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國家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也是全麵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hui) 的進程，而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更是需要法治化的創新發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中鄭重宣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麵推進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使命任務，明確提出“在法治軌道上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的行動綱領，並對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法治中國作出了具體(ti) 部署。

　　數字治理需要盡快步入法治化軌道

　　以第四次工業(ye) 革命為(wei) 引擎，以互聯網為(wei) 介質的數字化全麵、深刻地影響著當今世界發展的各個(ge) 方麵。在現實中，從(cong) 日常支付到智慧生活，從(cong) 生產(chan) 經營到社會(hui) 治理，從(cong) 個(ge) 人隱私到國家安全，無論是個(ge) 人、組織還是國家都在全方位地受到數字化的深刻影響。在數字化轉型的當下，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創造財富的密碼;誰先實現了數字化轉型，誰就能夠贏得引領發展的先機。

　　在這一潮流中，全球產(chan) 業(ye) 結構深度調整，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迭代，與(yu) 傳(chuan) 統領域深度融合創新，不斷催生出各種新業(ye) 態，塑造出發展新動能、新優(you) 勢，社會(hui) 治理也借助大數據走向智能化，推動整個(ge) 社會(hui) 文明向前發展。數字化為(wei) 我們(men) 帶來了各種便利與(yu) 全新體(ti) 驗，但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如虛擬世界對現實生活的衝(chong) 擊，網絡情景對現實場景的顛覆，算法牽引對個(ge) 人偏好的改造與(yu) 強化，以及互聯網造就的脫實向虛、“網紅”職業(ye) 、機器替代、信息“裸奔”、網絡暴力等。當今世界秩序正在被數字化重構，數字的合規利用和安全風險倍增，依靠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經無法處理好數字化時代的各種關(guan) 係。

　　在各種關(guan) 係的重構中，經營主體(ti) 之間的競爭(zheng) 關(guan) 係需要適應數字化要求有序調節，如現實中雇傭(yong) 網絡水軍(jun) 對競爭(zheng) 對手進行詆毀、抹黑等行為(wei) ，往往瞬間造成惡劣後果，嚴(yan) 重損害了數字化時代的營商環境;社會(hui) 關(guan) 係需要適應數字化特征加以調節，如個(ge) 體(ti) 行為(wei) 的自主性與(yu) 計算機算法強勢牽引帶來的不適，以及數據泄密和個(ge) 人隱私被肆意搜集、披露，許多案例引發公眾(zhong) 的不安全感，也增添了不信任感。即使是維護公平正義(yi) ，網絡世界也絕不是現實情景中公平正義(yi) 的簡單延伸，網絡的放大效應加上個(ge) 體(ti) 的激情衝(chong) 動，既有可能使公平正義(yi) 得到伸張，也有可能演變為(wei) 網絡暴力。如果放任數字化自由生長、野蠻生長，個(ge) 體(ti) 生活的不確定性將隨之倍增，社會(hui) 關(guan) 係失序、社會(hui) 治理失控現象將難以避免，國家治理也會(hui) 陷入風險之中。因此，我們(men) 必須高度重視數字化與(yu) 現實世界的差異性、疊加放大效應以及關(guan) 係鏈條延展的複雜性，通過法治手段來加快創造出與(yu) 之相匹配的新製度環境，形塑出更加符合現代文明的優(you) 良社會(hui) 秩序與(yu) 氛圍。

　　推進完善適應數字化特點的法治規範體(ti) 係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伴隨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和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相關(guan) 立法也進入了快車道。如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先後製定了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數據安全法、個(ge) 人信息保護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初步形成了一個(ge) 與(yu) 數字化轉型相適應的新的法律體(ti) 係框架。同時還陸續修訂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廣告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zheng) 法、反壟斷法、民法典、刑法等，針對網絡交易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網絡平台的食品安全責任、互聯網廣告、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互聯網領域的不正當競爭(zheng) 和壟斷、網絡新業(ye) 態下的民事權利保護、打擊新型網絡犯罪等，完善了相關(guan) 製度規範;正在修訂中的慈善法也增加了對互聯網慈善活動的規製。部分省市也加強了相關(guan) 立法，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hui) 製定了《上海市數據條例》，浙江省人大常委會(hui) 製定了《浙江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hui) 製定了《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等，這些地方性法規的出台亦對當地數字經濟領域的治理起到了較好的促進作用。所有這些，均表明數字時代的法治建設已經全麵開工，並取得了相應的成效。

　　然而，麵對數字化帶來的全方位影響，這些法律規製還遠遠不夠，即使是引起高度重視的數字經濟領域的立法，也仍然不足以引領數字經濟發展。2022年12月，為(wei) 充分發揮我國海量數據規模和豐(feng) 富應用場景優(you) 勢，做強做優(you) 做大數字經濟，增強經濟發展新動能，構築國家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guan) 於(yu) 構建數據基礎製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特別強調要“穩步推進製度建設”，明確提出要加強製定數字治理領域的政策及標準，強化數字領域的立法研究，推動完善相關(guan) 法律製度，這表明數字經濟領域還麵臨(lin) 著繁重的法製建設任務。在數字生活中，如何將現實法理融入網絡治理中，同樣需要專(zhuan) 門、細致的製度安排，必須在利用數字化轉型提升效能的同時，重新梳理各種關(guan) 係、維護各方合法權益、切實保護隱私，重構數字化時代的新秩序，增強數字化時代的安全感。因此，立法機關(guan) 需要加強法律製度的供給，遵循數字治理的客觀規律，及時彌補法律空白、補齊製度短板，循序漸進健全適應數字化特點的法治規範體(ti) 係，以法治手段確保我國數字領域的領先地位，並為(wei) 世界提供範例。

　　用法治思維來推進數字治理現代化

　　黨(dang) 的二十大已經吹響了全麵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號角，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全麵提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國作為(wei) 數字化大國，客觀上已經站在了全球數字化發展的潮頭，相關(guan) 立法也不能滯後，迫切需要通過法治手段推進數字治理現代化。

　　全麵樹立網絡法治思維和網絡規則意識，明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數字治理法治化包括立法定規(賦權明責)、各主體(ti) 依法有序運行、公權力機關(guan) 依法監管。數字治理方式帶來全方位、深層次的變革，每個(ge) 人、各類組織都不能置身事外。數字治理法治化必須構建多主體(ti) 協同高效的治理模式，強化政府的主導作用，規範數字企業(ye) 的主體(ti) 責任，發揮行業(ye) 組織的自律責任，調動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監督責任。同時，數字化給全球化帶來了新機遇與(yu) 新挑戰，開辟了全球經濟競爭(zheng) 的新領域新方式，增添了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的新風險，需要通過法治的手段維護國家利益，維護公平正義(yi) 的全球共同價(jia) 值。因此，必須以法治思維、規則意識來構建數字化時代國家治理、社會(hui) 治理的新格局。

　　做到數字治理有法可依，以良法促善治。數字治理法治化，首在通過立法設立紅綠燈、提供清晰的行為(wei) 準則，以法治保障為(wei) 數字化係上行穩致遠的安全帶，打造有利於(yu) 數字化轉型和促進數字化健康發展的良好製度環境。如數字經濟發展中如何更加有效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zheng) ，如何確保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健康發展，如何有效地保障網絡商業(ye) 秘密與(yu) 個(ge) 人隱私、懲治網絡經濟犯罪等，就很難完全照搬現實場景中的法律規製，它需要充分考慮網絡世界的特殊性，從(cong) 而推進數字經濟發展、互聯網行業(ye) 公平競爭(zheng) 、數據產(chan) 權界定與(yu) 共享、數據開放交易與(yu) 收益分配、數據領域爭(zheng) 議處理、網絡信息保護、網絡犯罪懲戒等方麵立法。同時，創新相關(guan) 製度，如突破傳(chuan) 統的一對一勞動關(guan) 係束縛，打破隻以傳(chuan) 統勞動關(guan) 係為(wei) 依據的現行工傷(shang) 保險製度等，使之形成完備的適用於(yu) 數字化轉型的法製體(ti) 係。唯有如此，才能為(wei) 數字治理法治化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依據與(yu) 法律保障。

　　共同營造有利於(yu) 數字化轉型發展的社會(hui) 氛圍。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立法發出清晰的信號，以鮮活的案例教育規範社會(hui) 行為(wei) 。近幾年來，人民法院判決(jue) 了多起網絡欺詐案件、侵害個(ge) 人隱私案件、損害名譽案件，政府有關(guan) 主管部門也處理了一批互聯網行業(ye) 或借助互聯網平台實行的壟斷案件、偷稅漏稅案件等。僅(jin) 以網絡詐騙為(wei) 例，最高人民法院於(yu) 2022年9月6日發布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及其關(guan) 聯犯罪十大典型案例，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有利於(yu) 形塑數字化轉型健康持續發展的社會(hui) 氛圍。

　　數字化轉型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讓數字治理運行在法治的軌道上，必定促使我國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續，進而為(wei)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