) 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提供普惠型財政補貼，體(ti) 現了社會(hui) 政策中受益資格認定的普遍主義(yi) 原則。普遍主義(yi) (Universalism)認定，人人都將麵臨(lin) 一定的社會(hui) 風險，因而社會(hui) 政策應該麵向社會(hui) 中所有的人。醫療恰恰就是這樣一種社會(hui) 風險防範，因為(wei) 人人都會(hui) 生病，因而都需要醫療[21]。

　　從(cong) 理論上說，全民醫保意味著每一個(ge) 國人至少應該參加一種醫療保險。“新醫改方案”已經明確，到2012年，基本醫療保障製度全麵覆蓋城鄉(xiang) 居民，具體(ti) 而言，就是在2012年之前使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nong) 合的參保率都提高到目標人群的90%以上。中國還有覆蓋公務員的公費醫療體(ti) 係，還有少數人參加了各種商業(ye) 醫療保險。因此，隻要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的人口覆蓋率達到90%，全民醫療保險的目標就可以實現。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這一目標已經提前實現了。到 2009年底，12.3億(yi) 民眾(zhong) 至少參加了一個(ge) 公立醫療保險，因此，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的覆蓋率達到了92.4%。

　　然而，中國的醫療保障體(ti) 係還不健全。即便就擴大覆蓋麵而言，城鎮職工醫保和城鎮居民醫保都必將麵臨(lin) 越來越困難的局麵。全民醫保所麵臨(lin) 的另一項重大挑戰，在於(yu) 提高各項公立醫療保險的籌資水平和保障水平。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在過去若幹年內(nei) 的籌資水平及其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都有了顯著的提高。盡管如此，到2009年，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的籌資總額還不到衛生總費用的三成。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在衛生籌資體(ti) 係中的作用還有待加強。

　　由於(yu) 籌資水平較低，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的支付水平自然較低。在過去的幾年內(nei) ，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基金支出總額逐年增加。盡管如此，基本醫療保障基金支付占醫療機構業(ye) 務收入的比重依然不高，到2009年也不足四成。因此，公立醫療保險對於(yu) 醫療服務提供方而言購買(mai) 力有限，即無法分攤民眾(zhong) 醫藥費用的風險，也無法有效地形成第三方購買(mai) 機製(Third-Pady Purchase)，從(cong) 而不能約束醫療機構為(wei) 參保者提供合理的醫療和用藥服務[22]。

　　中國的全民醫療保險所麵臨(lin) 的最為(wei) 深刻的挑戰，是醫療保險機構如何對醫療服務提供方施加有效的約束和控製，促使後者為(wei) 參保者提供性價(jia) 比高的醫療服務。這其中的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改革供方付費模式，即以多元付費方式的組合代替按項目付費的主導，促使醫療服務提供者展開良性的市場競爭(zheng) 。當然，這一問題實際上並不僅(jin) 僅(jin) 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ge) 全球性的難題。

　　結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醫療體(ti) 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yu) 政府責任的弱化，尤其是公共財政在醫療衛生籌資中的功能弱化，中國的醫療體(ti) 製遭遇了嚴(yan) 重的問題，引發民眾(zhong) 的不滿，一度成為(wei) 頭號社會(hui) 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自2006年底開始醞釀新一輪醫療衛生體(ti) 製改革，即所謂“新醫改”。經過多次內(nei) 部的征求意見以及一次公開的征求意見，“新醫改方案”於(yu) 2009年4月正式發布。中國新醫改的內(nei) 容繁多，但其核心可以歸結為(wei) 兩(liang) 點：(1)醫療保障體(ti) 係走向全民覆蓋，亦即走向全民醫保，其中政府在醫療保障籌資中扮演積極而有效的角色；(2)醫療服務遞送體(ti) 係走向“有管理的市場化”，其中政府以購買(mai) 者（通過公立醫保機構）、監管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參與(yu) 到醫療服務的市場之中。

　　就在“新醫改方案”醞釀的進程中，中國的醫療體(ti) 製已經悄悄地發生了漸進的變革。這種變革，用世界衛生組織的話來說；就是從(cong) “國家退出”(Withdrawal of the State)轉變為(wei) “國家的再介入”(Re-Engagement of the State)[23]。國家強化了公共財政在衛生籌資中的責任和功能，推進了基本醫療保障體(ti) 係覆蓋麵的拓展和籌資水平的提高，其直接的效果就是大大降低了患者的自付水平，從(cong) 而有效地提高了醫藥衛生費用負擔的公平性[24]。總體(ti) 來說，中國的新醫改正在重構政府與(yu) 市場在醫療領域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進民眾(zhong) 健康權保障的製度化。

　　【參考文獻】

　　[1]GU XIN. Towards Central Planning or Regulated Marketization？ China Debates on the Direction of New Healthcare Reforms， and China' s New Social Policy： Initiatives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09：14-25.

　　[2]顧昕，方黎明.自願性與(yu) 強製性之間：中國農(nong) 村合作醫療的製度嵌入性與(yu) 可持續性發展分析[J].社會(hui) 學研究，2004，(5)：1-18.

　　[3]EDWARD G. Towards Universal Coverage： China' s New Healthcare Insurance Reforms， China' s Reforms at 30：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 M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09：117-136.

　　[4]顧昕.走向全民醫保：中國新醫改的戰略與(yu) 戰術[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hui) 保障出版社，2008.

　　[5]AMARTYAS.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New York： Alfred， 1999.

　　[6]ROBERT P. Health Care Politics， Polic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18-191.

　　[7]RHODES P. Health Care System [M]. New York： MIT Press， 1992.

　　[8]AMARTYA S. Inequality Reexamined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BERNARD W. The Idea of Equality，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126.

　　[10]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中國衛生服務調查研究：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分析報告[R].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4：16。

　　[11]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 Health Systems Improving Performance [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2000.

　　[12]顧昕.全球性醫療體(ti) 製改革的大趨勢[J].中國社會(hui) 科學，2005，(6)：121-128.

　　[13]顧昕.“新西遊記”取經印度——全民公費醫療不成功[J].中國衛生，2007，(4)：68-71.

　　[1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09[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108-116.

　　[15]顧聽.走向有管理的競爭(zheng) ：醫保經辦服務全球性改革對中國的啟示[J].學習(xi) 與(yu) 探索，2010，(1).

　　[16]王東(dong) 進.走進陝西神木　靜觀免費醫療[J].中國醫療保險，2010，(9)：7.

　　[17]陳江宏，王振耀.我眼中的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N].公益時報，2010-10-20.

　　[18]顧昕.新醫改未競路[J].財經，2010，(6)：28-32.

　　[19]顧昕.通向全民醫保的漸進主義(yi) 之路[J].東(dong) 嶽論叢(cong) ，2008，(1)：6-11.

　　[20]國際勞工局.社會(hui) 保障：新共識[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hui) 保障出版社，2001：58.

　　[21]黃晨熹，周燁，劉紅.社會(hui) 福利政策導論[M].上海：華東(dong) 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122.

　　[22]顧昕.全民醫保的新探索[M].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2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8： Primary Health Care Now More Than Ever[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84.

　　[24]顧昕.公共財政轉型與(yu) 政府衛生籌資責任的回歸[J].中國社會(hui) 科學，2010，(2)：11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