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是逐步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而且與(yu) 全球經濟發展互相促進，任何力量都很難將中國同全球經濟脫鉤。現主要結合財政政策，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談幾方麵看法。

　　改革開放開啟了經濟高速發展階段

　　1992年，我國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目標。1994年，通過整體(ti) 推進、重點突破的配套改革，包括稅製、分稅製、市場準入、金融改革、人民幣經常項下可兌(dui) 換，並解除了價(jia) 格行政管製，市場對資源配置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改革開放不斷推進。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wei) 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我國高速度、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支持中國高速度發展的另一個(ge) 重要因素是人口紅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到80年代進入就業(ye) 期，這時撫養(yang) 比低，勞動力充裕。在生產(chan) 函數中表現為(wei) 勞動力要素收益低、資本要素收益高，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效應，提高了投資占GDP的比重，推進了經濟增長。同時，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出口有巨大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也帶動了經濟增長。

　　還有一個(ge) 特殊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各地相互競爭(zheng) 保持高增長的格局。這有利有弊，一段時期內(nei) 確實促進了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出現了部分地方超出財力可能，違規舉(ju) 債(zhai) 大搞基本建設的現象。

　　1998年，為(wei) 應對亞(ya) 洲金融危機衝(chong) 擊，我國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提高財政赤字，集中資金用於(yu) 基礎設施建設。當時，基礎設施處於(yu) 十分薄弱的狀況，擴張性財政政策給一些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更為(wei) 重要的是，基礎設施有效改善，營商環境不斷優(you) 化，支持了經濟增長。

　　進入新時代逐步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之前出現的過多關(guan) 注增長速度、而不關(guan) 注增長質量的負麵效應開始顯現。鋼鐵、水泥、化工等與(yu) 大規模基建投資相關(guan) 的產(chan) 品出現產(chan) 能過剩。2008年，為(wei)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chong) 擊，有些地方又開始大規模舉(ju) 債(zhai) 搞基建，地方政府債(zhai) 務快速攀升，房地產(chan) 價(jia) 格快速上漲。大量金融資產(chan) 進入地方隱性債(zhai) 務和房地產(chan) 領域，金融脫實向虛並蘊含著係統性風險。生態環境惡化，水汙染和空氣汙染嚴(yan) 重，2013年北京空氣質量優(you) 良天數隻有176天。人口老齡化趨勢顯現，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下降，勞動成本快速提高。與(yu) 此同時，城鄉(xiang) 之間、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2013年7月，黨(dang) 中央提出我國經濟處於(yu) “三期疊加”時期，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接下來，我國采取了一係列舉(ju) 措，經濟開始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在全國範圍內(nei) 治理空氣汙染。通過改變取暖方式，關(guan) 停高汙染企業(ye) ，加強水汙染處理等措施，生態環境逐步向好。2013年至2022年，重汙染天數下降了92%，其中，2022年北京市空氣優(you) 良天數提升到286天，重汙染天數從(cong) 58天降到3天。

　　打贏脫貧攻堅戰。通過改善基礎設施、發展特色產(chan) 業(ye) 、加大專(zhuan) 項扶貧資金投入、發達地區對口幫扶等措施，現行標準下9899萬(wan) 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即去產(chan) 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個(ge) 方麵重點工作。黨(dang) 中央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堅決(jue) 遏製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zhai) 務”“守住不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底線”等針對性要求，引導經濟持續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幾個(ge) 著力點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重大判斷也是對前一階段轉型的規律性認識。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把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作為(wei) 主攻方向，徹底改變過去主要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忽視質量效益的粗放式增長，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產(chan) 能過剩、庫存積壓、杠杆增加、風險加大、效益低下、環境汙染、公共服務不足等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采取適宜的政策，更需要體(ti) 製機製性改革。

　　第一，保持適宜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速度以往在9%左右，逐步轉為(wei) 6%至7%，今後5年潛在經濟增長率應該在5%至6%。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再過5年可能會(hui) 降到4%至5%。短期看，宏觀調控政策十分重要，在不產(chan) 生通貨膨脹的前提下，應盡量將經濟增長維持在潛在增長率水平。

　　如果不出現特殊情況，今年經濟增長速度會(hui) 超過5%，考慮到去年的低基數，仍低於(yu) 潛在增長率，不利於(yu) 保持充分就業(ye) 。疊加外部不利因素，總體(ti) 評判有必要加大財政貨幣政策擴張的力度。可適度降低利率，更重要的是及時調整預算，增加財政赤字，主要是增加中央赤字，大部分用於(yu) 對中小微企業(ye) 房租、水電、利息等階段性補貼，根據企業(ye) 經營狀況，財政補貼可以直接到賬;小部分可以轉移給地方，緩解地方財政困難，同時要堅決(jue) 懲處亂(luan) 收費、亂(luan) 罰款，營造良好營商環境。適當增加地方財政赤字，主要不是用於(yu) 新增建設項目，而是彌補現存項目的欠資。

　　按照國際通行流量計算方法，可以比較準確評判財政政策擴張或緊縮的力度。應進行科學分析，及時調整預算。疫情產(chan) 生的疤痕效應是比較嚴(yan) 重的，企業(ye) 、居民和地方政府都在修複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信心恢複也需要一個(ge) 過程。隻有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趨於(yu) 正常，信心恢複，企業(ye) 才敢投資。隻有就業(ye) 情況改善，對未來收入有信心，居民才敢消費。相應的，財政收入也會(hui) 增加。

　　第二，從(cong) 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為(wei) 主。相當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增長靠政府投資撬動民間投資。在資本積累到一定階段之後，效果會(hui) 逐步減弱。目前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約為(wei) 54%，低於(yu) 國際平均水平，今後這一比重應當在60%以上。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也是120多個(ge) 國家和地區最大貿易夥(huo) 伴，對全球投資有持續吸引力，要加快形成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消費市場還有廣闊的上升空間。目前大部分農(nong) 民工在城鎮打工，暫住於(yu) 城鎮。讓2.9億(yi) 左右的農(nong) 民工真正在城鎮落戶，會(hui) 大幅提高消費，也會(hui) 產(chan) 生新的就業(ye) 機會(hui) ，還有助於(yu) 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

　　第三，破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高質量發展要求是全方位的，更多地集中於(yu) 供給側(ce) 。要不斷提高勞動效率、資本效率、土地效率、資源效率、環境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生產(chan) 要素配置效率。目前影響配置效率最大的是城鄉(xiang) 二元結構，勞動力和土地作為(wei) 最基礎最重要的生產(chan) 要素，在城鄉(xiang) 之間不能順暢流通。隻有加快農(nong) 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才會(hui) 有競爭(zheng) 力，也會(hui) 產(chan) 生足夠的市場需求，破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應當是進一步改革的重點方麵。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城鄉(xiang) 二元結構是製約城鄉(xiang) 發展一體(ti) 化的主要障礙。因此，必須破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真正實現城鄉(xiang) 融合發展，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同時，改革會(hui) 涉及重大法律修改和相關(guan) 利益調整，需要逐步探索。這些年來，確實進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取得了階段性進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去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農(nong) 村工作會(hui) 議上進一步提出，要破除妨礙城鄉(xiang) 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製度壁壘，促進發展要素、各類服務更多下鄉(xiang) ，率先在縣域內(nei) 破除城鄉(xiang) 二元結構。

　　第四，解決(jue) 影響財政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首先要區分財政政策短期和長期效應。如果經過科學分析認為(wei) 短期財政政策需要擴張，就要及時增加財政赤字，使經濟盡快恢複到正常狀態，這種做法代價(jia) 是最小的，不會(hui) 影響財政的可持續性。如果認為(wei) 某些政策有製度性缺陷，就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彌補缺陷，以免對財政造成長期的壓力，損害財政可持續性。

　　比如說我們(men) 的社會(hui) 保險體(ti) 係的製度設計不夠完善，影響到社會(hui) 保險基金運營的平衡性。北歐國家在本世紀初曾出現過社會(hui) 養(yang) 老體(ti) 係不可持續的問題，後及時修訂製度，每年做出國家精算，向社會(hui) 公布結果，爭(zheng) 取全社會(hui) 的共識，在此基礎上對退休年齡、繳費標準、給付替代率進行調整，這方麵的經驗值得我們(men) 借鑒。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其中就包括保持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這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